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伟庆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20年乡村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在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里，包含着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愿景，法治是应有的手段和目的。在法治下乡的语境中，如何让现代的法治理念与功能，融入并发挥其功能于乡村的实际，需要有一个融合的平台和渐进的路径。同时，法治与既有的乡土秩序格局之间需要有一个嫁接的桥梁，而这个桥梁需要满足法治的规则意识和乡土的和谐传统。再者，面对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需要有发端于中国本土的治理经验加以诠释和提炼。发端于乡土的“枫桥经验”无疑是最佳的样本。

理解和发掘“枫桥经验”的内涵与价值，以及在新时代所要承担的功能，有必要回溯“枫桥经验”发展历程及其功能演变。

功能与价值：“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及其功能演变

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从诞生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四类分子”改造诞生“枫桥经验”。196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0月底，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调查核实后，主持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最原始的“枫桥经验”。其主要精神是“捕人少、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就地改造成新人”。11月20日，毛泽东作了重要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至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讲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