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勇进

内容提要：索隐派红学作为红学的重要一脉，迄今已延续二百余年，它的演化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椎轮草创期（1754—1901年）、成熟期（1902—1949年）、海外发展期（1949—1989年）、多元融合期（1989年至今）。在这个发展历程中，这一脉的索隐手段不断演化，其理论意识，亦在与考证派近百年对话中，更趋鲜明自觉。

索隐派红学作为红学重要一脉，迄今已延续二百余年。它的存在自有其学理依据，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发展变化表现在多方面，如索隐手段，从最初粗糙原始的谐音、拆字、简单比附，到后来比较复杂高级的形态，其理论意识，亦在与考证派近百年对话中，愈趋鲜明自觉。本文即拟对此做初步梳理。因此番梳理特重索隐手段或理论意识有所发展、融合、启示后来者，故不拟对各时期索隐诸家诸说一一胪列评述，换言之，本文不是索隐派红学全史，而是索隐红学演化史，下文之论述，亦将在这一维度上展开。

本文认为，二百余年索隐红学演化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椎轮草创期（1754—1901年）、初步定型期（1902—1949年）、海外发展期（1949—1989年）、多元融合期（1989年至今）。划分依据如下：

第一阶段，椎轮草创期，始于1754年，截至1901年。1754年是乾隆甲戌年，目今可见带有脂批最早的《红楼梦》版本，是乾隆甲戌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过录本，而这一重评于甲戌年的本子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带有索隐旨趣的脂批，虽则脂砚斋等人的评阅当早于甲戌年，但因无直接证据留下，因此，本文只能将1754年留下的甲戌本脂批，作为索隐派红学的考察起点。

第二阶段，为索隐红学初步定型期，始于1902年，截至1949年。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梁启超等人对小说社会教化功能的大力强调，实际上成为了索隐批评的理论起点”。其时受功利主义时代风潮的影响，对古典小说做索隐式解读言说者，可称比比皆是。正是在这种时代风潮背景下，出现了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以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鉴真》等索隐之作，与椎轮草创时期索隐红学比，它们规模宏大，体系成熟，并因胡适新红学一派的批判，蔡元培及其继起者寿鹏飞等起而应战，开始了与考证派百余年对话的历史。

第三个阶段，为索隐红学的海外发展期。始于1949年，截至1989年。1949年，中国大陆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新政权，海内外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氛围。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导致了海内外的红学发展出各自不同的面貌。表现在对索隐红学的影响，是在内陆，因被批判为唯心主义，暂时销声匿迹，而在海外，则继续发展，并进入理论的高度自觉期，与考证派的对话更加深入，并有意识地吸纳版本学、曹学研究成果，丰富自家索隐体系。

第四阶段，为多元融合期。1989年5月北京燕山出版社推出霍国玲、霍纪平姊弟合著的《红楼解梦》，该书为内地新时期以来第一部索隐红学著作。这一出版事件，掀开了中国大陆索隐红学发展的新篇章。此前虽早有许宝骙在1981年5月于《团结报》连载《抉微索隐共话红楼》长文，但是，许宝骙的索隐文字理论形态粗糙，大体停留在索隐红学草创时期的倚赖直觉来展开论说的水准，影响亦不大，只在红学届内招来一点有限的批判。而霍氏《红楼解梦》一书的出版后，很快在海内外引起了反响。随后，冯精志的索隐之作《百年宫廷秘史——“红楼梦”谜底》、《大观园之谜》、《曹雪芹披露的故宫秘闻》亦分别于1992年、1993年、1995年推出，内陆索隐红学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此后，索隐红学在海外虽亦不断有新作推出，但发展的中心，已移至内地。至本世纪，中国大陆的索隐红学，更迎来了发展及传播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一 椎轮草创期

正如有研究者所概括的那样：“脂评是红学的总源头，脂评的索隐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谐音方法训读《红楼梦》人名的寓意，二是提示《红楼梦》的历史本事。”这一点，在底本或抄成于1754年的现存乾隆甲戌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过录本中，即有充分体现，且所体现者，又不止于这两方面。

仅以此本第一回为例，就有大量带有索隐旨趣的批语，兹以正文间括号括出的方式，略举数例：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荒唐也）无稽崖（无稽也）炼成高经十二丈（总应十二钗）方经二十四丈（照应副十二钗）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诗后便是此石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据余说却大有考证）。 ……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是金陵），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开口先云势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街，街内有个仁清（又言人情，总为士隐火后伏笔）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糊涂也，故假语从此具焉）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真。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后不注），名费（废），字士隐（托言将真事隐去也）。 ……

