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人会变好吗？

王羲烈：作家，资深国学教师，现任深圳山之雨学校校长。教学风格纵横博学、自由大气。著有《深中教育故事》《寂寞英雄》等有关教育、文化方面的作品若干种。

现代社会的治理逻辑，倾向于把一切问题作技术化的处理。坚信如果有足够好的技术与制度（制度亦是一种治理的技术），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如果事情不够好，那就要发展技术，调整制度。西洋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思路。启蒙运动、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是制度的创新，工业革命是技术的进步。前者的方向是民主，要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潜力；后者的方向是科学，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于是乎，生物学的进化论卷入社会生活，线性的“进步”观念，成为席卷全球的主流思潮。在这种进步观下，一切的宗教价值、传统思想、地方观念，通通黯然失色。假如不接受此种思路，在1945年以前，一切社会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在1945年以后，一切社会将无可救药地陷入贫困、堕落与凄惨的境地。

假如说近500年来地球上有什么浩浩荡荡的主流思潮的话，这就是了。孙中山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指的就是这一种：政治上的民主，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唤醒所有人的智力；充分地发展科学，使其成为推动社会的第一动力。然仔细思之，西洋古代没有此种想法，中国古代亦无。这种想法便是现代性，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没有，就停留在古代；有，就进入了现代化。

西洋古代与中国古代的治理逻辑有相通之处，面对社会生活中各类问题，都不约而同把目光聚焦在“人”身上。让人调整自身思想，从而超越生老病死、贫富不公、冲突纠葛。犹太—基督教在这个意义上，与儒佛二教相遇了，他们用的都是伦理道德的方法。摩西十诫、耶稣登山宝训，正与孔子克己复礼、释迦因果轮回心心相印。而在西洋与中土两大庞大文明系统内，一直有相反的声音，皆在主流之下潜伏。希腊—罗马与道家，正是各自阵营里的反动派，他们要做的与现代文明类似：发展技术，调整制度。犹太—基督教与儒—佛，努力让人观察自己的内心，是向内转；希腊—罗马与道家，却拼命让人瞻望广阔的宇宙，是向外求。

在上述意义上，我们来观察儒家，就方便多了。孔子生长在一个乱世。从春秋初年到他的年代，战争与混乱一天比一天加剧。政治上四分五裂，大国吞并小国，小国内部，卿大夫与国君互相倾轧；周天子无能为力，仅作为华夏的象征物，勉强维持着文化的一统。孔子面临的问题——亦是后世诸子百家的问题：第一，社会能否重建，天下太平的希望存在吗？第二，人性能否复苏，无所不在的厮杀、阴谋与恐怖何时是个尽头？两个问题，如果简单说：这个世界会好吗？人会变好吗？

孔子少年奔走、中年勤学、晚年行道，最终的结论是非常绝望的。获麟绝笔，泪如雨下，是他一生求索而屡遭世人伤害的象征。他就是那只无辜的麒麟，对麟而泣，是哭他自己的命运。社会重建几乎不可能。周游列国，妄图借助君主们的权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分明就是一场漫长残酷的绝望史。在讲究实力——足食足兵的年代，他跟一个个专制者，大谈伦理道德礼乐精神，只会令他们觉得无用迂腐。孔子和柏拉图是一对难兄难弟，不厌其烦地欲驯化豺狼——令其不吃肉而改食果蔬，结果多次把自己推向了死亡的边缘。孔子厄于陈蔡，七日不食，柏拉图两度为奴，东西方两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何其相似乃尔！

孔子是个失败的政治家，无意间却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他一路奔走，把华夏文明的种子洒遍各地，后世诸子百家，几乎人人都跟孔子有点关系。这是他没想到的，也给了他晚年以极大的安慰。孔子对改造社会是绝望的，但对人性复苏却乐观欣喜。有生之年，孔子已见到了他耕耘的成果。学生们散布各国做官，牧民有方，取得了各种成就。后世叔孙通一语道破关键：儒家不能进取，但可守成。天下大乱，用不着儒家；天下太平，才是儒家出山的好时节。理想的儒者，以身作则，培固伦理，转移风气，让社会温情脉脉，和谐有序。何以如此呢？原来儒家的长处在作用人性，建设伦理道德——乱世，是个流动不居的陌生人社会，死生存亡之际，不择手段地生存是第一要义，这种环境，让人性受到太多考验，故难以施行；太平时，是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人性很少受到挑战，讲诚信仁义，才是最佳的生存策略，所以儒家便脱颖而出了。

故后世不断重复这一点，天下大乱，儒家系统便趋于崩溃，且受到严厉批判；天下太平，儒家复兴，很快就成了香饽饽。战国到秦，儒家靠边站，汉兴七十年后，儒家开始笼罩一世；汉末魏晋南北朝，儒家遭到批判，隋唐一统，儒家复兴；晚清民国至毛时代，打倒孔家店、十亿人民批孔子；改革开放以来，儒家复兴。孔子的遭遇，原来就是儒家在历史中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