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璋 贾彦 宋晓东

曾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我1976年进上海手表厂技校学习，1978年技校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手表厂工作。当时的工厂用现在眼光来看就像个生产车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经营不是厂方根据市场来决定的，而是由主管行政部门下达生产指标。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每年产量都在上年产量的基础上要有个较大比例的增长。“文革”刚结束，有些口号还是“文革”时期的口号，比如说攻下多少高地啊，整个工厂围绕着生产一个中心环节来开展，没有营销的理念，也没有市场的概念，纯粹就是生产。应该说那时候只要我们把手表生产出来，就不愁没有销路，确实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什么道理呢？因为产品生产出来后，全部由中国百货公司包销，它是商业单位，我们是企业，商企签订合约，写的是包销两个字，就是你做多少，它销多少。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百和我们签的合同改名叫经销了，别看一字之差，经销是它要多少，问你拿多少，多余的部分就是企业自己要走向市场。当时国家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企业要走向市场，确实困难不少，那时国产手表受到了进口表包括一些水货的大量冲击，销售从商业部门的反馈就是呆滞，市场反应很慢。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尝试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生产经营模式，企业相应也成立了销售科、市场部等等，由传统的生产单位、一个工厂，成为了面向市场的一个企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原来完全是封闭的，以前只管生产，中心任务除了生产还是生产，没有市场没有营销没有品牌这些意识。

市场发生剧烈变化，要求我们从生产模式上、生产品种上，来迎合市场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在1988年生产了100万只石英电子表，在这以前只生产机械手表。80年代中后期，大量日本的石英电子表进来，日本手表给人的震撼是走时相当准，1个月相差1秒、几秒，而机械表1天就是十几秒甚至二十几秒都有。除了走时准确，做得薄，款式也新。消费者大量购买石英表，机械表的市场一落千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石英表，根据市里的要求，迎合市场的需要，我们“削机转电”，就是把机械表的能力转下来，把石英电子表的能力提上去。我们到经委去批了石英电子表的关键零件马达引进线，生产全部是自己研发，我们有这个设备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能力，整个工厂实施转产，上一个新的产品。如果当时没有市里的要求，我们也会做，因为那时候确实石英电子表非常好卖，受到市场青睐，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有市里的支持，在需要引进的设备上，会更方便一点。

泥足的巨人难以适应市场的海洋

198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我们的企业在体制机制上还未完全转变，像一个泥足的巨人，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我们也想改变企业，也想去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游泳。一段时间里，我们也促使企业在体制机制上有了一些改变，但整个变化还是不能适应市场对企业的要求。从90年代初期到1999年，我们的势头高潮不再，销售市场的销量、产品花色的数量、单个产品的售价，都逐年降低。原来好的时候，企业像个小社会，有托儿所，有食堂，社会的职能我们手表厂都包了；顶峰时候有5000多人，上班像涨潮，下班像退潮；产量一年600万，一个月50万的机械表加石英表。销售受阻后，企业采取的措施无非就是降低成本，提高销售收入。在销售收入不能提高的前提下，只能通过减员来增效。我们从1995年、1996年开始走这条路，走了五六年的时间，当时企业员工比较多，逐步逐步降下来，人员安置的政策享受了当时国家、市政府在国有企业里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比如说协保，1984年以后进厂的合同制工人买断工龄走向社会，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的成本。最终这条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上海手表厂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是欠了银行不少的钱，企业的扩张有一部分是向银行借钱的，到了90年代末期，银行也面临体制机制的变化，原来它半年放一次转一次，现在不能转，从企业来看，效益不好，也是转一圈小一圈，没有增加现金流，而是减少现金流，银行看见你没有现金流，信用评级就很差，把原来可以贷给你的取消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企业就难以运作下去。这么几年下来，情况越来越不好。