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点“红”字）珠（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草一株，时有赤瑕（点“红”字“玉”字二）（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极。）宫神瑛（单点“玉”字二）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

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定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之物，抱在怀内作甚？”……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假话）表字时飞（实非），别号雨村（雨村者，村言粗语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胡州（胡诌也）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

熟悉索隐红学文字者，回看这些批语，一定可以感知到非常熟悉的气息。借数字对应、谐音、拆字、互训、隐事提示以及微言大义阐发，将文本一定程度视同伪装并将意义外指，这些后之索隐家常用手段，在甲戌本第一回的上述脂批中，都可以见到。也正因如此，这些脂批，不但可视为最早的索隐文字，并且，在后来的索隐红学发展历程中，随着考证派新红学大力推出脂批，这些脂批也将进入索隐者视野并予后者以启示，甚至，一些索隐者更直接援脂批为例，来助其索隐（详后）。这既可以说是索隐派红学与考证派新红学对话吸纳后者成果的产物，也是这类脂批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带有索隐旨趣的脂批，并非只见于甲戌本。姑举一例，如庚辰本第十六回，赵嬷嬷道：“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此处有侧批：“真有是事，经过见过。”就是在暗示文字背后自有本事，而甲戌本此回的回前批，更直接声称“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所谓“借……写……”无异于说，文本中省亲叙事只是手段，指向文本之外的历史事件南巡才是目的，这种阐释理路，正是典型的索隐。这些脂批与作品中那些扑朔迷离的叙事，以及“作者自云”的“真事隐去”，一同向读者发出了索隐召唤，后之一些索隐家甚重脂批，实非偶然。

《红楼梦》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开后，关于作品本事的各种猜测，即相随而生，如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张侯家事说，和珅家事说。这些家事说里，论证最充分，也相对系统的，是张侯家事说，见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此随笔写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比程伟元、高鹗印行程乙本只晚一年多，是这一时期一篇重要索隐文献。该随笔《红楼笔记》部分，在简述自己听闻及最终阅读《红楼梦》过程后，接下来道：

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帙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义矣。

这几句完整地记录了周氏《红楼梦》索隐观的形成过程。周氏先是听闻“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此处曰“相传”，而不云“某某曰”，则很可能当时周氏交游圈中持此说者非止一人，明珠本事说本也是当时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周氏劈头先从此传闻说起，一则系以此说为假想论敌，二则，却也无形中受其影响，进入了相同的追索本事的阅读心理定式。接下来，果然，“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也走上了追索本事之路。带着这种阅读心理定式，周氏读《红楼梦》后，向着追索本事影射方向调动文史阅读记忆，“忆少时见《爵帙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以及“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初步形成观点。但周氏称此时“犹不敢臆断”，在“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之后，“遂决其无疑义矣”。

读索隐家之作，通常看到的，往往是劈头即结论，而后就是具体的索隐展开。至于这些索隐者们缘何动念索隐，以及他们的索隐观点最初是怎么形成的，却往往不得而知。而上引周春这段夫子自道，则完整地揭出了这一过程，即受周遭阐释氛围影响，形成追索本事的心理定式，再带着追索本事这一阅读心理定式，在个体的文史阅读积淀里寻找与《红楼梦》文本大致相合者，形成初步观点。正因不同索隐者先在的文史阅读积淀各不相同，他们找到的与《红楼梦》文本大致相合者，也往往各不相同。这就要看随后能否证成其说了。那么周春又是如何论证的呢？在上引“遂决其无疑义矣”之后，周氏语云：

这里能看到的论证方式，不过是例举现实中地名与作品中府名用字相同，和对人物姓氏做拆字，十分简单粗糙。不过《阅红楼梦随笔》中，也出现了复杂形态的论证，如该随笔《红楼梦约评》部分有云：

黛玉二字，未详其义。或云即碧玉之别，盖取偷嫁汝南之意，恐未必然。案香山咏新柳云：“须教碧玉羞眉黛，莫与红桃作麴尘”，此黛玉两字之所本也。我闻柳敬亭本姓曹，曹既可为柳，又可为林，此皆作者触手生姿，笔端狡狯耳。

其中语义转换过程，可提炼如下：

黛玉——香山咏新柳云“须教碧玉羞眉黛，莫与红桃作麴尘”——柳——柳敬亭——我闻柳敬亭本姓曹——曹

这一语义转换过程，与脂批中那些带有索隐旨趣的批语比，就明显复杂得多。不是单一的谐音、拆字、数字对应，而是作品中人物姓名诗文出处、诗题、历史人物姓氏、历史人物本姓等一系列语义转换依据混合使用。这种多环节的语义转换，在后之索隐诸作中随处可见，也惟其如此，方能保证文本中大量的语义元素，皆可与文本外诸多元素，一一建立映射关系。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可以说是较早做此多环节语义转换操作的。

