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温静

社交媒体通过基于用户关系的传播信息方式、互连互通的交换平台模式、互联网技术，为档案馆馆藏资源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为档案信息服务的提升创造了新渠道，为档案部门利用档案微信公众平台、微博传播档案信息资源提供了技术支持。对该领域文献绘制可视化图谱来形成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发展前沿的探测。本文拟利用CiteSpaceⅢ软件对社交媒体视角下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发文量、发文作者与合作情况、研究机构与合作情况、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探析，从热点词视角对文献进行深度挖掘，旨在探讨该领域研究热点、前沿及发展趋势。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在 CNKI 学术期刊数据库中，以“主题=档案，and社交媒体，or微信，or微博”为输入检索条件，时间设置2011年1月1日—2018 年3月31日， 检索时间2018 年4月5 日，文献来源、基金来源均设置模糊，得到文献463篇。去除会议、卷首语、硕博论文、增刊等无效数据，得到354篇有效文献，将文献数据以“Reworks”格式导出，以利于可视化数据分析。

（二）分析工具

采用基于JAVA程序的CiteSpaceⅢ可视化软件，直观地展现出社交媒体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的作者分布、机构分布、关键词共现及时区共现知识图谱，以揭示高产作者及其合作关系、机构之间的互动强弱，以热点词聚类来挖掘关键词在规定时间区间内的研究热点。[1]

二、研究进展动态

（一）发文量分析

文献发文量时序变化是衡量该领域理论动态、时区趋势、焦点程度的重要指标。[2]关于社交媒体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的最早文献为上海大学李龙的《档案馆微博建设之现状》一文。相关发文量从2011年的5篇到2015年的55篇，增长了10倍，年发文量直线上升，2017年到达95篇，2018 年仅统计一个季度数据，达35篇，总体呈现极速增长趋势。这说明社交媒体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信息传播的需求。社交媒体以交流性、对话性、社交性、互动性等特点进行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内容交流的互动融合，体现了人的社交价值与信息需求。其次是档案信息挖掘与数据分析的需求。利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集成与融合、数据采集与存储等方式得到有价值的档案信息资源，便于传播档案信息产品与档案文化。

（二）发文作者与合作情况

对作者发文量的统计及合作情况的分析，可以把握该领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首先，就发文量而言，发文最多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黄霄羽（13），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松姗（6）、周文泓（3）、陈祖芬（3）、宋雪雁（3）、周耀林（3）、邢变变（3）等列作者发文量二、三位。研究者已形成连续、稳定的作者队伍，引领着理论前沿。其次，就团队合作而言，形成了若干个作者合作群。黄霄羽、王丹、郭煜晗、冯磊等人的合作团队，占据着发文总量上的优势，共合作8次，其中《国外典型档案馆应用社交媒体创新档案服务的实践特点》一文引用21次，下载1178次。作者合作群呈现出小规模合作且合作程度并不明显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影响范围与深度。

（三）研究机构与合作情况

探讨研究机构科研实力与关注程度可以为学术交流提供参考。首先，发文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30），上海大学（21）、郑州大学（14）、四川大学（9）、西北大学（9）、安徽大学（9）、吉林大学（8）、黑龙江大学（8）等机构紧随其后，约占发文量（354）的35.9%，研究机构分布整体较均匀，研究力量布局较合理。其次，从合作关系与合作强度上来看，研究机构较为分散，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有所不足。合作机构往往在同一座城市或同一部门，未形成稳定的合作群体，机构合作抗毁性较差，如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与南开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图1 关键词共现图谱

三、研究热点

通过关键词共现（见图1）探索研究热点的内在联系与微观结构，预测未来研究动态与趋势。对出现在15次以上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共有社交媒体、档案馆、公众微信平台、档案服务、档案信息、政务微博、文化机构、档案管理、高校档案馆、档案宣传、档案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等12个关键词。档案服务创新、档案文化传播平台、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及国外经验借鉴等方面为该领域研究热点。