到了1998年，上海市经委提出可以有部分企业实现计划内破产，上海手表厂列入了计划内破产的企业名单。我们成立了破产清算组，主要负责员工的下岗分流，盘活一部分有效资产。计划内破产和民法破产的差异在于，民法破产的第一程序是偿还债权人债务，计划内破产第一程序是偿还劳动者债权，就是解决员工的问题，实际上银行还是有个清偿率。1999年11月15日，杨浦区法院裁定上海手表厂计划内破产。在开庭之前，上海手表厂专门成立了由上级部门包括轻工控股公司、钟表公司、社会中介机构组成的破产清算组，他们负责债权人登记、债务的催讨、员工的安置、一些不稳定因素的排摸，包括检察院法院都来参与上海手表厂破产的工作，他们是来了解企业由盛到衰的过程中有没有腐败行为。我们的进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有比较强的干部队伍，跟债权人的谈判、员工的安置，从进入程序到裁定的过程，八九个月，我们没有发生一起不稳定事件，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钻石手表厂同样也是计划内破产，他们大概是第二批，我们是第一批，手表二厂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很多企业举步维艰，大家都要争取进计划内破产这个门槛，但是市里也要斟酌，也要分门别类，破产的名额不能全部给轻工，纺织也要有，仪表也要有，机电也要有。最后轻工系统定了两家，一个是我們手表厂，一个是钻石手表厂。这两家工厂从生产上看是品种单一，从体制机制上来看还是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模式，势必会被市场经济淘汰。

保留手表生产的火种

在筹划原上海手表厂破产的过程中，1998年，我们通过当时的上级轻工控股集团公司投资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这个新的公司把原上海手表厂的有效资产全部都剥离进去，那就是现在上海表业有限公司的雏形，虽然股东后来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保留了一支员工队伍和有效资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时我们有两条线在运作，一个是破产，还有一个是生产。一面把历史的债务通过合法的程序偿还掉，另一面专心致志搞生产。2000年，原上海手表厂破产后，我们上级公司又把有效资产拿出来，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成立了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按理以“上海”来命名的企业工商是注册不出来的，只能是上海什么表业公司，那个时候也是领导特批。当时，上海表业的股份比例是上海钟表公司30%，珠海罗西尼30%，经营者团队30%，还有10%是社会人，形成三三三一的股权模式。整个股本金是1535万元。

2000年公司成立以后，当时企业的领导说，死过一回的人对生命更加珍惜，我们确实也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手表厂生产的一定是手表，它是一个商品。原来只有国货没有洋货，后来国门打开，趋之若鹜，全是洋货。那时消费者对国产表不感兴趣，说到上海牌，大家第一印象圆头白面，几十年不变。经营班子解放思想，果断决定生产机芯，为人家做代工，我们生产的机芯是没有品牌的，专门为一些品牌公司提供机芯。我们在机芯的制造上花了大力气。原来三根针，时针分针秒针，最多加个日历、周历。我们通过技术攻关，把日历、周历甚至月历用指针形式表示出来。一根针指示日历，一根针指示星期，再有一根针指示月历，还有月相二十九天半，农历的周期，我们整个机芯产品从这方面进行了改变，产生了六针机芯、七针机芯，为上海表业成立的时候起好步、打好基础，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陀飞轮手表问世

企业经过十几年的运作，始终信奉一个理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同样创新也是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的法宝。所以当上海表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第一个系列，叫多针系列——六针机芯、七针机芯生产出来时，我们在思考，什么产品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我们就想到，手表里面传动的轮子很多的，只是在里面，消费者看不到，手表里运动频率最高的是摆轮，我们就设计把这个原来深藏不露的轮子放到外面，这就有了裸摆系列，现在这个表还很好卖，因为它给消费者视觉的冲击，这个也就是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发展的第二个系列——裸摆系列。产品有了积累，文化有了积淀，人才有了积聚，有了技术上的储备，裸摆系列用了3到4年，同时我们开发了计时码表系列。现在的人都崇尚健康，计时码表就是把秒表的功能放在手表上面，秒表大手表小，实际上有两套计时设备，一个是正常的计时，摁了一个按钮后另外有一套计时设备，可以计算每天锻炼的时间、锻炼的速度是多少，也有很多花色品种，这是上海表业的第三个系列。