就是通过这一多环节语义转换操作，在周春这里，“黛玉”二字与“曹”形成了映射关系。不但如此，据前引《红楼笔记》部分中的“曹则何以廋词曰林？盖曹本作 ，与林并为双木”，“林”也与“曹”形成映射关系。这样一来，在周春眼中，不但林如海的林姓指向曹，且其女黛玉的名字也通向了曹，既如此，周氏所主张的“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还有什么疑义呢？

周大概意识不到，如果这类多环节语义转换可以不加限定地任意使用，那么总可以通过寻找可用的语义转换依据，以及增加转换环节，在文本内外任意两个语义元素间建立起映射关系，来证成已有的影射结论。这个问题，往往为索隐者们所忽略。不但如此，因这种多环节语义转换要调用各领域知识才能实现，反滋成索隐者之自负。

如周春即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声称：“看《红楼梦》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话京腔尚易，谙文献典故尤难。”是啊，如果不是博学多闻，既知香山咏新柳云“须教碧玉羞眉黛，莫与红桃作麴尘”，又闻“柳敬亭本姓曹”，如何能揭出“黛玉”二字背后的作者命意呢？也正因如此，周氏接着说：“倘十二钗册、十三灯谜、中秋即景联句，及一切从姓氏上着想处全不理会，非但辜负作者之苦心，且何以异于市井中之看小说者乎？”

红学史研究中有种流行的说法，即索隐派红学家们不懂文学，缺乏文学鉴赏能力，才走上索隐之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索隐之作一边索隐文字隐秘，一边称赏文字的，例子很多，其中颇不乏精彩之论，但这一脉的确又有一共性，那就是都将只从作品文学表现手段着眼者，视为下乘，视为辜负、埋没作者用心、苦心，这既可以说是这一脉的共同心理，也是这一脉的理论基石。因惟其如此，揭出作者于小说故事层背后别具之用心，这种索隐读法，才有资格说是最正确乃至唯一正确的读法。而这种揭出，在索隐家们看来又是确实可以操作的，就是他们示范的各种语义转换手段。

如何评判索隐者这种认知心理和各种语义转换手段，非本文重心所在，这里只想指出这一脉的这些特点。正是从索隐红学发展史这一全局观点出发，回看椎轮草创时期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就可以看到，其索隐形态虽简单粗糙，但已具有贯穿其后整个索隐红学史的一些基本特点，和一些问题意识，因此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标本文献。

刊刻于道光三十年（1850）的《妙复轩评石头记》，又使索隐红学发展至更为高级的形态。是书所附太平闲人张新之评点，据《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自云，“计三十万字”，规模堪称宏大，亦已成一体系。其研红主张，在《读法》中概括如下：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

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

《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

《读法》中不但有总观点，且有“演性理”、演《周易》之示例，如：

或问：是书姻缘，何必外金玉而内木石？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恶，故《易》道贵阳而贱阴，圣人抑阴而扶阳。木行东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杀。林生于海，海处东南，阳也；金生于薛，薛犹云雪，锢冷积寒，阴也。此为林为薛，为木为金之所由取义也。

刘老老一纯坤也，老阴生少阳，故终救巧姐。巧（姐）生于七月七日，七，少阳之数也。然阴不遽阴，从一阴始。一阴起于下，在卦为姤。以宝玉纯阳之体，而初试云雨，则进初爻一阴而为姤矣，故紧接曰“刘老老一进荣国府”。一阴既进，驯至于剥，则老老之象已成，特余一阳在上而已。剥，九月之卦也，交十月即为坤，故其来为秋末冬初，乃大往小来至极之时，故人手寻头绪日“小小一个人家”、“小小之家姓王”、“小小京官”，“小小”字凡三见，计六“小”字，悉有妙义。乾三连即王字之三横，加一直破之，则断而成坤。……

张新之的这种读法，不同于索隐红学常见的本事索隐，所以多数红学史家并没有将其归为索隐派，而仅据其逐回评点的行文形式归入评点派。但若照此划分，后来同样采取逐回评点形式的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何以未归入评点派而归入索隐派？且张新之这种读法，固不同于在文字背后索解本事，但视文本为伪装，在文本内各意义单元和文本外各对象间建立一一映射关系，并将其推定到作者意图层面，指为作者有意为之，则与求索本事的阐释理路并无不同，这种阐释旨趣，就是索隐。

这种索隐，如果一定要区别于本事索隐，或可命名为“义理索隐”。所谓义理索隐，不是概括义理，而是将文本内各语义元素分别映射文本外不同的二级三级子概念，而后组装阐发一级概念。这种读法，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它同样源自红学史家评说索隐红学本事索隐现象时所说的中国经学阐释传统；

