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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培于1919年出身一个华侨家庭，祖籍是广东惠阳人，从小在新加坡长大，13岁回国。五、六岁时他哥哥就教他学唱粤剧。回国后在惠阳读中学时，驻广东国民党13军军长的母亲过生日，部队请他去广州参加粤剧团演出，他的任务是打锣鼓。在晚上打了一次，给他15元钱。15岁在惠阳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16岁那年，由于他在音乐上有一定特长，吹拉弹唱都可以来一点，因而被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看中，参加了该台刚刚成立的国乐组。当时国乐组只有8个人。他主要演奏二胡、扬琴等。当时不像现在有录音设备，而是当场演奏直接播放。那个年代，不重视民族音乐，搞民族音乐的人一般都不是科班出身的。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打仗，电台由南京迁至重庆。1937至1938年，为了抗战，他加入了抗战的国民党部队，当过副连长、少尉。还到湖北孝感征过兵。在部队病休了一段时间后又到重庆中央电台。到重庆后，国乐组不久发展成一个乐队，成员由8人发展到30余人。为了适应新的需要，他不仅要演奏，还学习作曲。学习作曲是受到音乐组组长陈济略的影响。他说他记忆力好，悟性好，反映灵活，学作曲会有大的出息。他虚心请教从比利时回国的作曲家吴伯超先生。吴伯超先在上海音专教书，后进电台。吴教的方式主要给教材他学，他做完了作业让吴改。他也经常到图书馆看英文方面的乐谱，还看王光祈翻译的《对位音乐》和张洪翻译的《实用和声学》。那时候他经常是买一个大烧饼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一天，非常勤奋。那个乐队有具体的分工。其中他除了演奏外还负责作曲。参加乐队的还有一批著名的音乐家，有的搞和声、有的搞配器。当时上海已经有和声的小合奏，但没有固定的组织。1938年他加入的重庆那个乐队是有组织的。创作的曲子马上可以合奏，每周集中两次。

张自忠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部下，为抗日捐躯。当时部队为了以张自忠的事迹鼓励抗日士气，宣传抗日，搞了个征文比赛，其中也包括音乐作品。黄锦培受其事迹的感染，创作了管弦作品《碧血英魂》，有幸中奖并得以用管弦队演奏播出，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还奖给了他800元大洋。为此，冯玉祥将军为了表达感激和鼓励之情，还专门设宴招待他。另外，他创作的民乐合奏《华夏英雄》和《怀念》等抗日音乐也流行一时，为鼓舞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

作品得奖以后不久，在重庆的国立音乐学院教务主任三顾茅庐请他去当教授，因多种原因被他谢绝。后来国立歌剧学校的校长王泊生请我去工作，做了半年就离开了。

抗战胜利不久，乐队撤到南京，他没有跟去，而是中经武汉、广州再到香港。到香港后参加了革命，那时他为电影写了和配了一些进步曲子。所以他在73岁退休时办的是离休。1950年自香港返回广州参加土改。本来当时他是想到北京去发展的，因北京当时乱糟糟的没法安置，因而放弃了。

他虽然与广东音乐有缘，但并没有想到要专门以它为职志，因为他的爱好比较广泛。真正从事广东音乐的演奏、创作、研究和教学是解放以后。因为战争年代民乐不可能受到重视。那时民乐发展也十分幼稚，只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北方小调等稍有些影响。解放后，党和政府比较重视民族音乐的发展，不仅成立了专门的音乐院校、民族乐团，还有研究机构，进行了有组织的研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他就可以专门搞广东音乐。他先是到广州华南歌舞团。不久作了一些研究。那时真正开始比较系统研究的是广东音乐家丘鹤俦。他出了一本书叫《弦歌必读》，该书第一次开始用笔把广东音乐用笔记录下来进行研究。后来广州市成立了广东音乐研究组，由黄锦培负责，主要搜集广东音乐的原始素材，在搜集的基础上加一点理论分析。他们共搜集了近200首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1957年还组织了100人合奏这些曲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影响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他应邀参加了一些大型的演出活动。其中，一次到前苏联参加演出，一次到北京参加曲艺汇演。参加前苏联的演出是在1953年。当时组织了52人的演出队伍，这些人都是在全国挑选的。胡耀邦同志是他们的领队，黄锦培是以双重身份参加的，一是作为演员，二是作为翻译。因为在演员中，只有他一个人懂俄语。在访问苏联的整个演出活动中，是他给胡耀邦当翻译。

我问过他俄语是如何学来的？他说那时在重庆，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非常向往延安，向往前苏联，他也是一样。因为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苏联也支持我们抗日。为了能到抗日的前线，他专心学了两年俄语。后来由于要照顾在抗战前线中负伤的伤病员，故而未能如愿。

