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咏戈

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反腐成果累累，人们拍手称快，也不乏“一声叹息”。比起反腐败斗争的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当下反腐题材创作并不相称。究其原因，在于一些作品过分纠缠在腐败案件本身，以事件代替了文学的人性勘探，切入点也相对单一。尽管在“文学是人学”这句话面前，人们可以像对待任何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学定义一样提出种种挑剔，但毕竟还得承认是它一语道破了文学的本质。一部文学发展史，正如丹纳所说的，就是一部不断地向人类精神深度开掘的历史。文学价值等级的每一级，都等于人性开掘的等级。如何使反腐题材的创作渐入佳境，在人性上探幽抉微，是摆在作家面前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方面有时能够从军旅创作获得一些借鉴。军旅创作，新时期如有突破的话，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胆触及军内矛盾，像《高山下的花环》，大胆写了边疆战争打响后，上头却要将高干子弟赵蒙生调出作战部队，牺牲的只有梁三喜、靳开来等“高粱花子”农村出身军人，军内矛盾这种尺度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就是对军人的人性刻画。《西线轶事》之所以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在于细致描写了战争中的女性美，就连写越南女兵也没有脸谱化。这两个方面的突破使军旅文学在新时期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反腐题材，开始大家都在比“尺度”，腐败分子写到什么级别，从省部级到副国级，甚至更高，不能说这样的写作不需要，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