第二，具体到小说阅读，也有这种义理索隐的实践先例。如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如张书绅的评注《西游记》，特别是后者，“《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三藏真经，盖即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三纲领也，而云西天者，言西方属金，言其大而且明，以此为取，其德日进于高明，故名其书曰西游，实即《大学》之别名，明德之宗旨”，这类读法，更直接影响到张新之。张在《红楼梦》第六回后总评中提出，描摹世故人情，属于小说的“面子”，而隐藏后天《周易》，则属小说的“底里”，接下来张举例说，“写底里正义，《西游记》优为之”，正揭出张氏对《红楼梦》做义理索隐的学术渊源；

第三，对《红楼梦》做义理索隐式解读，在索隐红学演化发展史的椎轮草创时代，亦非孤例。如光绪十三年刊出的梦痴学人的《梦痴说梦》，主张《红楼梦》“乃三教一家之道”“《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演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经义”，即此类也；

第四，在当代，对《红楼梦》做义理索隐，仍有继起者。如崔耀华等人主张，《红楼梦》中的贾、王、史、薛，“贾家代表整个封建贵族社会，当然也包括清王朝在内”，“史家是中国整个历史之化身”，“王家是中国帝王之法的化身”，“薛家代表中国从古至当时社会中商贾‘货殖’阶级对社会发展的关系、作用、性质和意义”，又提出“作品中的元、迎、探、惜是人，也是一种哲学概念”“元，代表‘开元’、大观园之始、诞生，迎、探、惜，代表大观园从产生之后发展的三个阶段”。

明乎以上几点，即可见出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在索隐红学演化发展史的特殊意义：是书既开启了对《红楼梦》做义理索隐之一脉，本身又以其相对宏大且成体系的索隐规模，成为整个索隐红学草创时期的重镇。

不仅如此，张的一些具体索隐实践，衡诸整个索隐红学发展史，亦有值得注意者：

其一，开启了逐回点评逐回索隐之先河；

其二，张氏在索隐过程中反复提出面子底里之说，如“此回底中有底，面上有面。扇却热毒底矣，而有一部《大学》《中庸》在；金麒麟，金玉因缘，借麟为兽头以骂宝钗底矣，而有《毛诗》《周易》一部在。”明确提出作品有多个意义层次，这一思路，也影响到后来的索隐者，如孙渠甫的《石头记微言》，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等，均有类似表述。

其三，张氏分析书中人物及相关情节，特重于藉“影”字来阐发。在书前《读法》中，即明确提出，“凡写书中人，皆从影处着笔”，在逐回评点中，亦反复论证申说，如第二十四回，评云：“小红，黛玉第三影身也。……在黛玉影身五：一晴雯，二湘云，三即小红，四四儿，五五儿”。不但一人可以有多影，而且还可以一人影多人，如第一百八回，评云“书言宝、黛、钗虽结而未结，不能骤止，故用一人三影之湘云，另起炉灶”。那么，人物间这种繁复的影映关系，有何功用呢？张氏认为，据此类影映关系，可知作为宝、黛、钗之影的次要人物故事，其实都是伪装叙事，实际上，这些故事的真正含义，都是指向宝、黛、钗的，如“宝钗挤黛玉、霸宝玉，凤姐党而为之谋、为之成，此作者大不平之处也，故设小红、贾芸一案以少彰报施”，在张新之看来，凤姐帮助宝钗挤黛玉、霸宝玉，所以，就有黛玉之影身小红和宝玉之影身贾芸来报复，如贾芸后来的害巧姐。这种解读方法，如果再跨出一步，将作品内部人物关系间的影映体系变成作品内外人物间的影映，就是索隐派红学中的主流本事索隐一路。不过要指出的是，张的这类读法，并不能全说是其自家发明，在张之前，就已有人阐发过《红楼梦》中人物之间的影映关系，但张的这些读法，确实无形中对后来的索隐派产生了影响，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详后。

最后，《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中提出的“《石头记》是暗《金瓶梅》”之说，亦下启索隐红学之后来者，如阚铎《红楼梦抉微》。

二 初步定型期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大清帝国已经风雨飘摇。这个时期，也是各种新思潮渐渐涌入中国，人们思想剧烈动荡的时代。梁启超藉小说以开启民智的功利主义小说观即出现于此时，受其影响，在小说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以“社会主义”“民权”“去君”“自由”等带有强烈的近现代色彩的政治理念去比附作品的阐释现象，这种现象特征，在对《水浒传》的阐释活动中最为常见，如燕南尚生1908年发表的《水浒传命名释义》一文称：

