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夕阳下的麦穗，在村庄间用一生去漂泊，我的背影就是农家的土墙，在天黑前从墙那边传来混浊的歌谣，像是土坯墙被击碎的呻吟……

——题记

房子，是一个人精神深处的梦。关于这个梦的深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人们只要看看大街小巷、深山古村民风乡俗中涉及到文字的那一部分内容，就可以找到答案。一个哪怕再穷、甚至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的中国人，照样也会在自家门上贴上一副含义吉祥的对联。我以为，这对联的存在的形式，大概算是每一个哪怕是最普通的人们精神的襁褓！

在我们最早的文字里，房子是洞穴，是巢，是我们先祖走向文明、改变流浪生活的栖身的家。在《礼记》中有关于家的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同样，在《太平御览》里也有记载：“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居，古之遗俗也。”家对于一个农耕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乐土和粮食，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他们生老病死的依托和生存的桃源。

不知从何时何地始，它成了我们集中居住地——城市的主要风景。在风景的背后，是等次，是装饰不一的分类，是分工明确的道路和数不清的招牌，也是一个地区的标识，也就是地图上标明某某地方的主要依据，如南京、西安、合肥等。我们很容易想象一座没有房子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江淮地区的巢州陷入湖中，却长出层林尽染的庐州；汶川也曾从地图上消失，但汶川的名字还在，为了不让这个名字成为记忆，人们必须造房子——更坚固的房子。但人们在原房子的地下却挖出了一些墙基，瓦砾……

现在由于把居住面积和装饰看作是身份的象征，人们开始大拆大建，加之中间人即房地产商的利益驱动，整个社会成为“建设工地”。

我们在打造一栋新房子之前，必须拆除原先的房子，规划专家的理由是：它们的高度不够，空间被浪费，整体缺少规划。幕后推手的理由是：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其实质可能是政绩的诱惑。可当我们站在摩天大厦的任何一个部位，一点儿也看不出这里原来的样子，新建筑物撕去了历史，人们只有指着过去的老照片说，以前这里就是这个样子的。昨天的想法被砌進现在的想法中，一种包容也许是一种彻底的摧毁。

房子的命运，也许，就是我们的命运，在更替变化之中……

在随处可见的那些热热闹闹的人们开发的景区，很容易见到“张家祠堂李家修，姚家买票游人看”的闹剧，这可能浓缩了房子的变迁史。

那些错落有致的古老的房子，浮沉着人们过去生活的气息，像一本书记载着以前人们的故事。它的墙壁上刻写着古怪的字句；屋顶上糊着旧报纸或颜色奇特的广告画、废弃的纸币；地上裂缝里散落着布纽扣、铜钱。在一些阁楼的传说中仿佛有着另一种生命，蛇或家神；外墙上的砖雕头像注视着四周的一切，在保护这房子里的人，似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安静、祥和。这些普通的民居，似乎也在变迁着，它们在变迁中，仍然顽强地传承着牛郎织女、长嫂如母的民间故事，以及血脉相连的家风乡俗。在这些民间文学中，有开天辟地和人类起源的神话，有民族英雄和文化名人的传说，有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的故事……它们以生动、曲折的情节，丰富动人的人物形象，活泼感人的语言，讴歌着我们民族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完善自我、适应自然、创造文明的聪明智慧，以及人与人之间团结互爱，和谐相处的品质。

其实，这是在传递一种心理，一种文化，一种土生土长的立命哲学。但是，强势的推土机是听不懂这些的，在刺耳的轰鸣声中，我们日落而归的家顿然消失了……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先贤的故居？无非是先贤故居中的家具，他用过的杯子、毛笔、小摆设，还有房子本身仿佛都在叙述那个人的生活，仿佛都散发着他身上的气味，在传递着一种特定的文化。有时我想，假如我和一群学生去参观这样的地方，我就会选择在一个雨天或阴天，因为，晴天光线太亮，太具有现代性，而阴雨天却真正能复制过去，才能在幽暗中依稀瞥见那人的身影。同时告诉我们那么伟大的思想正是产生于这座房子，如果当时没有这座房子，先贤会不会出现？先贤的思想也即是这座房子自己的思想。尽管这话听起来可笑。其实，是可信的，如杜甫草堂，如合肥包公读书的香花墩，如爱国将领卫立煌故居……

一座生长草木的小山坡被推平了，因为人们要在这里造房子，那些土被运到其它地方填平一个池塘，同样有人在那里造房，那里的房子却非立足于“本土”，而是建筑在异土上，那么在其上生活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过着一种其他人过的生活，或者是此地的人彼地的思想。同样，江南一带相似建筑中的人是否过着和江北同一种生活，要么原先他们是不同的，但时间一长，他们在屋里走的路一样长，炉台在同一个地方，做爱是相似的场所，一致的空间规范了他们的动作，从而迫使他们趋于一致。这是一种无意的同化还是刻意的思想上的一统？

