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黎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一、二、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近年着力于“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思辨体系列报告文学的创作。

罗湖桥头的思考

2018年1月8日的晚上，我來到了深圳罗湖桥头。罗湖桥架在深圳河上，沟通着深圳与香港，因此深圳人习惯称这里为罗湖海关。罗湖海关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陆路口岸，此刻已是夜晚，罗湖桥的两端仍然人流如织，往返穿梭，不胜熙攘。

在海关朋友的陪同下，我登上了口岸大楼的平台，望着眼前这座串联起深港两地的铁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怔怔得竞有点恍惚起来了。

罗湖桥下的深圳河，在清朝以前叫明溪，而明溪的发源是来自深圳境内龙岗区的牛尾岭，从岭上而下的只是一条涓涓的溪流，进入沙湾河后，沿途汇集了布吉河、福田河、新洲河、皇岗河和现在香港一侧的梧桐河和平原河。因此最早的罗湖桥只是一座石桥，是为了方便当地农民两岸耕作而建的。石桥年久失修以后，又架了一座木桥。

1898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明溪变成了香港与深圳的界河，至此更名为深圳河。虽经过多次的拓宽清淤，驰名中外的深圳河却仍是一条最宽处不过50米、水深不足5米、全长只有37公里的小河。

现代的罗湖桥是一座铁桥，关于它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詹天佑主持修建的广九铁路的记载上，沟通粤港两地的火车白广州出发，经深圳，穿过罗湖桥直达香港的九龙。最初的铁桥也已历经了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2002年，深港两地将罗湖桥改建成现代化的密封式新桥，并于2003年启用。原先的百年老桥被整体保留，移至香港一侧，作为文物永久安置了。

时光之上，月光之下。

短短的一段轨架，集聚了历史所有的感喟与沧桑，最终以这样的一种僵硬的姿态，静卧在莽草与枯枝之中，在月光和灯光混杂映照下，闪射出一种沉着坚韧的别样光泽。

历史健忘，难为情的只是患历史感的人。

眼前的故物，身边的故人，一个同样久远的声音又如期而至：

我们与一座城市的春天刻骨邂

逅，而那些走过罗湖桥的人，终究在

桥上成为一座城市的见证者——

差不多八十多年前，一位美国作家在路过罗湖桥时，动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她的名字叫赛珍珠，1938年以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从目前可考的资料来看，赛珍珠是1934年告别中国，借道香港回美国定居的。这首《罗湖桥》是不是就是这一年写下的，我没有进一步考证。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奔走在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每一个人，与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这些丝丝缕缕，又岂止是只有刻骨邂逅呢？

特意选定今天的日子来到罗湖桥，对于我有两个意义：一、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而面前的罗湖桥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标志性的地点；二、今天也是我南下深圳26周年的日子，1992年的元月8号我来到深圳定居，下车的地方就是罗湖桥边的罗湖火车站。

这两个时间节点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浮起：40年，中国的历史被改写了，古老而又蹒跚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26年，我见证了罗湖桥头的日新月异，也用自己的笔，孜孜不倦地记录了许多历史细节。

想到这儿，我的心被重重地撞了一下，此时此刻，天启般的灵感使我转过身来，面对身后这座城市——深圳，一座梦幻般的不夜城，一段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传奇。

都市的夜，总是愿意把它全部的能量，以一种喷薄而出的姿态，在太阳转过身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闪耀绽放。

它的美，它的壮观和宏伟，竟是如此地令人感奋战栗。

我不知道别人会以什么方式来描述1978年，或者会以什么来标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这次演化进步。但我认为，我转过身来看到的这一片此时已经完全沉浸在无尽繁华之中的土地上，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具象化标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也就是那年8月，有个调研组受中央的委派专程来到南方之南，考察深圳经济特区到底从哪里开始建设好。当年12月，报请中央审议通过后广东省委作出决定，搬掉横亘在罗湖桥头口岸地区的罗湖山，进行招商引资，将罗湖打造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阵地。

一个当时叫作宝安县，现在叫深圳市的现代化城市由此起步了，一个后来被学者称之为中国现代化史上的“春天的故事”在此泼墨起笔。

如今近40年过去了，在我眼前拔地而起的是一座极具现代化特质的城市。一个起步时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小镇，如今跻身国内一线城市，管理人口达2000多万，GDP总量至2017年底已达2.2万亿，超过了广州，逼近香港。进出口总额超2.6万亿，连续25年位居全国第一。1980年香港的GDP总量达467亿人民币，而当时的深圳仅3亿，还不到香港的一个零头，如今近40年过去了，深圳的GDP总量与被称为“东方之珠”的世界金融中心——香港，已经只有小小的一段距离了。

凝望着夜空，40年前那些岁月的片断与细节，已经渐渐隐没在时光的流逝中了，那些已在时光中写就的闪亮歌句，却仍在眼前的楼宇间吟诵。

激越，而且辽远。

我出神地凝望着这一片歌声逝入的夜空，陷入沉思。

40年来的历史片断与细节，都幻化成眼前的这一座具象的繁华都市。

人类文明的进程，革故鼎新，滔滔奔涌，但就其终极指向而言，基本上还是沿着不断提升人类福祉的横轴持续演进。

毕竟，文明的动力，源于人，并因人而进步。

而在这幅绚烂绮丽的文明图景中，城市，或许就是其中最动人心魄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所有具有人类意义的进步与发现，也都是在这方天地酝酿衍生的。而开始城市化以后，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无不以此为出发点，或在此画上它令人惊叹的句号。

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出现于迄今约5000多年前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在那儿由苏美尔人创建了最早的城邦国家，后逐渐发展成城市的雏形。苏美尔城里逐步集中了政治、经濟、宗教和集市中心。这就逐渐形成了城市的两个核心功能：城，政治的、宗教的；市，经济的、贸易的。

在中国，考古界公认最早的城市，坐落在山东省日照市的五莲县丹土遗址。据考，它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座城镇的雏形，距今有4800多年的历史。而洛阳，是可以考证的中国最古老的都城，建城史4000多年。