一、水浒 水合谁，是相仿的声音（谐声），浒合许是相仿的样子（象形）。施耐庵先生，生在专制国里，俯仰社会情状，抱一肚子不平之气，想着发明公理、主张宪政，使全国统有施治权，统居于被治的一方面，平等自由，成一个永治无乱的国家，于是作了这一部大书。然而在专制国里，可就算大逆不道了。他那命名的意思，说这部书是我的头颅，这部书是我的心血，这部书是我的木铎，我的警钟，你们官威赫赫，民性蚩蚩，谁许我这学说实行在世上啊！只这一个书名，就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俟圣人而不惑的意思。……

三、鲁达 鲁是鲁国的鲁，达是达人的达。鲁国的达人，不是孔夫子是谁呢？……

四、宋江 宋是宋朝的宋，江是江山的江。公是私的对头，明是暗的反面。纪宋朝的事，偏要拿宋江做主人翁，可见施耐庵不是急进派一流的人物。不过要破除私见，发明公理，从黑暗地狱里救出百姓来，教人们在文明世界上，立一个立宪君主国，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种读法，在对《红楼梦》的阐释中，也同样可以见到。如平子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愤清人之作，作者“著如此之大书一部，而专论清人之事，可知其意矣”，“其第七回便写一焦大醉骂，语语痛快。焦大必是写一汉人，为开国元勋者也，但不知所指何人耳！”眷秋则认为，《红楼梦》于“异族之辱，黍离之痛，所感深矣！”正是在此时代风潮的背景下，出现了蔡元培、邓狂言等人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索隐之作，它们与这个时期出现的第一部索隐专著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一起，推动起索隐红学第一个高峰。这时的索隐之作，与椎轮草创时期比，总体上规模宏大，体系成熟，且因得现代出版体系之助，传播力度与旧时亦不可同日而语，更因考证派红学之批判，进入现代学术视野。

王梦阮、沈瓶庵的索隐主张，先藉《红楼梦索隐提要》一文发表于民国三年（1914）的《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6、7期。民国五年（1916），乃以《红楼梦索隐》之名附《红楼梦》原著刊行。这部索隐之作的核心观点，据《红楼梦索隐提要》：

然则书中果记何人何事乎？请试言之。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奇女子也……至于董妃……实则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琬也。小琬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琬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濒于危，小琬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

此种索隐主张虽属可疑，但《红楼梦索隐》这部书的出现，在索隐红学的发展史上却有其重大意义。它是索隐红学主流本事索隐一脉中，第一部面世的逐回索隐且自成体系之作。

王梦阮、沈瓶庵的索隐初衷，在《红楼梦索隐》的序言里有充分的揭示。此序开篇即道：

玉溪《药转》之什，旷世未得解人；渔洋《秋柳》之词，当代已多聚讼。大抵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是以子长良史，寄情于《货殖》《游侠》之中；庄生寓言，见义于《秋水》《南华》。古有作者，夐乎尚矣。

在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说法：一是“大抵文人感事，隐语为多”，提出了“隐”在文人创作中的普遍性，为自家的“索隐”确立了学理依据；另一个重要说法是，“玉溪药转之什，旷世未得解人”，这是先提出了一个和后面的“隐”相对的概念“解”，并且，明确地以作者意图的解人自居，并且，指出解人之极难一见。从这句话里可以玩味出很丰富的内容，一则为旷世未得解人之玉溪生辈痛惜，二则自居为旷世难得一遇之解人，何等自负，何等踌躇满志。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读出索隐家的普遍心态，可以读出，何以索隐这种阐释方式会对一些人产生极为强烈的诱惑力。

接下来，很快谈到了堪称“古今之杰作”的《红楼梦》，那么《红楼梦》又有何隐语期待旷世解人来解呢？该序道：

大抵此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谈；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听其淹没，则忍俊不禁，振笔直书，则立言未敢。于是托之演义，杂以闲情，假宝黛以况其人，因荣宁以书其事。

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作者所隐何事，又看到了何以要隐。对后者的描述，自是索隐家不应回避之课题，况且，索隐家们也乐于揭出作者之隐衷。因此，类似的表述，在此后的索隐之作里屡见不鲜，甚至，就作者何以要隐，做成大文章。

在《红楼梦索隐》“例言”里，又可以看到：

诸家评《红楼》者，有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各种，批窍导窾，固无义不搜。然其人用心，大抵不免为作者故设之假人假语所囿，落实既谬，超悟亦非，于书中所指何人何事全不领悟，真知既乏，即对于假人假语，亦不免自为好恶，妄断是非。是书流行几二百年，而评本无一佳构。下走不敏，却于是书融会有年，因敢逐节加评，以见书中无一妄发之语，无一架空之事，即偶尔闲情点缀，亦自关合映带，点睛伏脉，与寻常小说演义者不同。以注经之法注《红楼》，敢云后来居上。

