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整改。就你们村的条件，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完全有条件改善好。如果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这件事还要告诉乡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否则，他们要负‘连坐责任！”

1984年，周伟思采访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并撰写了报告文学《而立之年》。

《而立之年》是这样结尾的：“是啊，只有当一个人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我们才能充分地衡量和评价他。而他，随时准备接受最大限度的挑战。一切，刚刚开始。”

“想到基层为老百姓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1984年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周伟思）来到正定县委办公室，负责采访县委书记习近平。习近平开门见山地说：“我来正定两年，没做多少事情。你既然来了，咱们还是交流一下。你觉得有意义就继续，如果价值不大，就当聊聊天吧。”习近平这番话，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很随和，说话也实在。

我问习近平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放弃这么好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呢？按照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人们可能会回答“为了深入基层锻炼”“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等等。但他并没有说那些绝对正确的套话。

习近平对我说，他回到北京后，在清华上学期间也好，到军办工作后也好，节假日偶尔会参加一些同学、朋友的聚会。这些聚会，也多是知青“插友”的重逢。他那些发小和同学基本都是高干子弟。许多人对自己在插队时所遭受的“苦难”，或多或少产生了一种“补偿心理”。不少人想：我本不该受那么多罪，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弥补的机会，应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就会注重物质享受，安于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