首先是社交媒体视角下的档案服务创新。档案部门利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机会，构建档案微信公众平台、档案微博，为用户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区域性的档案信息服务；[3]引入社交媒体来构建新形式、多层次、富有趣味的档案服务内容与服务方式；[4]拓宽档案服务渠道、丰富档案服务方式、扩展档案用户范围，扩大档案机构的影响力、服务力、竞争力。[5]总而言之，对社交媒体视角下的档案服务创新，主要是通过大众化、社会化、个性化相结合的服务方式，依托以数字、网络、交互为核心的社交媒体技术，树立协作互联式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其次是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档案文化传播新平台。随着Web2.0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逐渐成为档案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社交媒体环境下，档案部门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博进行档案价值挖掘、档案数据信息传播、档案文化传承。档案微信公众平台拥有服务、订阅两种功能，旨在为用户提供服务、信息和资讯。档案微博具有塑造形象、共建共享和服务公众三个功能，能够有效促进档案信息开放利用。[6]社交媒体以独特传播优势，为档案部门开展档案文化宣传和信息服务工作提供了新平台，提升了档案信息的传播效率。[7]依托社交媒体环境的档案文化传播方式需要由“静态”向“动态”转变，延续档案文化传播功能，档案部门要积极参与社会合作，向档案信息用户进行宣传和传播，培养大众信息自觉与文化情谊。

再次是社交媒体与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深度融合。档案信息资源是档案信息服务的基础，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是传统档案管理技术与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相互碰撞。[8]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综合档案馆、档案信息用户等成为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主体，遵循适用性、动态性、多样性及前瞻性原则，并提出档案联盟、公众参与、多方联动等建设模式。[9]融合性是社交媒体的显著特征，档案部门需加强档案资源整合与数据挖掘，激活数据壁垒，展示档案信息价值，达到社交媒体视角下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融合、传播的目的。

最后是国外经验的借鉴。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为档案管理向社会化、多元化、融合化转变提供指引。档案学者总结了国外档案馆应用社交媒体创新档案工作的成功经验。国外档案部门制定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政务社交媒体归档的有效开展。我国档案部门应转变档案管理工作思路，将社交媒体融入到档案实体管理、档案信息采集与储存、档案服务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工作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社交媒体平台，实现管理者与利用者双向实时互动。

四、结论

运用CiteSpaceⅢ软件对社交媒体背景下的档案学研究现状进行透视，并结合研究热点，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分析。

首先是研究内容的深度挖掘。该领域的早期研究主要着眼于档案信息、档案利用、档案管理等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随后，档案学者开始进行档案信息采集与存储技术路径、档案信息利用体系、档案馆管理原则、档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理念与模式层面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与档案管理方式相结合，档案学者对档案数据安全、档案资源平台构建、档案服务模式转变等方面的深度挖掘也日益凸显。因此，社交媒体背景下的档案学研究不再局限于档案实体本身的研究。

其次是研究视角的交叉融合。如果说内容深度挖掘更新了社交媒体背景下档案学研究的范围，那么跨学科视角研究策略将为后续探索提供总体思路。社交媒体背景下的档案学研究是基于传播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学、历史学、档案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视角开展的学术交流，呈现出文化传承、技术融合、信息价值挖掘等特点。公民个人隐私权、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学问题，也是该研究领域需要深度研讨的问题。因此，社交媒体背景下的档案学研究亟待拓展学科范围，进行不同学科间的交互式探索与研究。

最后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创新。学者针对社交媒体背景下的档案学研究方法多采用调查研究法、案例实证法、比较研究法、定量与定性研究法，主要在资料收集、案例分析、典型事例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不太具备实用价值。当前，社交媒体背景下的档案学研究缺乏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不利于学科间的互动交流，研究合作群整体比较分散且抗毁性较弱，不利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基于此，社交媒体背景下的档案学研究应该注重研究方法的多元创新，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信息研究、描述性研究等方法，依托大数据时代政府信息公开与“互联网+档案”的特征。档案学者应该着力提高合作者的异质性，以及聚焦档案信息传播模式下的传播效果、传播介质、传播方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