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娇娇

内容摘要：英伦才子，唯美主义的倡导者，奥斯卡·王尔德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因同性恋行为挑战了维多利亚权威，被判两年牢狱以及苦役。因而很多学者斥王尔德及其作品是无道德，反伦理的。本文将从伦理学这一批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王尔德生命末年于牢狱中创作的自白式书信——《自深深处》。从这封半情书式自白信中，本论文将从社会观，婚姻爱情观以及艺术观这三个方面来探索王尔德的伦理意识的觉醒与转变。通过对比他入狱前后的不同表现，我们发现王尔德在《自深深处》中体现的对社会现状的思考，对弱者的同情，对家庭的责任以及苦难对于艺术创作的积极作用都是作者新的伦理观的表达，也是对彻底否定他伦理性的一种辩驳。

关键词：奥斯卡·王尔德 《自深深处》 伦理观 牢狱

“有人说我的生活谎话连篇，但我清楚它都是真实的，因为就如同真实一样，决不纯粹也从不简单。” ——奥斯卡·王尔德

用这句话来概括王尔德的一生再合适不过了。纵观其46年的人生，我们见证了他从云端到谷底的沧桑变化。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他逝世前不久，他评论自己为“声名狼藉的牛津圣奥斯卡”。短短数字，我们能看到的不仅仅是他隐约透出对自己多重身份的赞许更是在道德和非道德立场上的模棱两可。作为19至20世纪之交最耀眼的剧作家，王尔德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与他在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相对则是他因同性恋情史而招致的种种骂名。20世纪初，搅得英国上层社会鸡飞狗跳得三次审判最终判处王尔德败诉， 以有伤风化罪监禁两年，自此以后，王尔德这个名字及其作品都被打上了反伦理，无道德的烙印。在两年牢狱生活中，王尔德完成了写给同性恋对象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长信《自深深处》。这封信在王尔德去世后，由其朋友代为出版，虽为长信，但王尔德所希冀的读者却绝不仅限于道格拉斯一人，他希望借此长信，向世人揭开他的真实思想状态。从这样的一封自白式书信中，我们得以窥见王尔德在入狱后思想意识，伦理价值观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我们难以简单地将这封信归类为散文或是自白书，它可以被解读为个人生活的解密，或者写予情人的牢骚式情书，又或者维多利亚社会的一些真实解读，关于艺术和真理，苦难与人生所作的一次哲理性探索。无论哪种，如盖格尼尔所说，“《自深深处》是伟大的，因为我们第一次在王尔德身上找到了至关重要的真实。”（Ragnier，38）正是这种狱中自省，使其思想更为深刻，他不再如入狱前一般叫嚣着“我不认为任何一部作品，任何一个作家会对伦理产生作用。没有作家需要道德上的同情心。所有的艺术都是无用的。”（Oscar Wilde，1962）他开始深刻地思考伦理与艺术的关系，与作家的关系。而这种种的转变，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一一详述。