这些都是古代灿烂的文明，但许多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失。但要说，当代世界上最年轻的都市，恐怕大家异议都不大，它就是处在南海之滨的这座高楼林立、有着2000多万人口，却只有短短不到40年历史的——深圳。

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不但使各种充满想象力还有创新力的合作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优化、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集聚方式和整合效率。

空间集聚也许是城市最常为人们所提起的显著之处，城市正是依靠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引领了人口、资本、技术和各种相互作用下最具效率的发展模式。

俯瞰人类历史的由来往返，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生产力和人文品质跃升的阶段，其实都是城市化进程的革命性推进。

正如美国学者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城市放大了人类的力量。

而被马克思称之为“一百多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的现代化，只要深入它的历史肌理经络中去探视，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发展递嬗成一种我们称之为“城市化”的东西，城市化自始至终都是它的发展动能和外在彰示。

没有佛罗伦萨、威尼斯、伦敦、曼彻斯特、巴黎、柏林，甚至鲁尔、格拉斯哥，不知道我们又该怎样谈起那一段人类历史最为辉煌的时光。

事实上，正是这一大批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的现代化都市，将欧洲这片已在中世纪泥泽里酣睡太久的大地，轰然推进了这段命名为“现代社会”的眩目时光，进而将“世界精神”带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为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开放。40年来，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这一现象被学者们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迄今为止，中国平均每年仍有接近2000万的人口，以各种形式进入城市，中国城镇化总人口已超过7亿。联合国划定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即为特大城市。而中国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经有100多座，还有两万多个大小不一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40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县城、集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城市面貌和人口结构的变化。

自然，深圳成了这些翻天覆地变化的领头羊。

我们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无论最伟大的建筑，还是最伟大的城市，它的最初都是从铺路的石子开始的，都是由建设者们，一砖一瓦一石子开始建设起来的。面对深圳这座璀璨的城市，人们不能忘记当初的建设者们所做出的贡献。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节点上，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觉得我应该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个日子。

记什么，从哪儿开始？我在寻找。

“二线插花地”上的相遇

2015年12月20日，在深圳光明新区红坳村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的滑坡事故，这场摧毁了22栋楼房的重大滑坡事故的起因，竟在于城市高速建设中所产生的淤泥渣土受纳场。

事故发生以后，深圳市委市政府接受教训，在全市开始了一场整治消除城市安全隐患的“城市管理治理年”活动，并且决定以深圳“二线插花地”的改造，作为2016年深圳“城市管理治理年”的工作突破口，将“二线插花地”，打造成为深圳整治消除城市安全隐患的新标杆。

何谓“二线插花地”？

“二线”是指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于1982年由国务院批准建设的“特区管理线”，由一条长达84.6公里的铁丝网组成，深圳人习惯称之为“二线”（“一线”指的是深圳与香港的边境线）。由于种种原因，“二线”与行政区划线不完全一致，这就形成了若干块“真空地带”，俗称“插花地”。几十年来，由于利益的驱使和市场的需求，在“插花地”内逐渐形成了一个未经规划批准、没有市政配套的私搭白建的棚户区。在罗湖区与龙岗区交界的“二线”铁丝网外的山边，有三块“插花地”共建有1300多幢楼房，居住了9万多人，占地面积达55万多平方米，是相当于内地一个县城规模的“插花地”棚户区。

此处系危险边坡地带，特别令人揪心的是，后来在地质调查中，发现有一条地质断裂带从这儿地下穿过。这里是深圳的一个特殊存在，也是经济特区在高速发展中，多年所形成的一种现代“城市病”。由于体量过于庞大，解决极为棘手。

“12·20"特别重大滑坡事故发生以后，城市的管理者们开始痛定思痛，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立即推动这块“二线插花地”的棚户区改造。

其实，政府很早就想改造这块地方，曾与多家大型房地产企业联系，但都因为困难太大，而没有房地产企业敢接手。如今，站在解决城市难题、消除城市重大安全隐患，“治理城市病”的角度，政府推出了“政府主导+国企承接+保障性住房”的非市场开发的模式。

我受邀记载整个“二线插花地”改造的全过程。

2016年的2月16日，是大年初九，新年假期过后刚刚上班的日子。有一小队人马出现在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的几个片区。他们是深圳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深圳天健集团公司的班子成员，领队的是时任董事长辛杰。于是，深圳天健集团，这家始终参与深圳城市建设的大型国企，带着一种历史的责任感走上了一线。

我是在“二线插花地”现场的采访中，与他们相遇的。此时，我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这不正是我想为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最好素材吗？因为，天健集团的背景极为突出，他们是1982年进入深圳、最早参与特区建设、立下过不朽功勋的两万基建工程兵队伍中的302团。

在深圳这座现代都市的建设中，他们是从最初的铺路石子做起的重要建设者，这座城市精神和品格的形成，都有着他们的影子。

从那一天开始，天健集团吸引了我的目光。

而此时此地，我想起了他们脱下军装，敬最后一个军礼后的转身……

我觉得，从人的角度看，可能有三类人，对深圳城市精神和品格的形成，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一类是体制内的精英官员，他们是城市的管理者。他们的存在不但确保了深圳的发展方向，而且为深圳提供了一条稳健且富有弹性的发展路径；还有一类，我们姑且称之为寻梦者，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有不同的面貌，前期可能是不甘于原有生活谋求别样新生的迁徙者，后期更多的可能是致力于为自己的梦想和技能寻求栖息地的创新者。他们的存在，为深圳贡献了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和鼓起突破固有计划樊篱的决绝勇气。

但深圳的城市文化当中，显然存在着另一种精神来源。

1982年以两万人建制入深的那批基建工程兵，是否已经被我们忽略呢？在习惯的看法中，他们对于深圳确有贡献，但囿于这群人所从事的职业范畴，他们对于深圳的城市文化品格，不可能有明确的精神注入。

事实上，这也是我关注天健集团发展轨迹的最为关键的动因。因为我始终相信，基建工程兵作为军人本身的精神格调，它在30多年的时间长河中，已经将勇气、担当和荣誉感等一系列精神元素，连同他们的青春时光，如同河流般汩汩注入深圳这片热情的土地。它的存在，不但为深圳的发展贡献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动能，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深圳的发展拖离了平庸的泥淖。

