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春 宋苗

焦菊隐先生正点开课，正点下课，不管我是不是听烦了，他都照讲不误。有一天，先生打开课本，没有开讲，因为我哭了。

平日里，在人们眼里，我永远是快乐的春姑娘，其实，内心是苦涩的。我十三岁“文革”开始，不满十六岁下乡插队，我们一行十几个队友，年年都有人离开那地方。只要有谁的家长被平反了，就会有队友高兴地回城，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住在屋子里，每天一睁眼，看到的就是房顶的木梁和檩子，上面的虫眼儿和树疤，我至今不忘。

我把回城的希望寄托在考文艺团体上。每次回京，只要发现有单位招生，不管是地方还是部队，我都会精心地打扮一番，奔赴考场，总是在复试后被拿下。有人告诉我，政审不合格，有人找各种理由，委婉回绝我。

那天上课前，我又接到一个没被录取的消息，心情跌到冰点，哪有心思上课。

焦先生关切地问我：“怎么了？能告诉我吗？”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我不想学了，没意义，活着真没劲……”

我把一肚子的委屈一股脑儿倒了出来，甚至提到村屋里的房梁，说不定哪天就有吊死在上边的想法。我说，每天学啊、练啊，连胡同里的一帮臭小子，也聚在窗外的胡同里一起“咿呀”地学我练声，起哄。记得巴金先生说过：十七岁这个妙龄妙不可言。我也正在这个年龄，可我的“妙不可言”又在哪里？我穿着母亲的练功裤，在五斗柜上压腿，在过道上反复地踢腿，一趟又一趟，结果呢，谁要我？我真的比别人差吗？我何时才能成命运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