一.社会观的转变

入狱后，王尔德经历的其中一大转变就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不同认识。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尽管人民起义时有爆发，殖民地与被殖民地的矛盾，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冲突日益恶化，英国人民将这些不完美寄希望于大英帝国的未来中，也理所应当地服从正统权威的价值观。因而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无比推崇道德伦理的时期，哪怕是“残酷的，要求极为严苛的，无论是对叛逆的孩童还是犯了错的成人都绝不宽容。”（Roberts，277）維多利亚人苛刻的道德枷锁并不会使上层阶级改变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反倒他们开始采取“灵活”的手法来应付处理。伪善则成了这一时期维多利亚人掩盖其恶劣行径的面纱。上层社会以快乐为原则编制成一张伪善却暗地里相互勾结，遮掩的网，王尔德流转其中，深谙其道。他一面放纵着自己声色犬马的生活，沉浸于对一切感官美的追求中，感慨这世上他唯一不会拒绝的东西就是诱惑本身，高歌着“政府的最佳组织形式就是无政府状态。”（Oscar Wilde，1966）一面又乐此不疲的在他的作品中抨击维多利亚社会规范，道德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责难。王尔德挞伐之犀利当然与他的爱尔兰身份不无关系，爱尔兰与英国的敏感关系让王尔德始终有身处英国却为异乡人的疏离感，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并不是英国人，我是爱尔兰人，这就是另一回事了。”（Wilde，2005：21）因而，对维多利亚社会的谴责成了对祖国家乡某种意义上补偿与慰藉。这也就不难解读为何当王尔德同性恋事件东窗事发后，整个英国社会高度一致地站成统一战线，将矛头直指这位曾经的宠儿——王尔德了。“19世纪40年代期间，因同性恋被判刑的仅有12到18例，其中上层阶级更是寥寥无几。”（Radzinowicz 330）不难看出，敏感的维多利亚人对待不光彩的同性恋更多的是采取遮盖而非揭露的方式，为了维护上层阶级的体面，对簿公堂的事件是少之又少。而王尔德的败诉，其同性恋行为只是名目，究其根本，却是此次事件带来的社会影响之恶劣，以重惩王尔德为例，来维护其标榜的伦理道德准则。入狱后的王尔德意识到同法律以及道德准则抗争将会付出怎样惨重的代价，他也曾诘问审判过程有失公正，但内心深处还是有了敬畏之心，他开始领悟“一个人在黑暗中做的事总有一天会在阳光下被揭露的”（De Profundis）。妄自菲薄地蔑视权威礼法只会让他吃尽苦头。在反思自己行为乖张的同时，王尔德以自身在牢狱中的所见所闻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一、他认为监狱制度最大的缺陷是使得人性被体制化。“对于监狱生活而言，永无止尽的限制造成的最可怕后果不是他摧残了一个人的心而是将他的心变得如石头般冰冷。（67）牢犯并不是发自内心的醒悟而是体制化管理下的顺从。此外，服役人员刑满释放后与社会难以接轨也是监狱制度不完善的一点。在王尔德看来，从牢狱出来的一刻也就意味着被社会彻底抛弃的开始。而这恰恰是社会最应该发挥其功能的时候。如何让牢犯被社会重新接纳并再次发挥其社会功能才是最重要的。王尔德的思考对今天的法律体系仍有重要的价值。他呼吁不论社会还是法律应当给予罪犯特别是未成年人更多地帮助与引导。在《自深深处》，他多次表达了自己对耶稣的认可与敬佩之情。当然不能把这种认可与敬佩视作他从一个离经叛道的浪荡公子哥变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这种崇拜单纯地来自于耶稣对众生的同情与怜悯令王尔德为之感动，也是王尔德一直追求的伦理与道德观。“耶稣的道德就是同情，而这应该就是道德真谛。”（Wilde 1999：80）也是这种同情与爱，让王尔德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得失，而将视角投向了更多的下层人民，这些无不体现了王尔德伦理道德意识的觉醒与提高。