这其中，基建工程兵302团，也就是如今天健集团的前身，他们九死一生的生命轨迹，恰恰为我提供了最好的观察样本，形象地诠释了这种精神格调，如何在势不可挡的市场化浪潮中，为我们绘画出一个明亮的样本。

在今天，即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和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无论是对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让我们回头看看，这一段离我们还并不太远的历史……

命运，从那天早晨发生了转折

“命运”一词，是由命和运两部分组成的。命，指的是人的生死、贫富、曲折、坎坷等一切的遭遇；运，指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结局。

著名的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即《命运交响曲》，在其第一乐章的开头，作者就写下了这样一句引人深思的警语：“命运在敲门。”作品的这一主题贯穿全曲，使人感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与震撼。贝多芬一共花了五年的时间推敲、酝酿，才得以完成《命运交响曲》。作品体现了音乐家一生与命运搏斗的思想，“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所以人们说，这是一首英雄意志战胜宿命论、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

可是对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来说，面对命运，尤其是面对命运的转折，他们往往是被动的，随波逐流的。

多年以后，基建工程兵出身的邓发金，已经记不清很多历史细节了，曾经的一切在岁月的浸泡下，渐渐地漫漶不清了。但如果你与他谈起1982年的那个深秋，他的耳畔就不由自主地响起了列车车轮碾压铁轨的声音，多年了，这样的声响，似乎已经跟那个秋天紧紧地粘在一起了。以至于多年以后，只要一提起1982年，他记起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不可避免地响起“咣当、咣当”的声响，一直留在生命的所有角落。因为，他的命运，就是在那个早晨，在“咣当、咣当”的声响中发生了转折。

“我们部队是从湖北荆门漳河边的一个由机械厂改造成的营地迁过来的。”漳河，是一条发源于湖北南漳县境内的河流。它流经远安、荆门，于当阳市两河口与沮河汇流为沮漳河，再经枝江、荆州，于沙市注入长江，全长有202公里。然后，它就随着长江一直往东去了，直到注入东海，再也不会回头。

漳河虽不是邓发金的故乡河，但他所在部队在漳河边驻扎多年，所以他对漳河有一种对故乡河的情感。邓发金说，至今依然能瞭望到漳河对岸村庄时时升起的炊烟，以及低矮砖房上空随时变幻的云朵。“我们是基建工程兵部队，时常会开拔到其他地方进行军事或者民事工程的建设。但转了几个月一年半载的，就会回来，又回到漳河边的营地。”但是，那天早上出发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漳河边的这方小小的营地，似乎就成了邓发金怀念部队生活的重要记忆了。

1979年，一切的美好似乎已经开始萌发，虽然美好的传导需要一点时间和恰当的方式，但站立在漳河边的他，已经呼吸到不同以往的空气，清新而且充满想象的可能。

对于邓发金来说，一种已经摆放在眼前的可能是，他和他们的基建工程兵302团，即将开拔深圳，一块号称“经济特区”的试验田。

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302团的战友们，能准确念出“圳”（zhèn）字的正确读音的真的不多，他们都把它读成了“深川（chuān）”，这让邓发金说起来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但这种不好意思比起他们心中的忐忑，根本不算什么。

一个无法揣度的未来，一个尚难确认的深圳。

302团团长田守臣是去过深圳的，所以他能准确地念出“深圳”的读音。当然，关于那片即将进入自己生命的土地，邓发金所有的消息都来自包括田守臣在内的先遣组的似是而非的传达与宣传。

那些影影绰绰的传说，只是拉大了邓发金他们的想象空间，作为军人的他们，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决定才是最为关键。

简单的逻辑思维是这样形成的：特区是试验田了，在这里将生长出很多不同的种子，将这样的种子播撒到全国，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就出来了。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他们去参与这个试验，所以他们责无旁贷使命光荣。

1982年的10月国庆节刚过，1000多人的团队就陆续开拔了，团领导的意思是要让邓发金他们成为第一支进入深圳的工程兵部队，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地调集了8个团的基建工程兵入深，支援地方政府的基础建设，“军队就是这样，干什么都要较劲儿”。

两万多的工程兵到底坐满了多少专列，后来的统计据说有100多个专列，而在这100多个俗称闷罐车的专列中，有一个窄窄的座位是属于邓发金的，在他的身边是长长的一溜战友，他们正襟危坐，军容齐整。

闷罐车缓慢前行，从湖北荆门到深圳，如今高铁恐怕只要几个小时，而他们走了整整四天。近100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并不容易，有时邓发金也会透过对面那个小小的车窗，看看轨道旁快速掠过的风景，过去、现在、未来，在不绝于耳的“咣当、咣当”声中，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纠缠拼接在一起。那时，他想了许多，但也没有想象到后来的命运转折。

时隔多年，现在想起来，那时的中国，留给他的也是如此这般疾驰而过的印象，阳光以一种精致的方式，将来路一寸一寸地铺满。

南方之南的深圳，是邓发金此行的终点。

302团精心策划的争取第一个进入深圳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到了深圳，车站里已经有了太多和邓发金一样穿着军装的人，折叠成方块的被褥，也整齐划一地背在身后。军人们成群结队地逶迤而去，成了入秋时节，永留深圳史册的一幕风景。

而就物理形态而言，深圳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恰恰就是从这一天翻开了新的一页。

像一条河，翻腾在那个中国历史的勃发时节，而当它和其他的几条河流汇合的时候，深圳这座神奇的城市，就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瑰丽的可能性，无穷无尽。

鄧发金后来也问过自己的战友，你们会想到命运的转折就在这一天吗？想过自己的未来，会跟这片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吗？他们都说，根本没有想到。因为军人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自古如此。如果，命运不在那天早晨发生转折，那么，他们绝大部分都会像所有的军人一样，服役完后，复员回到自己的家乡。

邓发金也没想到。荆门的漳河，即使在1982年的那个金秋十月，也是邓发金瞭望的方向。他更没想到，在他步入退休年纪的时候，面对着深圳，体会了一次什么叫“翻天覆地”。而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一部分的302团，也会蝶变成一个市值超过257.93亿的上市集团公司——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当年整个302团1000多人的队伍，进入深圳所带的全部现金，只有52800元，就是这点钱，却让管财务的陈云涌，担心得足足三天三夜睡不好觉。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汪家玉，为此甚至还为陈云涌派了两个“助手”，看守这点家当，这可是1000多人吃饭的钱。