这段例言，又进一步指出索隐的学理依据，即现有之文本，皆为伪装性文本（“作者故设之假人假语”），如果停留在这个层面，那就会“落实既谬，超悟亦非”，不但“于书中所指何人何事全不领悟”，而且，“真知既乏”，即使是对于现有文本之艺术感悟，亦无从说起（“即对于假人假语，亦不免自为好恶，妄断是非”）。如此分说，等于一笔抹去索隐之外其它阐释方式之立足根基，索隐派后为各派合力围剿，亦属必然。这段话里还有一句颇值得注意，那就是“以注经之法注《红楼》”，这可以说是索隐方法论的总纲，也揭出了索隐阐释的学术渊源。

至于作品所用影射方法，王、沈亦有概括，称为“梨园演剧法”：

看《红楼梦》万不可呆板，大抵作者胸中所欲言之隐，不过数人数事，只须笔记数行即可了此公案，尚复有何趣味？惟将真事隐去，演出一篇大文，叙述贾府上下几三百人，煞是热闹。然本事固甚有限，以假例真，倘拘拘一事一人，僵李代桃，张冠不得李戴，则全书不但人多无着而且颠倒错乱，牵合甚难。作者惟以梨园演剧法出之，说来方井井有条，亦复头头是道。盖上下数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角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扮此，或数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数人，或先演后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场即不复问其下一场。

这段话的内在逻辑是：作者胸中所欲言之隐，不过数人数事，但因将真事隐去，演出一篇大文，则生出贾府上下几三百人，如此，热闹固热闹矣，却也带来了影射操作的困难，“倘拘拘一事一人”，“则全书不但人多无着而且颠倒错乱，牵合甚难”，因此，作者藉“梨园演剧法”来脱困，而所谓的梨园演剧法，即后文所说的“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扮此，或数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数人，或先演后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场即不复问其下一场”。

此固亦似能自圆其说，但真实的情况，其实是，王、沈二氏自己推求出的影射意图，因本事“固甚有限”，倘采用“拘拘一事一人”的索隐模式，将面临着“全书不但人多无着而且颠倒错乱”难以覆盖整个文本的困难，“牵合甚难”，因此，二人想出了交叉映射的梨园演剧法来脱困。真实情况如此，只是索隐红学一脉，索隐者们从来都认为自己索解出的影射意图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因此，皆把自己的阐释困境当成作者的创作困境，将自己用以脱困的阐释手段，当成作者的创作手法，这个特点，在上述这段文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王、沈二氏用以脱困的“或数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数人”所谓“梨园演剧法”，实则承索隐红学椎轮草创期张新之的《妙复轩评〈石头记〉》而来。在王、沈二氏的《红楼梦索隐提要》中，有“以《大学》《中庸》讲《红楼》，期期不敢奉教”一语，则王、沈二氏读过张的《妙复轩评〈石头记〉》，当无疑义。而《提要》中的所谓梨园演剧法，就是承张新之一人多影、一影多人这种复杂的交叉影映的读法而来，只是将张于作品内部构筑的人物间的影映关系，转为作品内部人物与历史人物间的影映关系，并随着《红楼梦索隐》巨大的传播力度（该书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很短时间内即印行十三次之多），进入后之索隐者如邓狂言、寿鹏飞、景梅九等人的阅读视野（这些索隐者均评论过王、沈二氏的《红楼梦索隐》），并予后者以启发。当索隐者们无法在文本中的意义单元和文本外的各所指对象间，直接建立一一映射关系，来证明其索解出的作者影射意图时，可凭借此类“梨园演剧法”（或称为“分身法”“合身法”），在文本内外的各意义单元间建立起复杂的交叉映射，来摆脱困境。如王、沈在《红楼梦索隐》里例举的那样：“然小琬事迹甚多，又为两嫁之妇，断非黛玉一人所能写尽，故作者又以六人分写之。《红楼梦》好分人为无数化身，以一人写其一事，此其例也。六人为谁？一秦可卿，二薛宝钗，三宝琴，四晴雯，五袭人，六妙玉。”这就是典型的分身法。分身法、合身法的揭出，极大地方便了后来的索隐家，故后之邓狂言、景梅九、杜世杰、霍国玲、颜采翔等，皆频频使用此类方法。

