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问我，你怎么会想起写电影剧本《雅马哈鱼档》的？说来话有一匹布长呢。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广州率先开放，开放了鱼鲜、水果、蔬菜、三鸟（鸡鹅鸭）市场，市民拍手欢喜，都说政府好，跟老百姓想到一块了。当时，那些待业青年，领了牌照，一马当先，纷纷在马路边的转角处，在窄街小巷，设档摆摊。那时，我住在百灵路，整条小街成了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墟集，鱼档、烧鹅档、水果档、粉面店、发型屋，牛仔裤、T恤、丝袜、遮阳伞，应有尽有，大有春风扑面之感，好生兴奋。家有客人来，上街斩2元钱的烧鹅（烧鹅每斤4元，2元即半斤），拎一块带血丝的鲩鱼清蒸，炒一碟菜心就搞掂啦，再不用因凭鱼票，排长队，买回几条臭鱼而烦心了。所以，那时的心情可谓面对长街，幸福花开！

有一次，我去买鱼，鱼档小青年口吐烟雾，笑眯眯地说：“啊，你别小瞧我这个水湿湿的小木箱，里边装的全是卖鱼得来的钱，谁抢劫它就好比打劫银行的钱柜，即刻蹲班房！”哇，这口吻自豪又自信！我拎着鱼边走边想，这小青年曾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着的故事。它激发着我的形象思维，有一种创作的欲望。我这个人，平时就爱舞文弄墨，写点小东西，在报上发表了，沾沾自喜一番，也爱写个独幕小剧，供农场“乌兰牧骑”演出队演出。为此，中文系的头头会有微词，说我不走学术之路，不务正业。我心里不服，我教《写作概论》《影视创作》，理论联系实际，很务正业啊。不过学院开明，由我。

还有一次，路遇我在中学时教过的学生，他邀我去金碧辉煌的东方宾馆饮茶，以表师生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