所有抒情与温暖，都只是停泊在多年以后的回望里，而那时的出发，对于无数像邓发金这样的军人来说，只是一种责任。那时他们的天职，恰恰就是服从命令。

我从安徽来深圳工作以后，除了很短一段时间是在红岭中路上班以外，我的职业生涯几乎全部都在福田景田片区度过，因为深圳报业大厦的几幢写字楼都在这儿。红荔路和香梅路交界处，由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题写名称的市政大厦，更是无日不曾路过，但我真的不知道，它最早的名称叫猫颈田。

直到我对天健集团几位老工程兵进行采访时才知道。而他们之所以知道这样的地名掌故，则完全得益于他们曾经的身份：中国基建工程兵31支队302团。

还是邓发金对于那段历史记得清晰些，他介绍说：“当时接待我们302团的深圳市政府有关人员，将我们带到了现在的香蜜湖路口，朝北抬手一指，如今高楼林立的地方，当年是一座荒草丛生的小山头，他对我们团长田守臣说，田团长，你们的驻地就安排在那儿。”

后来邓发金从当地的老百姓那里打听到，这座山也是有名字的，叫狮岭山，比猫颈田的地名好记。

当时的狮岭山上，一棵棵桉树密密麻麻地竖立着，还有许多不能准确叫出名字的各种灌木，零零落落地掺杂其间，高高的荒草都有一人多高，整座山坡上没有任何一处能称得上是路的地方，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行其间。邓发金知道，那肯定是植树人踩踏出来的，而并非某种刻意的人为。

山坡的中间，有一块显然是深圳市政府特意平整的空地，这就是特区给他们302团安营扎寨的地方。当时整个特区都在基建的初期，什么都缺，最缺的就是住人的房子。基建工程兵，早期自己住的房子当然是自己盖了，给了地方，就是给了扎下来的基本条件。如是，最初他们住的都是简易的房子，自己盖的新时期的“棚户区”。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深圳是亚热带地区，又面临南海，一年当中有很长时间是台风季。很快他们就吃到了台风的苦头，突然而至的台风，无数次地刮倒了他们搭建的窝棚。

在湖北荆门，10月被称为金秋，一年当中气温最好的季节，天气不冷不热。可没有想到，一到深圳，因为亚热带的气候，太阳竟然是火辣辣的。战士们只好各自在不同的树底下，找到了自己的憩息地，三天四夜的旅途，大家实在都有点累了，即使赤日炎炎，除了团领导还在那里开着会，其他人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进入深圳的第一天，他们是在一片树荫下度过的。

邓发金告诉我，当时他尝试换了几个姿势，但始终没有入睡，似乎什么都想，什么也都没想，但他就是睡不着，怔怔的，眯着眼睛望着头上的太阳，看着它慢慢地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光晕。正午的气息，统治了天空与大地。

站在狮岭山上，邓发金往南望了望，越过现今已经是深圳的市中心——福田，当时除了荒岗就是一块一块的稻田，远处一条逶迤弯曲的河向西流去，他却分不清“哪里是属于我们深圳的，哪里是属于香港的”。曾经听团长和政委说过，深圳离香港很近，有一条河叫深圳河，是界河，有的地方窄得扔块石头就过界了，但此时此刻的他却不知道，哪里才是传说中的那个香港。

极目望去，那条河比漳河小多了，最宽处也不过50来米，弯弯曲曲的，河水也没漳河清。他后来才得知，这就是深圳河，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最后出了伶仃洋。

弄清香港在哪儿，是一个多月后的事情了。那个星期天，邓发金和战友们终于去了一趟罗湖桥，在桥头拍了一张照片，他的手刻意地指向了香港方向，仿佛在定义什么……

那一天，面对着香港，当时的邓发金根本无法想象，在他们的身后即将发生什么，30多年后，他们的眼前究竟会崛起怎样的一座城市。而在这30多年中，自己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建设这座城市上。

他当时只知道，他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注定要发生。

那个中午，无数刚刚进入深圳经济特区的基建工程兵，一定也有人和邓发金一样，缓缓地转动着自己的脖颈，以便让自己仍未适应的眼光，温和地放落在这片陌生与荒莽的土地上，而一座传奇的城市，正在沉入他们双眼，那多少夹杂着忐忑和憧憬的目光里。

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对于未来的深圳和中国来说都是。

而一股黎明晨露般的清新气息，也已经在这片沉睡已久的大地上，开始流转、弥散……

最后一个军礼

我不知道，军旅生涯以及校园生活，是否为人生最难忘的经历，以至于很多人会将它刻意存放在自己的生命记忆最高的那个位阶上，并将所有的美好灌注其间，一生呵护。

或许军人，向来就为荷尔蒙所着力浇筑，所以它在展现这种奇妙特征时，有着更为显而易见的激烈与豪迈。几乎每一个退伍军人，都会无比清晰地铭记自己告别军旗、摘下领章的那个日子和那个场景，历久弥新。

比如，基建工程老兵向远新。

他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1983年9月15日，整个302团集体转业的日子。

“仪式就在狮岭山一个刚刚推平的山头上举行，主席台就在现在深圳市政大厦生活区30号楼那个位置。”向远新介绍说。

上午9点，集体转业仪式正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国歌，团政委霍云震宣读中央军委、国务院的集体转业命令，然后就是奏军歌，“4个人踢正步，走向主席台前的旗杆，升起了军旗”。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个世纪了，向远新描述接下来敬的最后一个军礼时，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是团长田守臣下达的口令：向军旗最后敬礼！礼毕后，我看到很多战友眼睛里都闪着泪花，团长喊礼毕的时间，也比往常长了许多。很多战友在团长喊礼毕之后，也依然不愿将手放下，当军歌再度奏响时，啜泣声更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军人的情感，仍然是对部队的留念。

