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寞琰

二十六岁的我正在一家律所做案子，主任常给我一些法律援助的案子。其中有一桩涉嫌故意杀人案。

当事人四十岁，看起来并非凶神恶煞，实难想象他和一桩杀人案有关联。

见到我，他哼了一声，眼珠不停地打转，冷冷地说自己已是众叛亲离，而他自己认为，他最多只是过失杀人。

打了几次交道，他大概确认我不是法院安排过来套话的人后，才卸下防备，恳求我去探望一下他在农村上学的孩子。他声音哽咽：“孩子好几年没穿过新衣裳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面黄肌瘦，该怎么办？以前只想着自己憋屈，从来没考虑过他的感受，这才是最大的犯罪。”

我转了好几趟车，终于到了他曾经居住的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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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正好想做一个关于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课题，我便与校长商量，如果学校缺老师，我可以支教两个月。

校长说，“那最好了，那个班一直是我在兼着，平时校务繁忙，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去照顾那孩子的情绪。”

受害人是当事人的妻子。这件事在学校早已传开，各种版本的演绎散播着。

孩子叫文文，十一岁，总是耷拉着脑袋，脸上一些被抓过的血痕才结痂，右脚在地板上来回摩擦，说话声音很小。“你会把我爸爸弄出来吗？”说完这句，他就不再开口。

我到的第一天，文文将班上另一位学生给打了。被打学生的母亲气势汹汹地来到教室。当时我正在讲课，她不管不顾地就将文文拖了出去，骂道：“杀人犯和婊子的儿子能是什么玩意儿？”

我怒不可遏，她堆着笑脸说：“不是针对你，更没有冤枉他，他爸杀人之前还是个赌鬼，不是打牌就是打老婆，总要打一样，欠了人家好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