二.家庭婚姻观的转变

王尔德在《自深深处》中另一个较大的转变体现在他对婚姻爱情态度的转变上。他开始第一次认真地审视与情人道格拉斯的关系，和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失职。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名门望族的王尔德于1884年与门当户对的康斯坦丝结婚。生性不定的王尔德在婚后不到两年就认识了正在剑桥就读的道格拉斯。虽为男子，长相却极为清秀的道格拉斯很快便与王尔德色授魂与，王尔德的地位与财富极大地满足了道格拉斯的虚荣，而王尔德更是痴迷于他的年轻与活力。他亲昵地唤他为“波西”，用绝美的文字赞他如风信子般的纯洁与温柔。于王尔德而言，这份爱是美好的，高贵的，并没有任何的不正常。相反，婚姻于他而言只是维系名誉的空壳，他愈来愈少回家，更不用说担负作为一个丈夫和两个父亲的责任了。两人的同性恋爱很快在上层社会就成了公开的秘密，这是严苛的维多利亚社会的一个禁区，然而，却并不罕见。当这样的一件丑闻传至道格拉斯父亲的耳中时，这个脾气暴戾，因家暴道格拉斯母亲而与其早已离婚的勋爵开始大做文章，处处攻击王尔德。他将自己化装为一个护子心切的父亲，以寻求社会的袒护，而道格拉斯和王尔德却深知他不过想借王尔德名声来进行炒作。全然不顾王尔德将置于何种境地，道格拉斯执迷于与父亲的这场拉锯战中，并鼓励王尔德将自己父亲告上法庭。王尔德就这样成为了父子相互仇恨的替罪羊，最终身败名裂，妻离子散。王尔德的母亲，爱尔兰颇有名气的爱国主义诗人，无法忍受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英格兰才子锒铛入狱，不久便阖然长逝了。康斯坦丝在无果的等待与一次次的原谅后最终向王尔德提出了离婚，并剥夺他对两个孩子永久的探视与抚养权。所有王尔德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一一离去，王尔德开始意识到因为自己有违伦理的行为毁掉的不只是他自己以及他所有的家人，甚至是王尔德家族的名声。“我的父亲和母亲曾给了我一个高贵荣耀的姓氏，不仅在文学，艺术，考古和科学领域，而且在我的家乡历史发展中都赫赫有名，而我却永久的玷污了这个名字。”（46）而此时未曾来狱中探视过的道格拉斯却从异国他乡寄来了一封信。当王尔德凝视着信上那个洋气，陌生的署名时，他彻底崩溃了，也明白自己的这段不伦之恋是怎样的滑稽可笑。于是，在《自深深处》，王尔德像一个絮絮叨叨的怨妇般一一细数着到道格拉斯的种种恶行，其一便是在他身上花费的巨额开销并最终导致自己倾家荡产。在王尔德入狱后，他也随即被当众宣布破产。其二，道格拉斯虽长相柔美，性格却遗传了暴戾的道格拉斯血统，易怒且难以控制，且生性冷漠。其三也是最令王尔德哀惋叹息的一点便是道格拉斯的极度依赖迫使王尔德在戏剧创作中进展相当缓慢，“对于总是允许你成为我和艺术之间的阻碍，我感到极大地羞愧与自责”（7）。最后，也是压倒王尔德的最后一根稻草便是道格拉斯意图出版二人的秘密书信。想到这些被王尔德视作珍宝，甚至他认为可以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相媲美的情诗将被公众视为淫秽之物加以抨击，他怎能不痛心疾首，好在他及时制止了道格拉斯的愚蠢行为。基于以上几点，狱中的王尔德清晰地审视了这段不伦恋，也深深地哀叹着“我最为自责的是道格拉斯带给我的彻底的伦理上的堕落”（9）以及“他对我在伦理道德上的毁灭甚至是超越艺术上的”（11）。这种伦理意识的觉醒促使王尔德对婚姻与爱情有了自己新的思考。首先，他意识到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意义。在王尔德早前的戏剧中，他眼中的好女人往往是贤淑而隐忍的。王尔德刻意创作此种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作铺垫，他希望即便有一天他的不忠行为被发现，这个社会包括自己的妻子也能选择接纳与原谅。所以他对女性早前的肯定其根本还是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前提上。而当康斯坦丝最终主动提出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永远的离开王尔德时，他才幡然醒悟女性是有自己的独立意识的。她们在家庭与婚姻中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丈夫的包容与原谅只是源自女性崇高的牺牲小我而保全家庭的责任感，却不是她们的义务与职责。“每个女性都应该，本质上，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动机，或者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导者。”（Powell 88）康斯坦丝的决定非但没有触怒王尔德，反倒让他认识到了女性的力量，并钦佩女性的这种自由意志，这个时候他对女性的认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了。其次，从与道格拉斯失败的感情中，王尔德不再囿于自身，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探索爱与恨这两种极端的情感对人的性格塑造所产生的影响。从道格拉斯因被与父亲的仇恨蒙蔽双眼而忽视王尔德对他的付出与爱，肆意伤害亲近自己的人，王尔德明白仇恨会将一个人局限在自身狭隘，封闭的自我欲望中，会吞噬一个人的灵魂，磨灭他的人性直至个人要么纠结于最细微的日常琐事中要么着迷于对物质的索取中。因而，面对道格拉斯父子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伤害，他仍然决定不再恨他们，并鼓舞全人类以爱报怨。“通过爱，我们会变得更加聪慧练达，会比我们现在更为高尚......只有美好的东西才能滋生爱。”（Wilde 1999：30-31）而爱是我们建立伦理道德的最高形式，换言之，讲伦理与道德本质上就是引导人们去向善去相信爱。如斯宾诺莎所言，“一个人，在理性的指导下，能够努力以爱或善良去回报他人的仇恨，这是真正具有最高美德的神。”王尔德在爱情中获得的这种觉悟体现他伦理意识的巨大转变和升华，这也是《自深深处》这封长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所在。