向远新对于整个302团集体转业仪式的讲述，细致而且充满画面感：军旗缓缓降下，执旗手收旗后，将军旗认真折叠交给了团长，而装箱是收旗的最后一个环节。

整个仪式很是隆重，当傍晚他们站立在狮岭山的山头上时，心情仍是复杂的。

转身之间，他们似乎就已被时代推向了又一个前途未卜的境地，拆下帽徽领章的他们，其实很难全部领会他们的新身份——深圳市政工程公司的员工，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邓发金也好，向远新也好，依旧睡在那个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集体通铺上，依旧苦苦地思索着，这个名叫深圳经济特区的地方的内涵与意义，自己今后的生活在这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而那个晚上，田守臣也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作为一名有着二十多年军龄的老兵，突然摘下帽徽领章，心中的那份不舍与眷恋白不待言。但在这个夜晚，他考虑更多的是明天队伍的早餐在哪里呢？

当时的302团只留下146万元的固定资产和20.8万元的流动资金，这就是集体转业后，深圳市政工程公司1680名干部职工和数百名家属的全部家当，一个人仅仅可以分到100多块钱。

以前虽然艰苦，但在部队并不需要去考虑吃饭问题，田守臣他们要做的只是把上级下达的任务完成好就行，早餐自然会有人送到，而现在他们就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一切都要靠自己。

睡不着干脆披衣而起，踱出门外的田守臣多少有点意外，月光下政委霍云震也在楼底下抽烟。

简单地打了个招呼，他們两人就在树底下，你一根我一根地抽着烟，并没有太多的话语，要说的东西很多，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市场经济，这个将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词的东西，对此时的他们来说，依然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存在。

随后的几个月，田守臣、霍云震的所有担忧都得到了全面证实，公司下属工程队几乎没有一个接到工程的。田守臣看着一个蔫头耷脑的工程队队长，心里差点都急出火来了，但他知道，他不能有丝毫发火的表现，因为他是公司的主心骨，他一倒，队伍也就散了。

市政公司的老员工曾经跟我讲过一个细节，他们说，当时因为没活干，员工们的工资，基本上都只能向银行借贷，有时每月只能发30块钱，效益最好时也不过是每人每月80元。

或许，此时此刻，我们才能理解脱下军装的那一个夜晚，田守臣和霍云震他们为何会有彻夜难眠的煎熬与思索。

在天健集团的历史档案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记述：这些脱下军装的昔日的英雄营长连长们，为了给公司找活干，为了给员工们找饭吃，他们几乎跑断了双腿，看尽了各式各样的眉高眼低，受尽了各种各样的闷气甚至屈辱。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即使小到给生产队装电表，为当地农民建小楼，给香港人搞装修，建别墅，修厕所，他们都会干。只要有活干就行，什么活都接，目的就是希望被市场认同，拿到更多的工程，取得好的效益。

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些省略了细节的历史，没有详细向我们介绍当时这些脱下军装的军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萌芽期，是如何以一种军人独有的坚韧与勇气，去开辟一条此前他们完全没有走过的道路的。而他们留下的实绩，却为我们打开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让我们难堪的是，当时代转动它庞大的身躯时，总是将一个个难题毫不留情地甩给我们。此时，再坚持一会儿，也就成为一种必须，有时它甚至是我们对抗难题的唯一手段。

而再坚持一会儿，来自坚韧的心脏，更来自某种信心，或者说信仰。

同样出身基建工程兵的段亚兵，后来做到了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一直为他始终不渝地以自己手中的笔，唤起深圳人对基建工程兵的关注所感动。他的坚持，避免了这段雕刻着深圳城市精神的工程兵历史湮灭在时间的灰尘中。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笔，在那个时代，不但将基建工程兵的事迹四处传扬，而且将一粒粒高贵且充满无限可能的精神种子，在深圳这片改革热土上广为播撒。

他写过很多关于基建工程兵的报告文学，但他从来不认为他随后的作品能超过1985年他与另一位深圳著名作家吴启泰合作写的《深圳，两万基建工程兵的苦痛与尊严》。他说，任何文学作品只有在与它面世的那个时代发生碰撞时，才有可能真正彰示它的力量与意义。吟风弄月，或许可以在艺术上达到一个高度，但那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他说，我只想我的笔，对接上我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我周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以及他们的痛苦与尊严。

段亚兵曾送过我一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一次次翻阅过全书或其中的重点章节，不知道为什么，阅读中，我总是会想起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部作品，也是我来深圳初期读的，让我知道什么叫城市精神和品格的作品。

一种精神伟力将所有的坚韧、勇敢和爱联结起来，使我一直对这两万基建工程兵充满着敬意。

另一种精神皈依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在深圳结识了许多好友，也送别了一些好友。2017年，于个人印象而言，深圳实验学校创校校长金式如的告别仪式，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金校长也是我多年的个人朋友，依稀还记得那年他退休后，我还专门请他老夫妻俩吃过饭，以表示我对他的一份敬意。可是，如今斯人已去，我们已经阴阳两隔，可他还活在我心里。

2017年9月15日那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深圳实验学校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将深圳市殡仪馆一号厅挤得水泄不通。正如翌日相关媒体报道的那样，来的每一个深圳人，都向这位深圳教育的开拓者做最后的致敬。

深圳实验学校现任校长衷敬高在告别仪式上的致辞，“他像蜡烛，滴尽了最后一滴泪”，令人无不为之动容。而金校长的儿子金闪伦的回忆，则让我们对这位32年如一日，耕耘在深圳教育界的拓荒牛，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所有这一切，都比不上在殡仪馆门口的那一幕，一位位拖着行李箱或者背着背包，从世界各地飞来，一下飞机就直奔殡仪馆的实验学子，他们的深隋和敬意更让我印象深刻。

我相信，这是另一种更为真实的表达和致意，它更为形象地诠释了一位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教育、献给了孩子、献给了学校的校长、所有的高贵与荣光。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伦，也是302团出身，他谈到了与金式如校长类似的另一个追悼会——他们的302团团长田守臣的追悼会。

“老团长去世的时候，很多转业回到内地的战友，也都从各地赶过来。1990年的时候，交通远没有现在方便，有从云南过来的，有从湖北过来的，听说都坐了好几天的车，刚下车脸都来不及洗一下，就赶来参加老团长的追悼会。市政大院的追悼会现场，一下子涌进来近两千人，有的与市政公司做过生意的香港老板也挤进来了。”陈德伦介绍说。

