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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重庆地区同乡会初探

2018-08-08傅裕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4期

傅 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 400015)

对于重庆这样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来说,同乡组织在近代城市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在外来人口中发挥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是沟通政府与外来人口的桥梁,也成为两者间矛盾的缓冲地带[1]107。正如劳伦斯·克里斯曼所指出的那样,在前近代时期的中国城市,外来经商者乃是“在不设引人注意的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来管理自己”[2]654,同籍商人往往通过组建行业性质的联盟来实现自我管理。民国时期,旧式商业形态受到新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冲击,一时间以经营传统贸易为主的同业同乡组织遭遇严峻挑战。及至抗战期间,随着重庆对外交通受阻,传统购销网络瓦解,贸易量大幅下滑,以会馆为代表的同乡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力进一步削弱。此时,新设立的同乡会以其昂扬的姿态、包容的格局,不分性别,不分行业,迅速将战时迁往重庆的各籍移民聚集起来,并推举同乡中的军政要员担任理事长。这些同乡会凭借其深厚的政治背景,开展了一系列慈善公益以及救助活动,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同乡会借机一跃而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存在与发展,既是近代重庆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也是近代重庆移民激增时期社会平稳运行的非官方基础。

一、民国时期重庆同乡会概况

民国时期,重庆地区同乡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民国初会馆改组为同乡会,会馆出于保护产业的考虑,一部分会馆改组为同乡会,这类同乡会只是变更名字,内部运营依然沿用传统模式,并且持续对会馆名下产业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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