我们时下如此复制的建筑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甚至是到了滥造。

我们也知道，现代化不可避免，在现代化建设中，能保存更多传统的东西，一个城市的附加值会越来越高，很多人认为现在保留附加值要很多钱，其实，从长远来说，这是一个长线投资。每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有它的历史痕迹，保留一些它的个性，使它不被历史遗忘，不是应该的吗？

在我们的生命里，房子已是它的载体存在的方式，守护着梦：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你来我往，以及翻阅着春夏秋冬、日月星辰，完成着生殖与生存。

这不是简单的人与房子之间的关系，它隐含了复杂而辩证的“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关系。只不过这种微妙的关系没有适时地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已。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的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成果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9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时间告诉我们，房子是我们灵魂最好的栖息的堡垒，它在人类文化世界，属于深层的东西，诞生的很早，而且至今依然活着。一旦被恶意物化，它承载的东西就可能同样被物化，如人，如人心……

是啊，房子一直走在人类生活的前列，留给世人一些永远的渴求，一些最古老的命题和最初之谜。

实践证明，房子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

歌唱生命

我向来坚信，徽文化是安徽皖南文化集大成者，而皖北文化和江淮文化，与之非同根同源……

大约是三年前的一个初秋，我和诗人邬君、文化达人丁君同游黄山脚下的西递，在那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里，我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堂屋上方供奉着祖先的画像。在画像的下面，有序地摆放着红烛、香炉，香是燃着的，萦绕着无限的虔诚和剪不断的情思。居于高堂的画像仿佛在凝视着他的子孙，嘴里似乎在讲述着什么……我莫名其妙地突发异想，我的祖先是谁？是什么模样？

虽然，我不曾远离故土，至今仍居住在江淮分水岭的一侧，合肥南乡。但父亲在谈及我的祖先时，总是语言模糊，讲不出清晰的轮廓。每当我设法想搞清祖先的模样，父亲就会说：“我们祖上是从江西瓦界（家）坝逃荒来的，能不饿死就不错了，哪里记得那么多。”我也试图从家谱上找到祖先的画像，终归失望。

我后来也释然了。因为我相信我的祖先不是坏人。这是我从我父亲的一生为人处世和他去世后众人对他的评价中找到的答案，也是唯一的答案。父亲三岁时失怙，五岁时失母，成了孤儿，在其姑母处长大成家。但他一生节俭，忠厚，任劳任怨，在挫折面前不折不挠，为我们兄妹五人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这些，他无缘受我爷爷的影响，那么，肯定源于他的血脉、基因、遗传。由此，我想象我的祖先，定然是一个普通大众眼里的好人，也许是一个和我父亲一样的劳苦大众，斯时，我拥有了无限宽阔的空间和愉悦的心情。

诚然，我的祖先肯定不是皇帝。虽然我们这个姓氏有王者、皇族之嫌，许慎在《说文解字》里也说“一贯三为王”，三是指天、地、人，能贯通天、地、人之道当为王。我的祖先也许聪慧过人，能参透此道，但未必是贯通天地人之道的人。因此，我的祖先不可能是皇帝。

也许，他是一位隐士，至于祖先最初就是隐士还是后来成为隐士，我们无法搞清。也许他早年怀抱报国救世之志，戎马边疆；或许在一方疆土恪守职责，励精图治，老来归隐山林。也有可能早年就有归隐之心，在那次被封“王”姓之时而归隐。

但我更相信我的先祖是一个农人。他与家人结草为庐，垦荒为田。他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既有劳作之艰辛，又有儿孙绕膝之喜悦。甚至我听到他们在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欢声笑语，以及蛙声一片……当我走近他们时，竟不知有秦汉，更不论魏晋，无所谓名，无所谓利，完全是天籁！

不知何时，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祖先离开了他的故土，丢下了他的家园，所以我们总是失魂似的喃喃呓语“我们是从江西瓦界坝来的……”

直到有一天，我随安徽省一群文史爱好者去那里“寻根”，才明白，故园已不存在，扎根在我们思想深处的是寻根的情结，是一种说不明白的情感。

站在一堆黄土前，我突发奇想，这里的一块瓦屑，可能记载着一个家族的变迁史；这里的一棵老樹，可能记录着一代人的梦想或往事；这里的一段干涸的河床，可能流淌着无数人的追求和失落。我们不知道的历史，可能在这里打了一个湾儿。

在回望这片属于祖先的故土时，我的双眼潮湿了。我望望天，望望地，望望泥土，这里似乎有一种内在的苍凉的傲气，在升腾，与轰鸣的机械无关，与刺耳的汽笛无关，与招摇的幌子无关，却与我们的血脉共振，与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和谐对接。