陈德伦说，战友们对老团长的敬意确实令人感动，但他自己认为，老团长真的配得起这样的尊敬和爱戴。

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完成改制的深圳市政工程公司，在度过最为艰难的创业岁月后，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渐渐步入正轨，市场开拓与市场营收呈现了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但此时，他们的老团长却累病了。

作为基建工程兵302团最后一任团长，作为改制公司后的首任经理，他因长期的过度操劳，积劳成疾，得了重症肝炎，不得不入院治疗。

消息传来，整个市政大院顿时陷入了一种空前的惊慌之中。主心骨病了。邓发金说，以前的人与现在的人观念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组织领导，他们更多地承担的是机构业务方向的设计和推进监控，“但我们那时不是这样想的，是老團长把我们带进深圳的，团长不但是我们业务上的领导，他更是我们精神上的领导，是我们精神上的梁柱子，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这种关系”。邓发金的说明，让我对于老团长病倒入院的消息传来后在市政大院所引起的震动，有了更真切的体认。

一位记者曾经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他当年主要跑市政这条线，曾到市政公司大院采访基建工程兵改制创业的情况，除了采访公司领导田守臣，也需要跟一线员工谈谈。他惊讶地发现，田守臣对自己的员工可真是了如指掌啊，一听说要采访谁，他根本不用查，脱口就能给你指出哪一位员工住在几栋、几单元的几层几号房，末了还能告诉你，这个人大概什么时候在家，“你上去敲门就行”。

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在对由工程兵改制而来的那些公司采访时，记者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那里的文化与其他地方不同，那里的人际关系也与社会中的不同。如今，我们很多住了十年八年的房子，很有可能都不知道隔壁邻居是谁。但像田守臣这样的，在各个工程兵大院里，比比皆是。你想想，他们是坐同一个车皮来的人，在一个营院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我们外人真的很难全面理解他们这种“同气连枝”的真情实感。

对于302团的这些老部属来说，他们从来都认为自己的团长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是精神支柱。“那一年我们在建深圳南头直升机机场的时候，有一个夜晚刮台风，临时值班室被刮倒了，整个工棚都塌了，老团长也被埋在里边。但第二天就看到他系着绷带出现在施工现场。理性上是一回事，至少在情感上我们很难将老团长与‘生病‘住院什么的联系起来，所以消息传来整个大院上上下下真的惊呆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一年老团长才50岁。”邓发金说。

但这一次，田守臣真的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

应该说，当时市政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挽救自己老团长的生命。推荐各种民间偏方，介绍各类专家医生，邓发金说，当时公司办公室隔三岔五就会进来一位工程兵老兵，拿着一个电话号码或者一个地址什么的，推荐医生和药，都想让自己的老团长重新站起来。而公司也多次以组织的形式，从北京、上海请来专家进行会诊。

但终究回天乏力，302团的老团长田守臣，还是于1990年4月不幸逝世，享年只有51岁。

作为亲历者，陈德伦还跟我讲了田守臣临终前的两个细节：

一个是田守臣临终前向公司提出要看年度财务报表，一个是他弥留之际对公司其他班子成员的嘱托。

1989年市政公司实现总产值1.58亿元，比1983年改制时增长了59倍，利润增长了19倍。

年度报表一般是翌年的三四月份才出来的，陈德伦介绍说：“但在病榻上的田守臣一直念叨着公司的业绩情况，所以我们让财务连续加了几个班，把财务报表整理了出来。当时老团长已经看不清字了，我们在他的耳畔说财务报表来了，他指了指旁边的妻子，要她念给他听。当一个个数字报给他听时，我真的看到了笑容从他的嘴角一点点地漾上来，最后他说了一句，‘兄弟们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啦。”

陈德伦介绍说，当听到老团长最后的这句话时，他的眼泪噌地一下就涌上来了，为了不影响老团长，他跑到院子里的大树底下大哭起来，“多少事一下子就全涌上脑海了，一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啊！”

另一个细节则是，在生命弥留的最后一天，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结伴到医院来探视他。当时他刚从昏迷中醒转过来，精神状态稍微好了一些。眼睛虽然看不太清楚，但听觉、语言表达却都还好。

他请求大家介绍公司最新情况给他听。最后，他对大家说：“你们要加强团结，别忘了自己都是老工程兵，互相支持，齐心协力，把公司的工作搞得更好。”

陈德伦记得非常清楚，此时的老团长努力地张开双眼，脸上也刻意地绽放出笑容，用尽全力将自己的话表达得更清楚些：“说得很慢，他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听清楚。”

这，就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翌日噩耗传来，公司上下无不为之动容……

陈德伦说，有时老团长也会跟我闲聊，他说公司这些人，很多是他从湖北带过来的，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后来，陈德伦自己也当上公司的老总，这样让他有了更好的视角，去认真审视自己的老团长。

他说，老团长的一些做法，现在看起来，作为对一个现代企业管理的方式，今天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真的把公司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都当成他自己的兄弟，他是以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来经营公司的。

一座城市的伟大与否，在于生活其间已经认同了它的价值，并自愿以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态度来与这座城市生死与共的人。

而万万千千像田守臣和金式如这样的人，不但标高了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文高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提供了某种价值样本，而且开启了自己的精神皈依之旅。

朝着一个目标，无怨无悔

1999年7月21日，上午9时30分，深交所二楼交易大厅。

每一个人脸上都写着鲜明生动的笑意，即使是溽热的七月，前来参加天健集团上市仪式的领导嘉宾，都不约而同地一色西装领带，楚楚衣冠，大厅中间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不停地滚动着“热烈庆祝‘深天健A股股票隆重上市”的字样。

