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绍兴师爷

2018-08-13徐嘉伟

文学教育 2018年8期

关键词：谋士

内容摘要：绍兴师爷作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友群体，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中国幕僚制度演变发展的结果，又与当地地理和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绍兴师爷精练能干、处事机智灵活，深受幕主信赖。绍兴师爷这个群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疆大吏的地位权势，同时在客观上也削弱中央集权，为形成地方割据创造了条件，颇有汉末谋士遗风。

关键词：绍兴师爷幕友谋士

俗语云：“无绍不成衙，无湘不成军，无徽不成镇”。“无绍不成衙”，指的是官府衙门里绍兴师爷最多。师爷，又称作幕、幕僚、幕友、佐治或佐幕，是指在明清时期，由地方各级官吏自主聘请的一些无官职佐理人员来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等事务。其中因绍兴籍人士入幕多、名气大，故特称绍兴师爷。

一.绍兴师爷的产生与发展

“绍兴师爷”中的“绍兴”，即清代绍兴府，含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县。此处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昔年为越国腹地。及秦汉统一后，老百姓安居乐业，“俗始尚文”、“俗始贵士”[1]。自西晋末年衣冠南渡之后，绍兴因“俗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2]，渐成全国著名文化中心之一。书圣王羲之更是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留下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再加上“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3]，骚人墨客多会于此，“俗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4]。及至元明，绍兴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5]的局面与“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的风气[6]。而绍兴出过的文武进士，人数竟超过两千。绍兴师爷正是在这种人文熏陶下出现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绍兴师爷腹有才华。

明代第一才子徐渭更是被尊为绍兴师爷之祖。袁宏道的《徐文长传》记录了他的幕友生涯：“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而他的幕府经历，正是无数绍兴师爷的写照。

幕府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用人行政制度。“幕府”最早见载于《史记》。《史记·李牧传》有言：“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此中“莫府”，实为“幕府”的讹音。[7]至宋，人将“入幕之宾”称为“幕僚”、“幕客”。至清，更是出现了“幕友”一称。而“师爷”一词，出于明清。本质上“师爷”正是“入幕之宾”。可见二千年来，虽称谓各有不同，然这种谋士性质的职业本身并无多大改变。这种人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吏”，其身份地位颇高，不仅于地方大员重要，对国家的地方政治和政治总体局势都产生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调节着地方政治，使地方行政能顺利、和谐地运行，保障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此点，与那些地方郡望的作用頗为相似。

但随着幕府制度的不断发展，至清朝，由其发展出的幕友制度与之出现了巨大的不同。此前的幕府制度是封建统治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入幕之宾”属于国家正式官员，享有俸禄，其“姓名达于台阁，禄秩注于铨部”[8]。从春秋晋国的张孟谈（后来辞去官职，退还封地，隐居负亲丘）助韩氏、赵氏、魏氏结盟反攻智氏后获官封土的例子中便已可见幕府、幕僚的性质。至秦汉时，幕僚授官已成为规定，如萧何拜为相、郭嘉担任司空府军师祭酒等。而郭嘉的这下职位更是直接表现出了他幕僚的这一身份。由“司空府（曹操府邸）军师祭酒”可看出当时“入幕之宾”都有官职在身，哪怕官职不够也要造出一个官职来（“军师祭酒”一职本为曹操造出来的）。而清代的幕友制度则非隶属于官僚行政体系。幕友无官职官俸，他们只是地方主管官吏聘请的私人顾问、参谋或秘书，清代有名的师爷如邬思道、秋桐豫、娄春藩等人，虽然名扬天下、身价百万，甚至受到皇帝的关注，但他们很少亲自涉足官场，仅待于幕中。

清代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雍乾时期，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平定各地叛乱，招揽大量人才，绍兴师爷藉此纷纷入幕，如上文提及的邬思道正是此时的代表，在此不再赘述；而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为适应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大员不得不广收幕僚，这为绍兴师爷进一步壮大提供了新机遇。尤其在镇压太平天国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地方大员多方收罗人才，广招幕友，这为绍兴师爷入幕提供了良机，也就出现了绍兴师爷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如曾国荃的师爷章士杰即为会稽人士；张之洞的师爷马家鼎亦为会稽人士；左宗棠的师爷程埙为山阴人士。