三.艺术观的转变

王尔德最高的艺术成就在于他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他入狱后，随着在社会观，婚姻爱情观方面伦理意识的改变，他对自己艺术创作也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并对未来的艺术创作进行一些修缮。唯美主义的宗旨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除了服务自身外，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束缚，包括道德，宗教，政治等等。唯美主义在英国的提出与功利主义是不无关系的。当功利主义试图为所有事物都谋求一种功能时， 这对文学与艺术的打击是巨大的。艺术的存在是绝不能用“有用”或者“无用”来衡量的，那会抹杀了艺术的生命力。因而唯美主义将文学艺术从功用的枷锁中拯救出来是伟大的，只是唯美主义代表人物们渐渐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他们错把感官享受当作美的源泉，混淆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最终剑走偏锋，违背了唯美主义的初衷。以王尔德本人为例，他不遗余力地挖掘着道德标准以外所有的感官享受，他认为将生活艺术化是进行唯美主义创作的基本要求。受其老师沃特·佩特德影响，王尔德早期的艺术观可归纳为：艺术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艺术优于现实；以及艺术除了自身外没有任何其它目的。这里的“其它目的”王尔德直指伦理道德的束缚。他早期的艺术观则是主张艺术与伦理的水火不容，他宣称“我不认为有任何一本书或一部作品会对道德产生何种形式的影响。”以及“没有艺术家需要道德上的同情，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不可原谅的。”（Wilde 1966：1136）显然，王尔德忽略了一个作家所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他不认为对人类同情与悲悯是艺术创作的动机，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对人类悲苦生活的挖掘，这也是他的作品无法同最为伟大的作家们相提并论的原因。此外，王尔德主张艺术是谎言，是生活不真实的反映，是描述美好的不真实的事物。在王尔德看来，艺术应当是与现实脱节的，“艺术始于对纯粹想象出来的事物的抽象描述，它是同不现实的，完全不存在的事物打交道。”（Wilde 1078）这种观点将唯美主义局限在了自身的象牙塔内，缺少了现实的根基与土壤，是难以长久持续的。在雷丁监狱的两年，王尔德有了完整的时间来重拾起他对艺术的热情，也深深懊悔他被现实粗鄙的激情而毁掉了自己美好的艺术王国。而对耶稣的重新认识进一步推进了他艺术观上的转变与升华。耶稣对王尔德的影响不仅来自于如前文所述的耶稣对众生的同情与包容，此外，在《自深深处》中耶稣还被视作一位最具代表的唯美主义者，因为耶稣主张“人们应当过花般艳丽的生活”以及“人们不仅有权利去描述美好的事物，还应当让其他人也去描述美好。”（79）王尔德将耶稣与唯美主义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是试图在耶稣与自己之间架构其一座桥梁。以使耶稣成为自己的发声者。我们可以看出，追求艺术美，对生活保持想象力仍旧是王尔德坚持的艺术观核心所在。但他从耶稣身上所获得的新启发是：即便历经生活磨难仍不能放弃对美的追求。而在这个阶段王尔德对美的理解已不同于入狱前的狭义理解。这里的美是除了形式美以外还兼具的核心美，是一个人被苦难洗礼后的洁净灵魂。也是王尔德对早期艺术观中片面追求形式美的一个矫正与补充。他渐渐意识到“艺术家追求的一种存在形态是形式与灵魂的合二为一且不可分割，其中形式是灵魂的表达。”（65）艺术的形式美是由其丰富的内核所提供的。艺术只能由内在的完美所体现出来。而时代的精神，道德以及社会现状都会影响艺术的形成。换言之，艺术的核心美是与现实分不开的，因而王尔德在信中感叹道“我们一直忘了水能纯净，火能淬煉，地球才是孕育一切的母亲。艺术是月亮，是伴着地球的影子。”（111）另外一大转变则是王尔德对于苦痛以及磨难的挖掘。而苦痛与磨难应该是艺术的更高形式。“所有有着艺术鉴赏力的人应当随着但丁一同被放逐，去了解盐是怎么成为穷人的面包的。”（70）从但丁的《神曲》中，王尔德看到磨难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以期从悲苦的生活中获取凤凰涅磐的新生。王尔德人生的突转急下，让他真切地触碰到了他从未体验过的另一种人生，也是大多数人的人生。“我过去完全是为了快乐而活。我抛弃不论什么样的苦痛。而苦痛，如它所教会我的，才是我新的艺术。”（64）从个人的磨难到狱友以及更多下层人的苦难生活，王尔德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于苦难的顿悟，对于罪犯以及弱者的同情使他的艺术观融入了更多的伦理性。他认识到仁慈才是艺术创作追求的终极目标。“在牢中，仁慈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出去后也会时常记起我在这儿获得的所有友善，并将我的谢意寄予许许多多的人。”（85）牢狱之灾断送了王尔德的艺术生涯，却也塑造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王尔德。正如乔伊斯所言，“罪是‘幸运的，因为它开辟了一条回归上帝的路，只有通过自身的罪，一个人才能领悟神圣的真理吧。”（Kiberd 282）