周志明是少数几个有幸在现场见证了集团公司上市敲钟的员工代表。周志明事后对此的描述是：庄重、热烈和充满仪式感。

整个上市仪式的高潮毫无疑问是敲钟环节，“大家情不自禁倒数起来，5、4、3、2、1，喊声刚落，‘深天健三个红色大字连同股票代码‘000090，以及20.8元的开盘价，嗖的一声就从面前电子显示屏上集体弹了出来。整个大厅，包括深交所工作人员、国家省市证管办领导，当然还有我们公司的代表，都热烈鼓掌祝贺。现场的氛围真的挺感染人的，公司代表好几个人脸上都流着热泪，很忘情，当然兴奋！”

这是1300多名天健集团员工翘首以待的时刻，但对于原302团老工程兵员工来说，这样的时刻对他们意味得更多。

15年的风雨兼程，15年的披荆斩棘，15年的筚路蓝缕，只有他们才真正体会到这里面的眼泪与笑容，痛苦与尊严，挣扎与豪迈。

周志明说，1983年改制以后，为了适应市场化运营的需要，公司也大幅地引进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但老工程兵依然是公司的中坚力量，“而且我个人也有充分理由相信，那一天他们是最开心的一群，九死一生走到这一天真不容易”。

周志明所说的“九死一生”，就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九死一生”，也就是整个302团的“九死一生”。

从零起步，从为当地村民装电表、为港企修厕所开始，他们以一种军人特有的拼劲与坚韧，和着泪，也流着血，一步一个脚印，先后承建了深圳直升机机场、深南大道、滨河大道、北环大道等深圳市主要的三条大道，还有区的一些主要交通干道，承接了笔架山水厂、盐田港后方市政排污工程和福田河改造等市政建设项目，将精神化为一种现实的力量，硬生生从市场中冲杀出一条生路来，从此前单纯的施工建设企业，逐步发展成为以建筑施工、地产开发和城市服务横向联合、纵向一体的三大主业为主的企业。

1993年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662号文批准，由原深圳市建设（集团）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发起人，将其与基建工程兵302团改制而成的深圳市市政工程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以及包括深圳市香蜜房地产开发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天健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在内的六家市政公司全资子公司合并重组，同时吸收定向法人和上述六家公司内部职工参股，组建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后，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公司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标杆，持续推进公司的规范化治理；另一方面通过多番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逐渐成为深圳乃至全国的明星建筑企业。1992年度就被国家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评为“中国建筑施工企业综合实力百强第一名”。1993年1月，又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评为“中国500家最佳經济效益建筑企业一级第一名”。

……

天健集团的迅速崛起，也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深入地解剖它成功的原因和独特路径，但他们无不面临一个问题，那些花花绿绿的企业理论似乎都“套不进来”。

但天健人却有自己的解读路径，你可以不完全接受他们的解读方式，但它却很好地概括了天健独特的企业基因：军魂。

你很难为“军魂”下一个全面且没有遗漏的定义，或者为它注解一个全面准确的内涵，但它确实存在！存在于军人的心中，存在于那些虽然已经转业，但仍认同自己出身于基建工程兵的天健人。

2016年，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罕见地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在谈到华为的成功经验时，他用了一句话来概括：几十年我就瞄准一个“城垛口”冲锋。

这句话后来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解读，但这些专家学者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任正非，也是一名基建工程兵。

关于深圳，关于这座城市的种种传奇，相关的解读与诠释已经太多了，但就我个人而言，这些理论至少缺乏了一个维度：他们很少關注到，作为成建制进入深圳的这个人群——基建工程兵，以及他们已经用青春与生命贯注到这片土地的精神血脉。

是的，任何时代都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会以大同小异的形态，在不同的地方予以呈现。如何化解这些难题，标刻了你的成就高度，而解决问题是否达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提出），又取决于你面对难题时的思维逻辑和基本方法。

军人，作为人类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它显然已经沉淀了很多属于它自己的思维逻辑和基本方法。

上市第二年，“深天健”被权威机构评为2000年最具投资价值的50只个股之一，这自然又是一个传奇，但至少在天健人看来，它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结果。而我相信，当专注与认真，为爱与坚韧等所护航的时候，它的旅程将无限远大。

关于荣誉感的另一种表达

虽说天健集团是个A股上市集团，组织架构和领导选拔与当年改制时，已有了明显的改变。按照天健集团官方的说法是，要解决天健“外部市场化，内部传统化”的痼疾，实现公司与市场更好的对接。集团总部员工进行了双向选择，整个天健集团有700多名员工，实质性地参与到一场名叫“三项制度改革”中来，接受了这场“暴风雨式的市场化的冲击和洗礼”。

事实上，这一场“暴风雨式的冲击和洗礼”，只是天健集团面向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学习先进企业锐意革新的缩影。

没有一流能力，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市场地位，而一流能力的练就，只有心怀忧患锐意革新苦练内功。

一流的战士，才有一流的军队；一流的武器，才有一流的攻击力；一流的战术，才有一流的胜绩。

这也是“军魂”在新时代的表达。事实上，除了以组织变革促进内部人才成长外，天健集团还在科技强企、商业模式变革方面全方位出击，朝着一流国企的目标坚定迈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业务布局上，天健集团从“市政+房建”向“市政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城市综合运营”等三大领域全面拓展。

为此，他们还围绕建筑施工、地产开发、城市服务三大主业，充分发挥产业协同优势，坚持“城市级”发展思路，围绕城市所需，发挥天健所长，围绕城市和区域的整体发展目标和规划，与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产业链生态圈，为城市、社区、客户提供一揽子系统解决方案，努力成为满足城市多层次需求的城市综合运营商。

而在企业内驱动力上，天健则着力于科技强企，以前沿技术引领企业能力进步。

天健集团是广东省内首家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的建筑施工企业，除了与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建立技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外，还在1994年率先成立了企业内部的天健市政研究所，每年按集团总产值的2%拨付科研经费，致力于建筑技术和建筑工艺的研究。短短几年，就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方面，推出30多项创新成果，涉及产值3个亿。而1995年成功研制开发的GT-20混凝土养护剂，和1997年成功研发的水泥仝抗折强度增强剂，更是填补了我国国内空白，成为业界的一段科研佳话。

是的，即使没有这些动作，从表面上看，天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军人眼里，一城一池，岂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心里从来都是：心怀天下。

情怀诠释家国之思

在董事长辛杰亲自带领整个班子考察完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现场后，决定参与投标。2016年3月31日，对于天健集团来说，肯定是公司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经过了竞争性谈判招标，天健集团被确定为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改项目的承接主体。

