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伯

听不懂一门语言的感觉形同踏进了地狱。这是我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的感受。

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1年，能够比较流利的使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则完全依赖抱着书本自学，从未上过学习班，阅读没有问题，基本对话能凑合，但把我放在一群巴西人中间……

巴西葡语是一种节奏感极强、说起来像音乐的语言。字面上很容易理解的内容，嘴里说出来，甚至可能让你一个字也抓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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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是我首次作為体育记者采访世界大赛，我在一家名叫《南方体育》的报纸工作。到达韩国没几天就“出了名”，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看到我在法国队新闻发布会上用法语对法国队主教练勒梅尔提问，把答案翻译成英文告诉韩国同行，之后又在中国对哥斯达黎加比赛前用西班牙语和哥国同行交流。日本同行看我年纪轻轻一脸稚气，觉得我挺有意思。这家新闻社采访了我，发了一篇电讯稿，大概是想夸奖中国，不仅国家队首次参加世界杯，而且随队出来采访的是新一代很国际化的年轻记者。

我在韩国目睹了韩国队依靠裁判连胜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比赛，然后去日本，紧跟巴西队。我并不是采访巴西队的主力记者，当时《南方体育》还雇佣了一位在中国做研究的巴西学者伊利克，他是我大学时代特别要好的朋友。

围绕一支球队有很多人和很多事，总是有伊利克不在的场合，而当时可能又在发生重要的新闻，应该怎么办？我不可能总是要求对方：麻烦您说慢一点。举例说，我遇到了在《圣保罗页报》供职的巴西足球名宿托斯唐，希望请他发表一些看法，但我用葡萄牙语提问以后，他的回答我并不太能听得懂。因此我和伊利克必须时刻保持联系，开始采访以后，直接把手机放在托斯唐嘴边，伊利克在电话另一头进行记录。

这种情况重复过很多次。有一回，巴西老牌报纸《体育报》的同行对我招手，他和另外一个记者截住了80年代巴西国家队前锋卡萨格兰德，一个曾以丰富夸张的场外生活著名的球员。我照例把手机掏出来。这一次，我的两个同行很快开始爆笑，然后我听到伊利克也在电话另一头爆笑，但我还是搞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后来伊利克给我解释，两个巴西同行问，“你在韩国吃狗肉没有？”卡萨格兰德回答，“没有，但我想尝尝这里的母狗。”这么简单的内容我也没有听懂？事实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次，“今日”电台的记者毛罗·莱昂对我说，他觉得韩国泡菜的味道就像……我还是没听懂，到底像什么。周围的人一片爆笑。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是老妓女的私密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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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欧洲杯在葡萄牙举行，我终于有机会锻炼葡萄牙语口语，也找到了突破。但没有很系统地学过一门语言，问题总是多多，更何况巴西葡语和葡萄牙葡语很不一样。

在米兰，我认识了一个娶了巴西太太的超市工人。他告诉我说，米兰的巴西文化中心有价格还算便宜的课程，教的是原汁原味的巴西葡语。其实并不便宜，学费600多欧元，我和女友在意大利省吃俭用，一个月也就只能攒下那么多钱。但我一直很舍得为学习花钱，所以在2005年联合会杯（又是巴西夺冠，又是很多让我感到听力窘迫的场合）采访工作结束以后，我赶紧报名参加了这个葡语学习班。入学之前有一个水平测试，我被分人中2班，这说明我之前自学的葡语水平还不错，这个班上完就能上高级班了。但外语真的就是一个奇特的事情，被断定为“中级水平”的我，实际听力很糟糕。测试成绩不错，纯粹因为那是笔试……老师安娜年轻漂亮，同学都是老人。有一意大利女士在马德里旅居多年，希望多学会一门语言。有一位老爷爷则是因为儿子娶了巴西太太，他希望学会葡萄牙语，可以和孙子双语交流。

学外语，是否系统地学习，差异很大。自学和上培训班，差异同样很大。之前对我来说难度很大的听力，在每周两节课的培训班上，很快就迎刃而解了。

3个月的课程结束后，带着终于能拿得出手的巴西葡语，我期待在2006年世界杯上重新遇到巴西队，哪怕决赛遇上也好。然而，他们在1/4决赛被法国淘汰，我全程跟随意大利队一直到夺冠。

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采访巴西队。2009年联合会杯，我随一个来自全世界的记者团参观南非，坐在球门背后现场观看了巴西3比2胜美国的决赛，近距离目睹了上半时美国队2比0领先和下半时巴西队逆转的总共5个进球。但那不是随队采访。

距离巴西队上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此次远赴俄罗斯，期待桑巴军团的精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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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世界杯，我留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去不同国家游历，采写当地人如何看世界杯。这一次大赛，更未使用葡萄牙语。

理论上，中2班之后还可以上高级班。但我学语言总是这样，一旦开了窍，就会觉得老师教得太慢。巴西已经像一个开了门的宝库出现在我面前，哪还有心思去按照教材学语言？

之后好几年，我从未间断过对巴西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尤其对巴西现代音乐史感兴趣。这些研究，后来汇集成了2014年《体坛周报》的人文专题“巴西水彩画”。据我所知，这是国内媒体唯一一次全面系统地从音乐、文学和足球三个方面介绍巴西文化，没有先例，也没有后来者。

也是在2014年，我第一次去了巴西。由于没有跟队采访任务，我更多时间是在圣保罗、南部三州和米纳斯三个地区游历。

这可能是我所有出外旅行中感到最为宽慰的一次。经过很多年的准备，当我终于到达巴西时，不仅在语言上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自如，而且在文化氛围上也丝毫不感到陌生，就像是回到了老家。

熟悉自如的感觉，也让我没有国内媒体同行谈起巴西时的各种恐惧。我始终一个人行动，自驾车去了很多地方。我想起自己10年前被一门语言拒之门外时的感受，认为太多的恐惧还是和语言的隔阂有关。

唯一的遗憾是那场半决赛。我在巴西各地转悠之后，去了贝洛奥里藏特，观看巴西队和德国队的半决赛。我计划好等巴西进了决赛就去里约。

里约的旅馆爆满，但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尽管第一次来，我却已经把巴西视作自己的主场，各种偏门暗道都了如指掌。我看好了距离马拉卡纳体育场66公里的佩特罗波利斯乡下的一个小旅馆，那个城市曾是王室的夏宫，也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夫妇自杀的地方。我可以驾车往返球场，避开里约的喧嚣。

然而，比赛上半时尚未结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已经感到强烈的胃痛，最后选择提前离场。

后来我想起中文爱说的“事不过三”。我已经在现场目睹过巴西赢得2002世界杯、2005和2009联合会杯，2014刚好不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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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我感到了为传统媒体工作的众多压力和迷惘。但我决定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因为这个行业一直在让我得到收获。

我说的不是钱。十多年的足球记者生涯里，不会挣外快，也不收公关费，我一直过得比较清贫，身上很多衣服也穿了十年以上，现在有了女儿，更感到手头紧张。但这份工作和我从未放弃过的语言学习很搭调，这让我感到另一种富足和充实。

2018世界杯即将到来，意大利国家队无缘俄罗斯。《体坛周报》编辑部让我准备好跟随巴西队，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惊喜。

2014世界杯以后，我曾怀疑未来我和巴西的关系将是彻头彻尾的异地恋，很难有机会再去巴西，或者是再遇上巴西。然而，巴西队就在我的眼前，为了这一次重逢，我从2002年一直准备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