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学仕 达州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

全面抗战以来，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的感召下，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分别开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顽强抗击日军。正面战场，是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战场，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是抗战初期的主要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受改编后，迅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但现行部编本（第21课《敌后战场的抗战》）、川教本（第18课《敌后战场的抗战》）等八年级历史教科书均将此大捷归入敌后战场的抗战。笔者在备课和执教的过程中，经过认真考究，认为此说实有不妥。平型关大捷应属于正面战场太原会战的一部分，且当时还没有开辟敌后战场。本文试图收集多方史料，以论证之。

一、日军进犯山西，八路军配合国军在平型关作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同时在华东、华北大举侵华。在华北，日军侵占平津后，兵分三路沿津浦路、平汉路、平绥路扩大侵略。日军沿平绥路西进，为的是侵占山西。山西地势险要，自古以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清初沿革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九道：“山西居京师上游，表里山河，称为完固，且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搤其吭也”[1]。尤其是太原，“（太原）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也”[2]。“夫太原为河东都会有事关、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资也”[3]。近代以来，山西丰富的矿产资源相继被发现，其经济、战略、交通地位更是举足轻重。1936年，坂垣征四郎假意到五台山进香，并拜会昔日同窗阎锡山。坂垣以观赏沿途风光为借口，选择骑马出行。后来日军大举侵犯山西，阎锡山才明白坂垣的真实意图。日军并不急于占领河北全境和山东，而是妄图先侵占山西，足见日军对山西是何其重视。日军只有侵占了山西，才能确保对华北的控制。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确定了“准备应战”的方针。8月7日，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会议决定设立最高统帅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20日，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晋察绥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任司令长官。22日发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25日中共中央发布改编令（9月11日按全国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隶属于第二战区。大战在南北战场同时进行，南战场主要是淞沪会战，北战场主要是太原会战。中共中央从抗战大局出发，决定不等红军全部改编完毕，便陆续奔赴抗日前线。林彪率一一五师作为抗日先遣队，8月22日从陕西三原出发，经山西沿同蒲铁路北上。

中日双方都非常重视山西。战前，蒋介石命令“第二战区把主力集中在平绥铁路东段，适时可把平汉铁路的第一战区的主力用在晋东，巩固山西”[4]。南口战役后，南口、张家口先后失陷，大同的东北门户失去屏障。“敌以酒井旅团向怀来涿鹿，以铃木旅团向宣化前进，以本间旅团向大同前进，期会师于来源——广灵——大同之线”[5]。9月13日，大同失守，平绥路失去了正面防御力量，晋北门户洞开，第二战区加紧准备与敌在太原进行会战。14日，广灵遭到敌军东西夹击，守军被迫撤退。“同时因右翼涞源失守，敌之主力由灵邱（笔者按：时作灵丘）向涞源方面前进，以一部由广灵南下直趋灵邱，我军因此遂向平型关——雁门关长城线撤退，期与晋省我军主力会合与敌决战”[6]。9月21日，日军精锐坂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率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和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约5000人从灵丘向平型关推进。

平绥铁路沿线作战要图（来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61页）

平型关为内长城关口之一，位于灵丘西南关岭山，是晋东北和冀西的交界，扼守灵丘至大营的公路，是进攻雁门关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兵力薄弱。“我军为确保晋北要地，乃布防于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之线”[7]。22日夜，双方在平型关阵地发生激战。第二天，阎锡山向朱德通报战况，并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立即发出指示：“一一五师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翼”[8]。当天，一一五师奉命连夜冒雨开进，24日在平型关东北布置长达10千米（一说13千米）的“口袋阵”包围圈[9]，25日凌晨完成战斗准备。据《朱德军事文选》关于平型关战斗的电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二十时）载：“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之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10]，八路军总指挥对即将发生的战斗，定位很明确——配合作战。《中国革命史》第十二讲第三节子目（二），更是以“（二）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11]为小标题，来讲述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堡等战斗，而子目（三）的小标题则为“（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2]。

因此，发生于25日的平型关大捷，是属于配合国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是第二战区太原会战的外围战。平型关是抗日的前线，“我朱德部尤予敌以重创”[13]。“平型关战役是在国共达成军事互信、战役上协同御侮、默契配合的情况下展开实施的”[14]。29日敌人大量增兵，“我平型关正面以退路被遮断，乃于30日夜分向五台山地代县之线转进”[15]。30日平型关失守，届时方可称其为“敌后”。

二、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广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总方针，制定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开辟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工作重心。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根据洛川会议的决议，广泛深入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敌后战场又称解放区战场，是指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日占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是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相区别的另一个抗日战场。平型关大捷“为八路军开辟与建立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6]。《朱德年谱》1937年9月28日条载：“9月28日 和彭德怀致电洛甫、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河北涞源、山西灵丘和广灵地区山脉很大，地形比晋西北好，人口不少，粮食不缺，可在上述地区连同山西浑源、繁峙、五台、孟县、河北阜平一带创建抗日根据地，与晋西北互相呼应。这无论对现在和长远来说，都是上策”[17]。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主力南下，配合国军继续进行太原会战的外围作战。这在《聂荣臻回忆录》中也能得到印证，“平型关战斗结束之后，八路军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行动，就是侧击南下忻口和太原的日军”[18]。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并未随大部队南下，而是率领一部分军政人员和部队留驻五台山地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分家以后，一一五师主力南下汾河流域和晋南，我和留下的部队隔绝在敌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部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19]《中共党史讲义》则论述道：“十一月起，八路军三大主力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20]。此处表述为“三大主力”创建抗日根据地，应是指太原失守后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刘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持相同看法。

然而，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却遇到了诸多困难。据《聂荣臻回忆录》，这些困难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社会秩序混乱、悲观情绪弥漫；（2）冬季来临，部队缺乏给养，尤其是棉衣；（3）兵力过于单薄（只有约3000人），缺乏武器装备。面对这些困难，聂荣臻深刻分析了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使留下来的同志对坚持敌后斗争有了必胜的信心。[21]在此情境下，创建工作艰难地展开。从10月10日始，在聂荣臻领导下，杨成武率一一五师独立团先后从敌人手中收复河北涞源县、山西广灵、灵丘二县以及察哈尔的蔚县，“开辟了以蔚县、涞源、广灵、灵丘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22]。骑兵营则挺近冀西，收复多座县城，建立了以阜平为中心的冀西抗日游击区。11月初，聂荣臻又派舒同、赵尔陆等人前往晋东北协助宋邵文、胡仁奎组织抗日游击队，逐渐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抗日游击区。在此基础上，11月7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23]，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的成立，标志着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也标志着敌后战场的初步开辟。“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八路军粉碎二万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为发展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24]

此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12月进行了部队整编。1938年1月10-15日，在阜平召开了有39个县政府代表、119个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会议发表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宣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电》、《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等文件，选举产生了以聂荣臻等9位委员组成的临时行政委员会。至此，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是第一个也是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综上，从国共两党对平型关大捷的战略定位——配合国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和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时间两方面来考量，平型关大捷都不是敌后战场的抗战，平型关在当时是抗日的前线而非敌后。

【注释】

[1][2][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02、1806、1807-1808页。

[4]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第395页。

[5][6][7][13][15]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第11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91页。

[9]武月星：《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11][12]《中国革命史》编写组：《中国革命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265、267页。

[14]董志铭：《平型关大捷成因及军事意义述略》，《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年第1卷，第60页。

[16]刘家国：《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2页。

[18][19][2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360、365、368页。

[20]马云主编：《中共党史讲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8页。

[22]席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战略贡献》，《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23]参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页《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电令》（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4]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