当此之时，绍兴师爷也因其处事灵活、练达、圆通，深受地方大员重用。山阴县娄春藩先后入幕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的师爷，在其任李鸿章师爷时，专办奏折、刑钱、河工、盐务等公务，深得李鸿章赏识。绍兴师爷深谋远虑，未雨绸缪，虽无“负手算尽天下事”的本事，但“权倾谈笑变，妙计敛藏于袖”[9]的本领赞襄幕主，使其地位权势得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削弱中央权力，颇有汉末谋士遗风。是时，绍兴师爷势力发展至巅峰。

然此后，尤其至清末，绍兴师爷逐渐失势。当是时，清王朝推行“变法”、“新政”。1902-1906年间，清朝大量裁撤各级官吏，迫使大量绍兴师爷离开幕府。此举大大弱化了绍兴师爷的影响与势力。再者，1905年科举制废除，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此后，办学堂与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与各地海外留学生，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这一群体接受的新教育、新思想，在国内逐渐取代了绍兴师爷的职位，凭着他们学习的新手段，使绍兴师爷刑名、钱谷两大优势丧失，从而取得了政坛优势。而绍兴师爷却因这一变故而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其影响微乎其微，其势力从此一落千丈、一蹶不振。

二.绍兴师爷的成因

绍兴师爷虽然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奈何复杂的社会背景阻碍了他们的求官之路，从而将他们推至了幕友之路。纵观绍兴师爷的成因，大致如下：

1.人多地少，生计艰难。绍兴地处江南，其地理特征为“三山六水一分田”，本就不利于农业发展。再加上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等使得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导致绍兴人口急剧增加，加剧了人地矛盾。宋朝时，“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10]。据王振忠先生考究，“早在16世纪末，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就已经达到了极限”[11]。清代时，“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12]。长期的耕作，使得土地地力下降，粮食单位产量逐渐降低。再加上生产工具依旧较为落后（明清时生产工具几无太大改变与创新），导致生产力并无多大发展，人民生计日发困窘。为了生存，只能另谋生路，放弃耕作，有的外出经营、有的为人作幕。

2.科举艰难，竞争激烈。绍兴身为“名士乡”，崇尚读书、追求功名早就成为绍兴风尚。据《绍兴士志》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绍兴“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13]从顺治元年（1646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绍兴举人多达656人，占全省15.5%，而本籍进士也达505人，“居全国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14]竞争如此激烈，绍兴人中举人、进士无疑比别处要困难许多。就算高中，但官职毕竟有限，许多高中者只得先为人作幕，以待机遇（据载，清朝时有预备官员一生都未等到转正的机会）。而那些落榜士子，有些人便放弃了科举，也转而作幕、经商。虽然高中困难，但一旦高中，荣华富贵随之而来，便会有更多人热衷于读书。如此，就形成了源源不断的幕友来源。

3.前辈名扬，上流赏识。绍兴师爷之祖徐渭曾为胡宗宪“草表”，“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15]。沈文圭被皇太极召见，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策略且多被采纳实施。邬思道先以游幕为生，后为河南巡抚田文镜“罗而致之幕下”[16]，助田文镜名扬天下，得圣眷。雍正曾在田文镜请安折上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使得以邬思道为代表的绍兴师爷更是身价百倍。后“邬先生去大梁，他督抚闻邬先生名，争以厚币聘之”。为绍兴师爷广泛入幕造就了一次契機，也使得更多绍兴人为幕友之路所吸引。

4.各通声气，互相提携。绍兴人对乡缘、血缘、师缘等亲缘关系十分看重。绍兴老乡互相提携、推荐，而遍布各地的绍兴会馆也具有“准师爷之乡”的性质。甚至有的会馆还开设的相关的“训练班”专门培养师爷[17]。此外，师爷们还互通婚姻，加强彼此的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颇有汉末“世家”的味道。“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18]，使得绍兴师爷的势力和影响不断发展壮大。

5.顺应时势，把握机遇。第一，满族在入关、统一全国中认识到了汉族士子的重要性，这为师爷的出现提供了国家政策的可能。第二，清朝时文字狱多发，科举制僵化，科举优胜者不善处理政事，只能依靠文治武功双全的幕僚。第三，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民族矛盾的加深、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清朝统治动荡不安。为了应付危局，各地官员不得不招揽更多师爷。第四，绍兴素为文化之邦，绍兴人精明能干，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具有处理各种政事的能力。

