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邓海建

“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在遵义，相逢一本杂志；在《遵义》，相逢一帮友朋。我一直觉得，惟有诗意的城市，才能集聚诗意的人。这不是五行命格、亦非紫微斗数，而是200年前诞生的马老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描画的基本常识：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坦白说，也是因为这本乍见之悦的杂志，让我对千万里之遥的城市，有了全然不同的认知。

2011年，是我从深圳报业转战南通电视台的一个节点。说真的，已经不太记得是怎样与《遵义》相见恨晚的了，最早在QQ上联络的，是余娅主任和田兴海编辑。两位风格迥然又各有激情的“《遵义》人”，叫我这个当年在媒体只厮混了四五年的评论员很受感染：开化、时尚，睿智、从容，私下不由得感慨：原来是这样的遵义人。

挺感谢《遵义》的，感谢她教会我一种能力，感谢她赐予我一群朋友，感谢她给我留下最帅的一组照片。

写了若干年的评论，“短平快”是最大的强项。最怕的，就是写长稿子。这大概就像我们电视领域做惯了短消息的记者，最害怕做长纪录片的道理一样。我给《遵义》写上万字的封面文章，最早是极其忐忑、极其没底的。余娅主任约我写的第一篇封面文章，大概是《中国慈善 路在何方》。彼时，国内慈善处于多事之秋——前有爱秀的“标哥”、后有作死的“美美”，中间还有曹德旺。民间慈善与官方慈善的边界、富人慈善与全民慈善的层级……是很值得探讨的焦点话题。

当年，正好我参加过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的录制，与陈光标和曹德旺等慈善家大咖有过台前幕后的对话，但对于能否驾驭人生中第一个万字大稿，还是心有犹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