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耕源*，杨 青

（1.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北京 100875;2.北京市流域环境生态修复与综合调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1 引言

以忽略生态环境影响及人类福利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已引发广泛的全球性学术争议，争议强调需寻找更好的度量手段以期更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及公众的感知。因此，从经济增长转向生态系统服务并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框架的研究核心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1,2]。

“自然服务”一词最早出现在Walter Westman发表的题为How Much Are Nature’s Services Worth?一文中[3]。其同义词“生态系统服务”第一次出现在1981年[4]，后在1983年得到系统介绍[5]。1997年出版了两个开创性的著作，即Gretchen Daily主编的Nature’s Services: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6]一书及同年Robert Costanza在Nature上发表的文章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7]，引发了关于生态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政策等研究的热潮。但Costanza的这篇文章也因其核算的不确定性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批评[8]。后续由联合国公布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德国和欧盟委员会发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项目等试图构建完整的货币量核算方法体系，但仍因方法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得很多建立在生态资本与服务功能准确计量基础上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难以有效开展。比如，由于生态资本与服务功能核算体系不健全，当前生态资本难以进入市场体系进行交易，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难以成为广泛、经常且可持续的企业行为，而仅仅局限于依靠政府为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公共产品，或由环保等非政府组织开展公益活动，难以真正形成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