其实，这就是生命，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它不以时空为界，不以人为切割而失血，与自然共生，也就是以天地人贯一为唯一追求。在哲学命题“不破不立”下，我们不论何因而迁徙，不论迁徙到何处，我们都要找到我们的根，守住我们的魂。即使在所谓的现代化面前，也应如此。所谓现代化，不过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代名词，更何况，现代化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把“我们”变成“他们”！消化我们……

探寻这种生命的根源，就是在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DNA，所以我歌唱生命，歌唱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

一条河的闲话

淮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关于它的记载在甲骨文和钟鼎文就有了。它孕育了一个民族——淮夷，留下的人类文化遗址竟达一百多处……

在人们“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的洪荒时代，大禹治水的神奇故事以“过门而不入”的人格魅力，成为民间文学烙在我们的精神深处，和淮河一道哺育着我们的生命和灵魂。

这条河流的历史到底是什么？它以什么推动人类的前进？是学术构成？是思想追求？是价值理念？是主义还是伦理？也许，就是以泥沙俱下、大浪淘沙的气势和胸怀，驱动社会前进的车轮！

淮河不断遭受泥石流、山洪以及人为的破坏，但它仍然为我们带来熟悉的泥土、浓烈的乡情、亲切的乡音和无数摄魂的故事，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矗立在中华民族之林。

那些生在淮河边、长在淮河边的人，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许许多多的民间文学的细胞……

如流过冬、流过夏，也淌过东、淌过西的歌谣“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我家就住在正中央……”

在另一首歌谣“说奇怪也不怪，行善积德能发财；作恶终究没好报，头秃眼瞎理应该”的背后，是一个不曾被扼杀的故事。是说淮河岸边的潘郢村的李老汉为人忠厚，不论本村哪家遇到困难，他都解囊相助。哪怕家里只有一碗饭，也会分半碗给揭不开锅的穷人吃。一天，他在洗脸盆里发现有一棵树的倒影，树下有一只鞋，此景很像他曾见过的一样，于是，他找到了那棵树……从此，他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但他助人的一颗心依旧。这就是流传在淮河岸边的民间故事《积善树》。

对于这个故事，有人认为要保护，它传承着我国人民朴素的价值观，行善，助人为乐，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要摒弃，它宣扬的是因果报应，是迷信，是“糟粕”。

其实，它涉及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面对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要辩证客观。对于糟粕，当然要摒弃，不要保护。但是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谁来判定？不但时间会对糟粕有不同的看法，空间也会使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比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对美的要求不同，审美观也有很大的差异。当人类在经历观念的反复之后，现代人对文化起码要有一个基本意识，文化是多元的，自己不喜欢的不一定就是糟粕……

我们的传统哲学告诉我们，对待传统文化，要讲究容忍、包容，要有度量，要有涵养，要有历史的眼光。

凡参观过清东陵乾隆皇帝地宫的人都知道，地宫中设有六个称为宝床的石座，乾隆和他的两位皇后、三位皇贵妃的棺木分别停放在石床之上。当我们看到这些，会以为清代皇帝和那个时代的人在死后都会这样，躺在棺木之中长眠地下。错，事实并非如此！据记录，清人在入关前，其丧葬风俗是火葬而不是土葬。这在今天看来是移风易俗，是现代人倡导的新风，并安了一个名词——“文明”习俗。可在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眼里却是“陋习恶俗”。乾隆皇帝曾在一段上谕中直言不讳：“本朝兆迹关东，以师兵为营，迁徙靡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奉侍，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今）朕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而痛自猛醒乎？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比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

在浩瀚的档案文书中，我们仿佛查看到了一些“反复的观念、因时的定制”。

这就像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会打捞到一些大致相同的残砖断瓦，它们验证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哲学论断。

至此，我们明白了我们眼前的淮河，它流过秦汉明月，淌过唐宋诗词，也漂过我们不知道的舟楫渔帆。

假如外力不去设法改变淮河，它就会沿着自己的方式流淌，也会抛弃一些东西，沿途吸纳一些新东西，以保持自己的生命生生不息，流向长江，归于大海。这是否像我们的传统文化，以自己的方式传统下去？

在淮河岸边散步，就如我们以一种方式和速度向现代化奔跑。奔跑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奔跑时，身为中国人，不能把爷爷奶奶给我们穿在贴身的小棉袄也给“跑”掉！

有媒体竟称在美国的第二代华人是“香蕉”，意思是说他们有华人的长相，其思想、观念已是美国化了。这种“香蕉”现象，也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却难找到有五千年的房子……

我们不会成为人类文化的又一个遗址吧？！

王贤友：安徽省肥西人，现供职于合肥市文联，出版作品集《老合肥·庐州记忆》《老合肥·庐州风情》《思想的门槛》《从心记》等，系安徽省社科联委员，安徽省民俗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