1958年他参加北京全国曲艺汇演，那次演出是4人组合，主要演奏广东音乐。他负责打扬琴。由于演出很成功，受到全国许多地方的邀请，巡回演出很多场。

黄锦培记忆力惊人，灵性弥足。听说他演奏时，不用看谱，可以得心应手地弹奏数百首曲子。不仅广东音乐的200多首经典曲子他都可以背下来，琵琶演奏的十三大套曲他也能完完整整地背下来。晚年赴加拿大还依然能够教别人。对此，就连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展·爱伦教授也感到惊讶。在加拿大时，有一次，展.爱伦教授说有人想学中国的一种叫“吹腔”的传统乐曲。他说他能教。吹腔还是他60多年前吹奏过的曲子，现在重新吹起来，原汁原味一点也没有变。他在香港谋职时，香港一个民乐团要招一个民乐演奏员，并且演奏的乐器很稀有，连他自己都没学过，为了谋职，他竟然花了三天时间把那乐器学会，顺利谋得这一职位。

上苍把演奏各种乐器的天赋授予他。他籍着各种乐器似乎成为了通往上苍的管道，传递着上苍的天籁之音。他的主专业是琵琶，业界评价他以琵琶指法演奏秦琴的技术，堪称一绝。他还会演奏古筝，二胡、扬琴、钢琴、小提琴、中音提琴、大提琴等十几种中外乐器。不管什么乐器，一到他的手上，就会发出灵性的声音，那一双灵动的手仿佛被上苍亲吻过。

他更是一个具有原创精神的作曲家。他的创作灵感与速度，能匹者难有几希。他甚至不用抄谱，即写即奏。他说他几次都是晚上要演出，下午边创作边排练。

他说吕文成一辈子的创作和改编有1000余部作品，其中留下的200多部创作作品大都成了经典，是他的榜样。实际上他自己也创作和改编了1000余部作品，不少也成为经典。前面说过，战争年代他就开始搞创作，那时围绕战争和其它题材创作较多，很少直接涉及到广东音乐。解放后，由于条件变了，有可能专门从事广东音乐的创作。他创作的经历很长。十几岁就写曲子，先是为国民党中央电台写，继而为香港和大陆电影作曲和配乐，解放后基本上就是以广东音乐创作为主。创作持续到“文革”初期，“文革”中、后期就基本上没有创作，主要怕犯错误、扣帽子。所以，他当时表现得很消极，觉得搞广东音乐没什么意思。

粤剧的创作也是他的一个亮点。1957 年在广州粤剧团，粤剧《搜书院》就是那个时候创作的。粤剧离不开粤乐，没有粤乐就没有粤剧，即所谓无乐不成戏。粤乐在同粤剧结合时，对粤剧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粤乐从粤剧中如果独立出来也很厉害。脱开戏剧，粤乐可自娱自乐。粤剧、京剧可唱可奏，昆剧可唱不奏。粤剧也叫梆子二黄，正如京剧叫皮黄一样。

在他创作所有的作品中，自己最满意的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碧血英魂》等作品外，那就是《月圆曲》《天马雀墩》《万车游行》以及改编的《得胜令》等作品。其中《万车游行》和另外一首粤曲于1958年被选送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曲艺汇演。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为《七十二家房客》《齐王求将》《搜书院》等六、七部电影和粤剧写过主题曲，这些曲子传播很广，影响也较大。

他认为创作最重要的是曲名。一个音乐写出来，一是看有没有曲名，二是曲名起得好不好。广东音乐的每一首曲子都有意义。如《汉宫秋月》《平湖秋月》《步步高》《小桃红》《得胜令》和《双声恨》等曲子，一看曲名就知道。因为曲名有普遍意义，人们就是喜欢听。有的曲名起得不好，人们就不喜欢听。有的曲名别人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中国的作曲家，很多人看不起民族音乐，写了很多交响曲，但就是传不开。人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会写只是形式，最重要的是写出来的东西要有人喜欢。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来，他先后为电影故事片《珠江泪》《虾球传》《国魂》《南海潮》《山乡风云》《七十二家房客》等六部电影作曲；还为粤剧戏曲片《搜书院》、汉剧戏曲片《齐王求将》和记录片《太阳河畔》配乐，对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功不可没。

民族音乐特别是广东音乐创作是他一辈子所心仪的。他创作的《月圆曲》《三宝佛》《晨曦》《山河新貌》《五羊风光》《怀念》《赛龙夺锦》等为代表的五十多首经典之作，曲调优雅纯粹、轻松明快、悦耳悦心、悦志悦神，其影响及至海内外。不仅经常被国内外许多重要音乐团体和个人演奏，还常在国家、省、市、地区电台播放。

黄教授也是一个民族音乐理论家，他出版的论著和发表的论文在民乐界亦有较大影响。他撰写并出版的《粤剧锣鼓》《二胡入门》《扬琴入门》《广东音乐欣赏》等著作、发表的60多篇论评广东音乐的文章以及多篇音乐美学的研究论文已成为音乐学术经典，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他对广东音乐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如在广东音乐在流变问题上他认为广东音乐来源很广，吸收了很多地区民族民间音乐的精华，如江南、南京，北方有一点，外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民族音乐对它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吕文成创制的高胡音乐主要在上海。汉乐从西北、中原来，潮乐也可能从那里来。语言不同产生不同的音乐。广东音乐作为一种音乐文化，很有个性。无论创作还是演奏，每个人的风格、特点都不同。这些尤其是个人的风格和特点是学不来的。他说，刘天一的创作手法他就学不到。

