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穆 易

今年8月6日，是我与《遵义》杂志“结缘”十周年纪念日，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叙述我近十年以来与《遵义》杂志“相识相知”的经历。

也许是机缘巧合吧。2008年7月13日与资深媒体人朋友法悟一起在银川出差，吃完晚饭散步时，法悟接到一个长途电话，电话真的很长，大概一个多小时。显然是“正事儿”、“大事儿”。挂完电话，法悟说经过社科院新闻所一位领导认识的一位遵义朋友在办一本杂志——《遵义》，让帮忙做一些内容规划指导和一些重大报道。当时，我想纵观中州大地，媒体之多、发展势头之猛、竞争之激烈，大家有目共睹，此时在遵义办一本时政杂志能行吗？心里的确却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回京后，法悟与我电话沟通过几次，大概知道了《遵义》拟定的基本定位：中等城市核心时政期刊。我心里为之一振，觉得还靠谱，因为这个定位的期刊当时应该还是市场空白。不过，当时由于公务在身，我也没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思考《遵义》的事儿。

一次偶然的机会与央媒朋友聊起《遵义》杂志内容规划一事，他们分别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之后，开始琢磨符合《遵义》的选题。不经意间，看到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刊登的一篇报道——中国最穷改革试验区的20年：从难关村到橙满园。主题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目共睹，而许多前无古人的改革经验的取得，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改革试验区等先行地区的探索是分不开的。然而，与大多数经济较发达、社会条件较成熟的改革先行地区不同，有一个“试验区”却来自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贵州省毕节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