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于1916年在《小说月报》第7卷第1～6期上连载，1917年正式出版。从现存的蔡元培日记来看，最迟在1894年，蔡元培即已对《红楼梦》产生索隐兴趣，只是他最初的索隐观点并未涉及民族主义，而近于明珠家事说，后受时代风潮影响，乃渐更主张，终至推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的《石头记索隐》。蔡元培的核心主张是：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开篇即从作者意图立论，指出所隐何事，为何而隐，表现出鲜明的索隐特征。

蔡元培的索隐方法，就是在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与康熙朝的某个历史人物间建立起对应关系，并且，确认作者系以前者影射后者。而影射对象，“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除此以外，还可见到分身法的使用，如在主张薛宝钗影高江村的同时，还有如下索解：

第一回称穷儒贾雨村“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每日卖文作字为生。”即江村襆被进都、鬻字大话之影子也。贾雨村“高吟一联曰：‘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即联句被赏之影子也。四十七回薛蟠遭湘莲苦打，“遍身内外，滚的似泥母猪一般”；又说“那里爬的上马去”。即江村自称落马堕积潴中之影子也。

高江村的事迹分写在薛宝钗、贾雨村、薛蟠身上，这正是典型的分身法。不过，在蔡的索隐中，这种分身法用得并不多，多数还是将作品中某甲指为历史中某乙的直接映射，远没有王、沈二氏的《红楼梦索隐》灵活。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余英时视为近代红学索隐典范的代表，但本人更赞同另一位研究者陈维昭的看法，即从索隐红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从索隐方法的成熟、全面来看，他的《石头记索隐》还不能与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相比，也不能与此后的邓狂言等人的索隐相比。

蔡元培的意义，在于他是索隐派阵营中第一位与非索隐阵营论战的红学家，虽然当时蔡元培在与胡适的论战中败北，但这场论战，在索隐红学发展史上之意义仍不容小觑。在此之前，索隐者们多自说自话，无需面对挑战。但从蔡元培起，开始持续地面对论敌的压力，挑战，正是这种挑战的出现，才刺激索隐派渐渐摆脱粗糙的理论形态，开始走向理论的高度自觉，并不断自我完善，向越来越复杂的高级形态演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不能同意余英时借用库恩的“典范”建立起的红学史观，即认为近代红学之一部系考证典范取代索隐典范的典范嬗替史，本文更倾向于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考察文明兴衰时所使用的“应激—反应”理论，认为，恰恰是有胡适新红学一脉的持续批判，索隐红学才得以获得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生机。此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索隐之作，将胡适这新红学一脉作为对话者，在对话中提出和发展自己的看法。这可以说是本文的一个重要观点。

蔡元培在与胡适的论战中，只交手一个回合即败了下来——蔡元培写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再撰《跋〈红楼梦考证〉》答蔡元培这篇自序，此后蔡元培再没有接招。但即使这短暂的一回合，留下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仍有其不可轻忽的意义，它留下了很多有意味的话题。

如蔡元培当年针对胡适的“曹雪芹的自传”和“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曾提出一个问题：“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辞当有分寸。今观第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这句话向为人所忽略，胡适一脉的新红学，对此问题并未能提供完满解答，因此便有后起的索隐者不断据此发挥反击，如潘重规的《红学六十年》，如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皆曾就此申论。

又如面对胡适的《红楼梦》作者家世考证，蔡答说：“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许亦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这种招架，看似软弱无力，但后来的一批索隐者们，正是沿着这条他著曹改说走了下去（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已有此说，但其说系从作品第一回原文所道雪芹增删五次之说立论，与蔡面对胡之批评作反击，不同）。

在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之后，还有其他索隐之作陆续出版。如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919），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辩证》（1927），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1934）。

邓狂言等人几部后起索隐之作值得注意的一些特点是，开始自觉地梳理前人的索隐诸说，并在作者身份及身世的推定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

这方面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书主雍正夺嫡之本事说，观点及索隐过程，均无足称，但它用过半篇幅，对前诸此说一一加以批评和辨证，则自具价值。《辨证》逐一胪列九种说法，即《红楼梦》书中人皆影当时名伶说、张侯家事说、明珠家事说、刺和珅说、藏谶纬说、全影《金瓶梅》而作说、记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影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曹雪芹自述生平说，并逐一评述。此外还谈到陈独秀之将《红楼梦》纯作言情小说观，对此读法，亦有评述。寿氏这些文字，虽然最终是为了引向自家索隐结论，但这种自觉的梳理，对后来的索隐者们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寿鹏飞以外，邓狂言、景梅九也在阐释自己的索隐主张时，援引并评述其他索隐者的观点，索隐红学内部的这种自我梳理整合，在这一学派的发展史上，自有其积极之意义。

