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波

摘 要：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人中，生于中唐时代的白居易以其平民化的现实主义诗歌风格璀璨夺目。他是杜甫有意识的继承者，也是杜甫之后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诗歌高潮。

关键词：白居易 现实主义 平民 精神

白居易生活在辉煌唐朝黯然落幕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迫使文人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另一方面，社会还是比较稳定，并曾一定程度上获得全国统一，也为文人们的改革现实带来一线希望。这就为像白居易類的文人提供了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旨的文学创作根源和土壤。在白居易前面，涌现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张若虚、陈子昂等著名诗人，还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常健、祖咏、王昌龄、王之涣、李颀、崔颢、李白、杜甫等诗坛巨匠。白居易在这些巨星之后却独放异彩，提倡和推动诗歌的“新乐府运动”，将现实主义创作推向了高潮，其《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等不朽的诗篇，形成了清新自然、明白易懂、平易近人、感情丰富、含义深刻的风格特征，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为丰富的唐诗锦上添花。

一、白居易的思想和文学主张

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频繁的战乱，贫困的生活，使其接近人民，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有着重大的作用。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要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

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总结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认为诗歌首先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也就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声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其诗论的核心。这是他创作的指南，而且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标准和领导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其次，他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也”。（《策林》六十九）强调“感于事”“动于情”。其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与元九书》）。其四，他强调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据说他每写一首新诗，都要到街市上读给平民群众听，他们都听懂了，他才觉得可以。正是白居易的这种创作风格，使其诗歌在当时的民间就广为流传。

二、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内容

白居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主要分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

讽谕诗成就最高，“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生活。从“惟歌生民病”出发，广泛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一是对农民的同情：“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观刈麦》）；“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量。”（《杜陵廋》）二是对妇女命运的同情，“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上阳白发人》）三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的揭露。“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翁》）。四是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江，今日边防在凤翔！”（《西凉伎》）。

感伤诗形象鲜明，情感丰富。最为著名的就是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白居易三十五岁写成《长恨歌》，诗的前半部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后半部充满同情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歌颂他们坚贞专一的爱情。作者四十五岁写《琵琶行》，通过写琵琶女生活的不幸，结合诗人自己在宦途所受到的打击，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声。社会的动荡，世态的炎凉，对不幸者命运的同情，对自身失意的感慨，这些本来积蓄在心中的沉痛感受，都一起倾于诗中。诗人在这首诗中着力塑造了琵琶女的形象，通过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艺人的悲惨命运，抒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

闲适诗清新自然，明白晓畅。通过对平淡生活、琐碎小事的描写，表现其随性逍遥、知足保和、委化顺性、“此心安处即是吾家”的人生态度。以闲适诗为考察基点，可以窥探出白居易思想精神中蕴含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意蕴以及由此产生的"委顺"精神。如“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观稼》）

杂律诗含义深刻，内容广泛。其中有价值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三、白居易诗歌的平民化特征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

这些诗歌主题专一明确，对比鲜明，叙事与议论结合，运用外貌和心理刻画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语言通俗，平易近人，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功用。《长恨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叙事融合无间，标志着白居易诗歌艺术成熟的高峰。《琵琶行》在艺术上的成功还在于运用了优美鲜明的、有音乐感的语言，用视觉的形象来表现听觉所得来的感受；萧瑟秋风的自然景色和离情别绪，使作品更加感人。

四、白居易诗歌风格的影响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白居易距离我们一千二百多年了，但他创作的不朽诗歌却穿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块永久的瑰宝，熠熠生辉。当我们咏诵“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些经典诗句时，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白居易忧国忧民的悲天悯怀，发扬文学作品“为时”“为事”而作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