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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看党的政策的延续性

2018-08-02罗雨雨

祖国 2018年13期
关键词:党的政策社会主要矛盾延续性

摘要:党的十九大做出敏锐的历史判断,指出新时代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然而,社会主要矛盾虽说已转变,但矛盾的实质根本不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依然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就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政策的关系来说,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党的政策具有延续性,矛盾的转变则更好地体现了党的政策的延续性。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政策 延续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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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敏锐作出历史判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历史判断是党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水平的深入分析。十八大以前,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欠发展”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是由于生产力落后,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世界水平相比低下,缺乏强大的物质基础来支撑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经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努力,十八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发展起来”的阶段。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基本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和发展需求。邓小平曾在1992深刻洞察中国发展出现新问题时指出,“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其中,制约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然而,人与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处在“发展起来“的时代,人民不再仅仅要求发展要满足自身的物质文化需求,人民更多地向往美好生活,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强烈。

一、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政策的关系

(一)社会主要矛盾根本不变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丰富的思想理论。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处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思维、有效政策。然而,从十七大到十九大,经过十年的风云变幻,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但党的十九大重申科学发展,究其根本原因,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只是矛盾的内容发生变化,即从生产力落后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人们的需求也得不到平衡的、有层次的满足,也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表现。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并没有使其实质发生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依然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不变性。

(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党的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存在”。而党的政策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因此,是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党的政策。而如前所诉,社会主要矛盾虽说发生转变,但其根本不变,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党的政策这一关系来说,社会主要矛盾未解决,党的政策也可以而且应当说是根本不变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党的政策是延续的。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这个追求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不懈奋斗的目标。实现物质精神财富极大丰富、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终极目标,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政策无不致力于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因此,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只是党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确定,并不会动摇党的终极目标,中断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政策。相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的国情下、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条件下,更好地反映了党的政策的连续性。

(三)对“延续性”的解析

延续,动词,字面意思是照原来的样子比例下去。以马克思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延续除了有继承的不变性,也有发展的变动性。“延”,是承接,是继承。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分割点,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党的政策从这个时候开始无不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说明党的政策不是主观臆想随意创造的,是实践的结果,是一任又一任国家领导人接过上一届历史交接棒的结果,这种“接力”诠释了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它不是一个利益集团推翻、压制另一个利益集团的颠覆,这就是所谓的继承,不变性。“续”是发展,是用好的东西补足不足之处,形成一种在内容和形式上新的事物。党的政策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根据社会主义矛盾的转变,其内容也是随之调整变化,不断进行实践和理论的创新以适应发展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发展,变动性。因此党的政策的延续性是不变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不变的是实质,即党的政策是谋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手段;而变动的是政策的内容与形式。

二、党的政策的延续性的体现

(一)用质量互变规律解析党的政策的延续性

首先,所谓连续性,即连接不断,也就是一個不断积累量变、为质变做准备的过程。纵观中国现代史,从全局上说,20世纪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一次质变,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整体来说都处于不断积累量变,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质变而奋斗的时期。党的各项政策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实践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始终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可以也应该理解为是一个为社会质变做准备的量变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项政策(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教、宗教、民族等方方面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不断进行调整,但始终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并没有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转向其他社会性质,因此,就这一层面来说,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教等方面政策的调整变化是当任领导核心在不断积累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与正确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判断,也是当任领导核心为下一代领导集体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量变”,是政策的适用范围、正确性、完善度是不断加强的过程。

其次,就马克思的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来说,在量变积累的过程也有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因此,党的政策的连续性还体现在其在新质基础上的不断变化发展,并在新质的基础上进行下一轮的量变。这里所说的新质是指社会的阶段性和局部性的质变,例如,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实现现代化,其中每一步的完成都可以说是社会的“质变”。从“温饱社会”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小康”,每一次成功发展都使得社会进步更上一层楼,这“一层楼”的距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下的阶段性质变。再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某一领域内(或经济或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宗教等)取得跨越性的發展(如在经济领域,从经济落后到经济大国:在政治领域,从政治小国到政治大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局部性社会质变。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局部性和阶段性社会质变,党的政策也理所当然进行局部性、阶段性的质变调整,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扩大内需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决定性作用、从营业税改增值税、从计划生育到放开二胎、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等看就是最好的体现。

(二)用“破”与“立”的发展观解析党的政策的延续性

党的政策的连续性还体现在其是一个“破”与“立”辩证统一的过程。

首先,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党的政策是发展的,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剔除经实践检验为错误的政策的基础上,即“破”,以此为经验教训,再探索的适应实践要求的新政策,即“立”。“破”与“立”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破”就没有“立”,也就没有发展。事物的连续首先在于继承,然后是发展,没有向前发展,前途终将走向灭亡,连续性最终被中断。实践证明以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简单粗放式发展是不可行的,因而要取缔,这是“破”,我们要转变为实行资源的集约式综合开利用,这是“立”。再如,以前国家通过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实践证明,房地产业的过渡发展会导致“泡沫经济”,十九大破除这一政策,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破”与“立”的发展观贯穿于党的政策中,使党的政策不断获得新的活力,延续其生命力。

其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除了体现在具体政策的连续上外,政策中包含中的思维方式、意识也是一个“破”与“立”的辩证发展过程。“破”是摈弃唯心的、错误的、片面的思想和意识,“立”是纠正错误的思想和意识,建立唯物的、正确的世界观。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是中国共产党人破除“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的观念,建立“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可以和不同社会制度结合,但它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具有不同的性质”观念的思想转变。再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以伤害自然为代价谋发展”的观念,建立“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又一思想转变。党的思想转变正是靠“一破一立”完成的,这种思想转变又为党的政策的延续提供了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人民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罗雨雨,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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