对于这一点，天健集团负责外宣工作的万红金，有着特别的认知。

他说，在那半年内，公司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在内的多家中央媒体上，加上省市等地方媒体，“那半年内，至少有500篇关于罗湖棚改的报道中，出现了有关天健集团的事迹。仅董事长的专访也有五六篇，这实在是近年来天健集团少见的新鲜事儿”。

一个棚户区改造项目，为何令天健频频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呢？

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启动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整治改造工作，而作为棚改模式创新的最后一环，深圳在服务承接方面创造性地提出国企参与的环节，并由此形成了“政府主导+国企实施+保障性住房”的独特模式。

这样的棚改设计，既有力提升了棚改效率，也确保了整个棚改的公益性，兑现了政府的民生承诺，确实有着极大的创新示范意义。

但问题是，罗湖“二线插花地”片区情况复杂，且问题由来已久。2004年，罗湖区通过“净畅宁”空楼行动拆除了77栋违法建筑，但因政策遭到绝大多数当事人抵制，致使后续拆除工作难以推进。2010年，罗湖区里多次跟几家知名地产公司协商，希望承接“二线插花地”改造，这些公司均不愿承接。相比较城市更新项目，棚户区改造的利润率非常低，在此背景下，有什么企业愿意来参加这项具有超强挑战性的工作呢？

当深圳上下还在为此做出各种各样揣测的时候，天健集团通过系列招标程序，被确定为罗湖棚改项目承接主体的消息震撼出炉了。

是天健，35年前那支调入深圳的基建工程兵队伍，再度横空出世，站立在睽睽众目之下。

大家带着惊叹，也带着强烈的问号。

为什么？

媒体也纷纷把话筒递给了当时天健的当家人——董事长辛杰。

是情怀，更是责任！

辛杰本身就是基建工程兵的后代，他父亲也是当年那两万基建工程兵中的一员，他对于责任与担当这两个词的含义，有着自己的理解与表述。

辛杰说：“作为基建工程兵‘拓荒牛精神的传承者，天健集团过去30多年在我市许多重大基础建设和急难险重任务上，都是政府最忠实的伙伴。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领域的国企，既拥有市场化运作机制，又能不折不扣执行政府指令，这在‘罗湖棚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实践证明，“政府+国企”的组合能够攻坚克难，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够让政府放心，让市民满意。”

辛杰接着说：“之所以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这个项目，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一家国企，是一家从基建工程兵蜕变而来的国企，承接这样的项目是它的题中之义。干国企这份活，你应该有责任、有担当、敢作为，就这么简单。”

2016年12月20日，罗湖棚改项目正式启动，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完成了93000多人的搬迁安置，关停门店1128家，妥善分流师生3236人，以“零事故”的最高安全标准拆除房屋1283栋，并迅速推进土地入库、规划审批、施工许可等法定程序，并于2017年12月28日正式进入施工建设阶段。天健集团创造了“全国棚改最快签约”“全国棚改最快搬迁”“全国棚改体量最大、进度最快拆除”，再一次刷新了“深圳速度”，体现了“深圳质量”。

从客观上来看，天健集团的加入，不但最终促成“罗湖棚改”实现了模式的创新，而且也为国企的角色注入了更多的内涵。

从1982年到2017年，中间的时间跨度恰恰是35年。

从302团决然南下参与特区建设，到302团的“后裔”衔命承接罗湖棚改项目，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可以命名为担当与使命必达的精神。

《庄子·养生主》中有这么一句话：“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后人将这句话的意思概括为一句成语：薪尽火传。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代的巨轮也将我们推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35年前那支身穿绿色军装的基建工程兵，在完成了新旧动能的转接以后，与我们一样又站在了一個新时代的起跑线上。

但天健集团将以怎样的一种面目，进入又一轮40年呢？

参与棚改的举措似乎就是一种说明，就是一种答案。

2017年10月17日，原深圳水务集团的董事长韩德宏调任天健集团董事长，而辛杰则调任深圳地铁集团董事长。新到任的韩德宏到岗的当天就到罗湖“二线插花地”现场办公。薪尽火传，新一代的天健领头人接过了薪火。

2018年的1月9日，我与韩德宏董事长相约于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采访结束后，他送我走到大厅时，特意在天健集团LOGO前面停了下来。他说，天健集团的LOGO是由黄橙两色为主色调，这既代表了我们的国企性质，它规定了我们的责任与承担，也代表了我们有如大海般的博大梦想，它标示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和锐意创新。但我认为，在这两种色调之外，应该再涂抹上一层绿色，因为我们的基因里，最为核心的恰恰来自绿军装，它不但蕴含着我们的前世今生，更标示出我们企业文化最为独特的图景：一种为家国情怀所注解的军魂。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天健，这艘巨轮似乎又要驶向另一个时代，另一个远方，但心中的家国，不但是他们的精神泊位，更是他们出发的逻辑起点。

由于历史沉重，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步履维艰，辗转曲折，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文化母体当中，在这片深沉的大地上，它总能生生不息生长出一种自我矫正、自我更新、自我奋进的力量出来，并在命运共同体的名义下，在团结、同情、渴望美好事物的情绪中，产生出明确且富于建设性的内生动力，引领我们一代代人迈向清丽胜景。

改完这篇稿子时，已近午夜。眼前的一切，依然沉着而且生动，恍如深奥而又亲切的寓言。

说不清理由，但再出发的感觉清晰锐利。我写过这座城市里的许多人许多事，但这座已经浸入我灵魂的城市，却从未以一种生命主体进入过我的笔，这是一个意外。

或许它缺乏的恰恰只是一个时机，比如现在，又如此地。

此时，赛珍珠的诗句又在我脑海中浮起：

凝望着蓝空，

聆听着云层间和草梢上掠过的那低哑歌句，

在静谧中寻找那看不见的灵性时，

我渐渐感到，

那些过于激昂和辽远的尾音，

那此世难逢的感伤，

那古朴的悲剧故事，

还有，那深沉而挚切的爱情，

都不过是一些依托或框架。

……

责任编辑 孔令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