他认为广东音乐相对岭南其它乐种而言发展要快一些。因为广东音乐一是好听，二是好玩。因为好听，所以听众喜欢；因为好玩，演奏者喜欢。听的人多了，玩的人多了，发展就自然快些。他在国外发现，不管是华人还是外国人，喜欢欣赏广东音乐的人很多。在加拿大，当地人尤其喜欢广东高胡音乐，而其它国家如印度的民族音乐就吃不开。国内其它乐种在国外影响也不大。如潮州音乐也是一个很好的乐种，发展也很兴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能像广东音乐那样传得开。

他认为，广东音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善于吸纳其它民族音乐的长处，包括西方。针对现在有人在用或想用西方的音乐技术来改造广东音乐的现象时说：改造必须要有前提，你不能把椅子改造为桌子。你也不能把广东音乐改造成江南丝竹，或把广东音乐改造成汉乐，更不能改造为西方音乐。要是那样就没有什么意思。即便是改造，也是根据广东音乐的素材来改造。用其它的东西来改造，肯定不好听，也肯定没有人去演奏它。

有人称黄锦培教授是“教授中的教授”。此言不虚！因为在他培养的广东音乐人才中，出现了一批教授级的广东音乐家如陈照华、陈茂坚、黄日进、罗德载、陆占豪等。还有一大批活跃在国内外乐坛优秀民族音乐人才。

他于1958年由华南歌舞剧团调到广州音专即星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这种转变对他来说，就是意味着音乐活动的重心要以演奏和创作为主转向以教学为主。当时广州音专刚刚成立不久，需要人才，特别是民乐方面的。调到音乐学院以后，在他和易剑泉等专家的努力下，使民乐系得以创建和发展。当时引进了一批著名的广东音乐家，如易剑泉、罗九香、陈德佢、黄龙练、商华亭、李德鑫、甘尚时、苏文贤、汪荣（琵琶）、林石城、杨新伦（古琴）、饶从举等。大部分是正式调进来的，还有是特聘的。当时，易剑泉当主任，黄锦培当副主任。易剑泉去世后黄锦培接任主任。那时，民乐系由于师资力量雄厚，经常参加国内外的一些音乐艺术交流活动，影响比较大。

1987年，黄锦培在美国西雅图讲学。

就他个人教学看，他教过十几种乐器。培养了许多不同器乐的演奏和教育人才。在星海音乐学院工作期间，他教过扬琴、二胡、琵琶、古筝、贝司、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等。另外，他由于有创作的理论和长期的实践，还给作曲系学生上作曲课。

他讲课的最大特点：一是不照本宣科，自己现编教材，即便是别人的教材，也不是不加选择；二是把最精彩的内容教给学生，更多地是让学生自己学、自己悟。

在他70岁退休后客居加拿大多年乃与认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展·爱伦先生有关。展教授是一个学力功底深厚的民族音乐理论家，他对中国民族音乐颇有研究，多次来中国考察采风。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由于他对岭南音乐的关注，使他们俩得以相识。最初认识是1984年展教授第一次来广州考察期间。当时他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来到星海音乐学院访问黄锦培教授，带了一个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黄锦培发现那个翻译人员对某些音乐的专用名词译得不准，他便加以纠正。这一下引起了展·爱伦的兴趣。其后他们直接用英语对话。他的英文的底子还是在新加坡上英文学校时打下的。由于黄锦培的英语好，加上他长期搞广东音乐，展·爱伦教授很看重他，受展教授之邀，于1986至1987年在加拿大讲学一年多。主要讲的是广东音乐。1990年接着受邀去筹备“粤剧在加拿大100周年”的大型展览活动。主要工作是搜集资料，写文章。前后也是一年的时间。1992年再去的时候，就定居下来了。因为他的第一位太太去世后，生活需要人照料。后来他又找了第二任太太，比较年轻,和她结婚后连续生了两个女孩。这在国内是不容许的。由于孩子的原因，他不得不留在那里。

黄锦培在回顾自己一生坎坷经历时说，他从小就属于“流动人口”，13岁以前在南洋，13岁后回国也一直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只是到解放后才过了一段稳定的日子。但他的适应能力很强，向来达观。他曾摔倒6次，还有一次车祸，汽车从他身上滚过，也没要的命，挺一挺都过来了。真可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黄老在音乐艺术上尤其在广东音乐的创作、演奏、教学和研究中所作的诸多贡献，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美誉度，赢得了海内外音乐爱好者的无限敬仰。人们把“广东音乐第一人”的雅号送给他，就是对他最大的认肯。

一代音乐大师精灵般的“走”了，正像他精灵般的来。他通过音乐把爱的香火燃向人间，然后悄悄“走”向另一个爱的天国。我们纪念他，最好方式就是在心灵上矗起一道祭坛，让他留给我们的这炷香火在祭坛上燃得更旺，直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