寿氏梳理评述它说部分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与新红学一派对话部分。对胡适提出的作者问题、版本问题、后四十回问题，《辨证》皆勇于回应。其中关于作者问题，寿氏以耳食之言为起点，申说论断为曹一士云云，固为人所诟病，但其对后四十回非高鹗补作之分析，以及高鹗只是补辑补缀、有程伟元为首功等结论，皆可在后之红学研究中获得支撑。此外，辨析程本刊刻前是否已有百二十回本流传、乾隆端慧太子名“琏”字避讳问题，亦有学术价值。要言之，寿氏评析胡适自述生平说部分，有相当多的合理成分，未可以一笔抹倒。胡适之外，关于王国维、俞平伯、鲁迅的论红文字，寿氏亦有述及。这种开放姿态，对索隐红学后之发展演化实有不可轻忽之意义，正因有此开放对话，才有后之多元融合。

这个时期还有一部值得注意的索隐之作，是1925年出版的阚铎的《红楼梦抉微》。是书主张“《红楼》全从《金瓶》化出”，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个“化”呢？在阚的论证过程中，可以看到其多次申说某某之所由来、某某之所本，有些说法，似近于题材溯源，但通读全著即可见出，阚氏实亦将《红楼梦》视为伪装文本，将文本中各意义单元，与《金瓶梅》之各部分建立映射关系，并将其指为作者意图。譬如其解说甄士隐“陋室空堂”一诗含义时称，“甄士隐所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云云，即西门之生子加官也；‘昨日黄土垄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即西门初死陈敬济弄得一双也；择膏粱流落在烟花巷，即孙雪娥之堕入青楼也”，这种读法，与索隐红学之主流本事索隐，和前述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之义理索隐一样，都是索隐，索解作者在文本伪装叙事背后所隐去的那个意义世界。

阚的索隐，之所以值得关注，一则其取径不同于其他索隐者，二则，在其具体的索隐实践中，已有少量文字，系从版本差异立论。其“原本《红楼》与《金瓶》之关系”条，在比较有正本和坊间通行的百二十回本部分文字后，认为有正本（即阚氏所谓“原本《红楼》”）比通行的百二十回本多出的文字，即暗藏影射机关：

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叙贾母花厅上陈设，在“新鲜花卉”句下，“又有各色旧窑瓶中”句上，夹叙透绣花卉及诗词璎珞，至四百余字之多，似专为点染《金瓶》等人绣工而设，百二十回本皆删之；又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叙宝玉别过邢岫烟，亲拿槛内人帖儿到栊翠庵，“投进去便回来了”之下，“因饭后平儿还席”句之上，夹叙芳官改妆改名为耶律雄奴，又葵官改名为韦大英，及金星玻璃温都里纳野驴子云云，至千余字之多。芳官改为玻璃，似指琉璃易碎，而野驴子送秋千，绝似陈经济送金莲等人打秋千，然则野驴子殆指陈经济，亦未可知。此段注重雌雄易位，扑索迷离，内宠外嬖，合而为一，内中有“俨然戏上一个琴童”一语，彼《金瓶》之金莲不曾以私琴童而被打乎？琴童非以奇装为人注目乎？此段之芳官改装改名，以此一句点醒之。以上各段，于《金》书宗旨不无关系，是否当日续成时删去，固不可知。

阚氏这段版本比较得出的结论，固属荒唐，然其为索隐红学一脉中，首次关注脂本程本差异并藉此版本差异索隐立论者，这一点，尚鲜有红学史家关注。将版本差异作为重要的索隐立论手段，还要等到索隐红学演化史的下一阶段，等到海外发展期中的潘重规，到了再下一个阶段多元融合时期，藉版本差异来立论，更成为多数索隐者的共识。但在索隐红学的初步定型期，还极少有人注目于此，因此，阚铎上述这段索隐文字，在索隐红学发展演化史中，实有其不可替代之特出意义。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见到，进入索隐红学演化发展第二阶段的诸多索隐之作，借助多环节语义转换和交叉映射手段，已基本可以满足对《红楼梦》文本做全方位索隐的宏大需求，因此，出现了多部成规模成体系之作。这一派内部索隐诸说，亦不断自我梳理，整合，且积极与论敌新红学一脉对话，作为一个阐释流派，它已大体定型、成熟。

此一阶段还有一引入注目的特征，即传播力度大增。如沈瓶庵、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很短时间内印行达十三次之多；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22年已出版到第六版，到1930年则出至第十版；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便再版。这时索隐之作的传播，其实已带有文化生产与消费属性。此后我们还将继续看到，在新世纪随着传播手段的变化，带来的新的传播效果的变化，而传播效果的变化，又更进一步刺激了索隐红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