第四个系列就是陀飞轮系列。我们2001年开始试制，出了第一块陀飞轮机芯。生产手表的都知道复杂表有三大类，一个是陀飞轮；一个是三问表，就是盲人用表，它是通过声音表示时间的，这个表可以报时报刻报分；第三个是万年历表。三问表我认为这个市场不会很大，对原材料的要求特别高。我们现在三问表也可以做，但是打出来的声音不好听，好的三问表打出来的声音是立体的，由近而远，我们打出来的声音不够清脆。还有万年历表太复杂，一万年的日历，有平年有闰年，通过非常复杂的计算技术，融合在机械表齿轮转动、凸轮转动里面，而不发生日期上的差错。陀飞轮我们厂现在做的比较多，有篇报道说陀飞轮是手表制造上的皇冠。为什么这么说呢？陀飞轮引用航天陀螺仪的技术，它的设计终极目标是可以消除地球引力对走时所造成的误差，理论上可以零秒的误差，但是由于制造和装配上的误差，不可能有零误差的手表，但是它可以消除地球引力产生的时间上的走时变化。这个产品为什么难做？因为它有一个笼子，笼子里面有几十个零件，整个重量不到0.4克，对零件制造要求也很高，如果在生产或装配过程中，零件失之毫厘，整个走时会差之千里，所以要求很高，每年的产量也不是很大，因此在市场上受到青睐。一些企业为了体现手表制造的水平，就是做陀飞轮。受众群体比万年历多，万年历表使用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很复杂。三问表只是一种材料上的进步。所以我们研制陀飞轮归结下来三个原因，一是技术门槛比较高，体现手表制造工厂的技术水平，二是受到消费者青睐，第三个有市场。现在我们又在考虑计时码表上再加陀飞轮结构，难度更高了，从某种意义上，计时码表不一定比陀飞轮容易制造。上海表业成立后，我们就有这四大系列机芯。2005年上海牌手表诞生50周年，我们推出售价10万块一块的陀飞轮手表，没多少时间就全部卖完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尝到了做品牌的甜头，它是金壳的。

重新拥有上海牌

上海表业有限公司现在机芯和成表的销售收入大概比例是4：6。2005年后，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企业如果只是为人家做代工，那是在整个微笑曲线的低端部分。如果只做机芯没有品牌经营，发展永远落在人家后面。比如欧米茄和天梭，可能里面的机芯是一样的，但是欧米茄能够卖到几万，天梭就只能卖七八千，所以必须要把品牌这一块抓住。我们有个好的品牌，上海牌。上海手表厂破产后，品牌也归属于接盘单位，接盘单位原来是上海钟表公司，钟表公司是上海表业的股东之一。2004年，上海钟表下放到普陀区，普陀区把上海钟表的资产卖给了北京的两家公司，品牌拥有者为了上海牌的更好发展，把品牌转让给了上海表业。也就是在2014年，我们把这个品牌从钟表公司买回来，所以现在上海表业是上海牌这个品牌的拥有者。

我们做上海品牌，就应该把上海牌的历史、文化和现有的时尚产业相结合，这是第一个结合；第二个就是利用我们机芯制造优势和品牌运作相结合。这两个结合后，我们推出的系列有石库门系列，就是老上海的风情，我们还把一些现代的元素也放进去，比如说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一些世界名画。一般来说艺术品都是放在桌子上挂在墙上，我们把它做到表面上，通过人戴着走，凝固的艺术变成流动的艺术，这也是为手表注入文化的元素。因为我们也深深感受到，现在手表的计时功能在弱化，但是它的收藏功能、时尚功能包括文化传递的功能在强化。现在看时间绝大部分人习惯用手机，所以手表的运作必须和文化、时尚结合在一起。最近用上海的市花白玉兰，给女性消费者做了一款手表，大家感觉还是不错的。还推出一款“寿”表，表面全都是“寿”字，一百多种写法的“寿”字，给老人戴老人家也很高兴，包括金榜题名纪念表等，个性化的东西。我们也感受到手表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大众化的产品，可以做大做强；手表不一定是大众化的产品，手表的受众面、消费面，欣赏的消费者可能只是很小的群体，但一定是個性化的群体。个性化定制，比如庆祝新婚可以把两个人的头像放在表面上，庆祝金榜题名我们也可以做。这方面我们的渠道是比较多的，做得还不错。

说到上海表业的投资主体，现在有这些股东，一个是上海钟表公司，一个是飞亚达，一个是爱建，接下来就是经营者团队。说到人才，我们现在招人确实比较难。2011年秋天，那时候俞正声同志还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他到厂里来过一次，我们向他汇报，上海确实制造成本很高，简单的生产低端的制造放在上海，整个企业的运作越来越难。我们已经感受到人口红利下降，现在招不到人，我们的战略就是两头在内，中间在外。什么两头？研发、市场我们要紧紧拿在手里，把中间生产尤其是一些简单生产的环节放在外面。现在所有环节都在上海，成本太高。下一步，我们要把简单的制造放到外面，把研发和市场拿在手里，利用互联网的业态，把我们传统的产品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线上的销售和线下的销售几乎打平，线上比如天猫、东方购物。线下是开有质量的店，上海开店成本太高，我们在上海一些大的百货公司里面设有专柜。我们线下的店主要在二线、三线城市。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