四.结论

纵观王尔德的一生，是短暂却极其不平凡的。他以浪荡公子哥的姿态反抗维多利亚社会的伪善，致使他成为众矢之的。最终，他被自己深不以为然地社会伦理审判并送至监狱。《自深深处》是灵魂的自白书，是对消逝的荣耀的缅怀，其中交织着爱与恨，同情与原谅，希望与失望的复杂情感。然而更重要的，信中彰显着他对社会，对婚姻爱情以及最为重要的艺术创作的新认识，新思考。对监狱制度改革的设想，对牢犯的同情，对爱情在婚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肯定，对女性的新认识，对艺术与现实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肯定，对悲痛给予艺术创作的新源泉以及认识到同情与仁慈才是伦理的最高形式，这些无不体现入狱后的王尔德伦理意识的苏醒与提高。只是从雷丁监狱被释放后的王尔德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病逝于法国的一家小旅店里，但这个始终矛盾的英伦才子永远地活跃于文学殿堂中。

参考文献

1.Gagnier， Regenia. Idylls of the Marketplace： Oscar Wilde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 Aldershot：Scholar Press， 1987.

2.Kohl， Norbert. Oscar Wilde： The Works of a Conformist Rebel. London： Cambridge UP， 1989.

3.Raby， Peter.，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Varty， Anne. A Preface to Oscar Wilde.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5.Wilde， Oscar. Collected Works of Oscar Wilde. Shanghai： Shijie Tushu Press， 2011.

6.De Profundis &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London：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9.

7.The Letters of Oscar Wilde. London： Ruper Hart-Davis， 1962.

8.戴维·罗伯兹：《英国史·1688年至今》，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

9.刘茂生：《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湖北：华中师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10.陆建德：“声名狼藉的牛津圣奥斯卡——纪念王尔德逝世100周年”，《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76-85页。

11.聂珍钊：《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1-502页。

（作者单位：铜陵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