三.绍兴师爷的作用

绍兴师爷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深谙谋士之道，不仅能力超群，擅舞文墨，而且城府极深。他们长袖善舞，翻云覆雨，一字逆乾坤，一笔倒黑白，有“刀笔吏”之称，因而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视。

1.谋已。绍兴师爷入幕，首先谋得自身性命，修身养德，塑造良好的自我。万枫江在《幕学举要·总论》有言：“大约主人信任一分，则勇往一分，可以任劳，可以任怨。若是主人有疑心隔阂，则退缩收敛，不必图功，立身于无过而已”。“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19]，与功高震主的先例，焉知下一刻不会降临在师爷身上？师爷律已立品，也是有防人忌恨敌视的一层因素在内的。

2.谋人。师爷忠心事主，为主效忠。汪辉祖曾在《佐治药言》中写道：“岁修所入，实分官俸，亦在官之禄也。食人之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以福之？……而视其主人之休戚，漠然无所与于其心，纵无天谴，其免人谪乎？故佐治以尽心为本”。邬思道窥破帝心，为助田文镜得圣眷，以文镜之名上疏参隆科多，事果成，“而文镜宠遇日隆”[20]。另，康熙祭禹时，行礼中，浙江藩台不慎将朝冠掉落，被前排与他有夙怨的将军所参奏。此事由浙江巡抚查复。巡抚有心保全藩台，但又不敢得罪这位满籍高官将军，遂密招众多绍兴师爷商议。一师爷拟出八个字：臣“列位在前，礼无后顾”，使此事不了了之。曾国藩的绍兴师爷马家鼎誊写曾国藩请罪折时，将“我军屡战屡北”改为“我军屡北屡战”，使曾国藩反受咸丰夸奖。

3.谋兵。兵者，国之大事。所以兵争攻伐，是绍兴师爷不得不研究领悟的。作为幕僚、谋士，尤其在战争时期，必须要学会谋兵，以助幕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助天下百姓更好地安居乐业。《明史》载：“渭（即徐渭，字文长）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而在太平天国时期，知兵用计的师爷更是数不胜数。

4.谋天下。谋天下，在我看来，倒不如说是谋民生、谋民族。师爷，与当年战国的“士”、汉末的谋士有极大的相似。而真正的士、谋士、师爷并不是仅存着一已私心的人，而是愿以天下为已任者，以民族兴亡为己任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23]倒不如说“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方此才不枉一身抱负。如李鸿章的师爷娄春藩为治理永定河水患，进行多次实地考察，终于制定出一个治水计划。从此永定河水患大减，保住了北京城的繁荣与京都百姓的安乐。而在他主持总督府方案期间，直隶府竟无一冤狱发生。汪辉祖《佐治药言》云：“法在必死，国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纵，其介可轻可重之间者，所争止在片语，而出入甚关重大，此处非设身处世，诚求不可，诚求反复，必有一线生机，可以藉手。”此外，绍兴师爷的前辈也为谋天下民族兴亡做了很好的注解。东汉末年，面对北方蠢蠢欲动的乌桓，谋士郭嘉坚持北伐，不顾身后刘备、孙策的威胁，终于取得白狼山大捷，威震异族一百年。为何要做师爷？为何要科举？为何要为官？初心不为它，只为民耳。王朝的兴衰远没有人民、民族来的重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4]自古是每个有识之士的抱负。虽然绍兴师爷也造成了一些严重后果，如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之风盛行，也在客观上加强了地方割据，削弱了中央集权，破坏了国家的稳定，但他们在总体上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调节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纵观历史可知，绍兴师爷初心为民，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他们最终很无奈，只得长袖善舞，四处周旋。如果可以在利益与百姓间做出选择，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会长叹一声，选择安民安天下。他们本不愿算计他人，出尽计谋，无奈政局水太浊，只得城府比人深。他们本可像其他读书人一样，孤高傲岸，出淤泥而不染。但，他们明白：

“出淤泥而不染，俗也。”

“既出淤泥，念苍生之苦，染之。”

参考文献

[1][2][4]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3]王羲之.兰亭集序.

[5][道光]会稽县志稿，卷七风俗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绍兴县修志委员会铅印本，第1页.

[6][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一风俗志，四庫存目丛书，齐鲁出版社1997，史200

[7]郭润涛.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J].中国史研究，1997，（1）

[8]张纯明.清代的幕制，岭南学报，1949年第2期.册，第556页.

[9]赤血长殷，歌曲.

[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八，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27册，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