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我喜欢读“小书”。有时候，“小书”可以解决大问题。如果是“大家”所作“小书”，则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记得曾读过谭正璧先生的《国学概论新编》，这是一本关于国学常识的普及读物，书固然不是很大，篇幅显得长一些，但谭先生却是国学大家，他的国学功底之深厚，足以支持他完成这样一部举重若轻的国学入门书。在这之前，我也曾读过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演录》，这本书的篇幅虽然也不算大，但文字则比较艰深，初学者颇不易读。谭先生的这一本就不同了，他以通俗晓畅取胜，容易被学养比较浅的我辈所接受。

这也许可以看作“大家小书”的特色之一。夏承焘的《唐宋词欣赏》，龙榆生的《词学十讲》《词曲概论》，赵朴初的《佛教常识答问》，白化文的《汉化佛教与佛寺》，王力的《诗词格律概要》，顧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论雅俗共赏》，黄裳的《旧戏新谈》《笔祸史谈丛》等，都写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虽非鸿篇巨制，确是大家手笔。吾生也晚，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无论是前辈名宿，还是当今学人，均属“久仰芳名，无由亲炙”，而可以聊补缺憾的，抑或读他们的书，尤其是“大家小书”。打开一本书，就仿佛有位先生坐在面前，东西南北中，上下五千年，与我们从容道来。韩愈有言：圣人无常师。我们不是圣人，却享有圣人的待遇。

瞿林东先生是“大家小书”的编委，从三个方面谈及其价值：第一，很多大家已经过世，通过出版“大家小书”，在一定意义上“复活”了这些大家，使得我们有机会和这些“大家”对话；第二，“大家小书”在相对比较有限的篇幅内向读者展示了大家的学养、知识、见解和风范，既是对文化遗产的重新发掘和利用，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第三，这些小书固然很小，但这里的小，或仅就篇幅而言。事实上，无论学术价值还是文化价值，它们都不能以小言之。而且，对于今天学界过分追求“大”来说，“大家小书”倒未尝不是一种提醒，一种调剂。与其大得空洞，大得虚张声势，何妨小得扎实，小得果实饱满呢？

无论如何，大家写小书，都是一种值得发扬的学术传统。历史上，不乏善写小书的大家。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是大家写小书的名篇，而且是非大家所不能作的。胡适一次谈到《清代学术概论》时就曾表示：“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就在于，他不是不能大，一大便捉襟见肘，手足无措；而是能大亦能小，有大亦有小，大能大得气势恢宏，小能小得玲珑剔透。试想，如果任公没有一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垫底，他又怎能挥洒自如地写出《清代学术概论》？这本“小书”又怎能被几代大学者尊为治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必读书？

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答问》新版序言中写道：“我喜欢小题大做，而不喜欢大题小做，更害怕无题空做。”这种表白既是赵朴老学风严谨，做事诚实的写照，也道出了众多大家的心声。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写的是“小书”，却并不因“小”而降低标准，放松要求，自己原谅自己。即以顾颉刚先生《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为例，这本书只有9万余字，而作者的本意却是要借此梳理汉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并探讨思想、学术如何影响和制约政治制度的建构。这当然是个很大的题目，顾颉刚先生最初留意这个题目，还是1916年初进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的时候，而这本书的出版，已经到了卢沟桥事变的前夜。可见，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和探索，至少已有近20年的时间。这期间，他力求辨清今古文家的本来面目，并进一步追问他们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最终找到了造就两汉经学的根本原因。但在处理这个题目时，他却选择了一个很小的切口，即从方士和儒生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入手，揭示他们殊途同归的历史命运。

再举来新夏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浅说》来说明。这本“小书”，也是一本以小见大的书。最初，这是来新夏先生针对高校历史系初学者所作的入门讲义，其重点在于叙述古代目录著作的类别体制、编撰过程和历史演变，既严谨扎实，又简明朴实，初学者正可以由此了解一些目录学的基本知识。而所以言其大者，恐怕还在于这本书在讲述古代目录著作时，常常会涉及古今学术演变的基本脉络和大势所趋，并告诉读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治学的根本。

大书自有大书的价值，小书也有小书的好处。某些时候，小书的作用可能还是大书不可替代的。袁行霈先生在“总序”中写明编辑这套丛书的用意，其中就有“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这一条。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小书则试图提供一种方便。“大家小书”每本的篇幅都很短，“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编者和出版人的这番苦心，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去体味和感受。

编辑/书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