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淳天

[摘 要]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结晶，其保护和利用工作始终受到习近平的重视。在保护方面，习近平指出要改进方式方法、完善法律法规、广泛动员群众；在利用方面，习近平指出要搞好学术研究，可持续利用，进行红色文化教育，同时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视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对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詞]习近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7-0016-05

文化遗产是一个范围十分广泛的概念，一般可从存在形式上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习惯上狭义的文化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的略称，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或遗迹[1]。世界上将其分为文物（狭义）、建筑群、遗址三大类。本文研究的范围亦是狭义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结晶，承载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习近平始终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工作，以高屋建瓴之势构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体系。

一、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将其纳入政绩。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是做好文化遗产事业的基础。习近平一直十分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提出“保护文物不力愧对后人”。为推动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习近平起用对文物保护有一定研究的贾大山为文物局局长，使正定县的隆兴寺、天宁寺等重要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完善的修复。[2]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做出了暂缓拆迁林觉民故居的批示，并指示相关部门尽快修缮林觉民故居，开辟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2000年，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针对省文化厅关于万寿岩遗址的汇报指出：“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文化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现的珍贵文物资源，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的利益而爆破，保证配合省文化厅做好洞穴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3]他要求三明市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遗址的保护，并由省财政拨款用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万寿岩遗址因此得到了较完善的保护，荣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2002年，习近平在为《福州古厝》作的序中提到：“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4]近年来，习近平亦多次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5]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6]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政绩的举措，体现了习近平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文化效益和政治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思想，基本杜绝了地方政府为政绩、为谋求一时利益而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

（二）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方法的改进与创新。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不当的指导思想与方式方法不仅不能达到良好的保护效果，甚至可能造成二次破坏。虽然国际上有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的文件、规章，但其中有一部分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实际情况，不可教条式照搬照抄。例如《威尼斯宪章》中关于文化遗产修复有“修复过程必须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7]的论述，但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方不同，许多古建筑都是木质结构，老化和腐蚀速度较西方的石质建筑要快得多，如一旦缺乏文献就停止修复任其衰败，那么很可能在有充足文献资料时该建筑已难以修复了。鉴于此，习近平认为我们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中国化、现代化。其具体可概括为真实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发展中保护三大方面。真实性保护，指在保护过程中需要强调文化遗产本身的真实性，不歪曲历史本原，坚持“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8]，不能“胡乱拆旧建新，用假古董破坏真古董，毁掉珍贵的文物”[9]。整体性保护，指文化遗产保护要注重其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文化遗产是在大自然提供的物质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凝聚物，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2014年，中央提出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文化遗产需得到基本保护，即是注重整体性保护的体现。发展中保护，指保护和利用相辅相成，用发展的、运动的眼光看待文化遗产。习近平曾说：“我们强调保护，并不是对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捂得严严实实的一动也不能动，而是要在坚持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度合理开发和建设，通过适度合理开发和建设来实现更好的保护。”[10]要推陈出新，传承历史优秀文化，赋予文化遗产以时代发展内涵，保持传统文化遗产的“个性”，杜绝“千城一面”的现象。

（三）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相关法律法规却迟迟未能出台，直到1982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出台，“无法可依”的尴尬情况才得到一定的缓解。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任务越来越繁重，许多新问题诸如考古与基建的矛盾、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对文物流失现象的无能为力等一一显现，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却仅在1991年、2002年稍作修改，依然未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所需。针对文化遗产领域法治不尽如人意的这一情况，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做出了“补齐短板”的要求，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这一精神的引导下，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文物法第25条第2款、第56条第2款等做出了修改，将本应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的文物拍卖、转让、修缮等事宜下放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一批急需修缮的文化遗产能及时得到修缮。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文物法第34条第2款、第54条第1款等做出了修改，将本应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的各级地方博物馆之间文物交换等事宜下放，大大简化了博物馆为修缮文物、举办展览等事宜交换文物所需的审批流程。同时，各省市亦出台了许多文化遗产管理规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得到了大幅度的完善。

（四）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习近平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中的又一重要方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一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习近平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讲话上曾做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11]的论断，强调了社会参与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广泛动员社会参与，需要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自觉、自发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因此，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以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倡导文化遗产保护之风，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二、习近平的文化遗产利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搞好学术研究，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内涵。正如《巴拉宪章》中指出：“很多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并不清晰，因此应对其进行阐释。”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大量研究与阐释不足的情况，这事实上是对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种浪费。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2]这一论述具体而又形象地阐述了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内涵的重要性。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上人类不断实践的产物，是前人生活中留下的符号和痕迹，其本身所展现的信息是静止的、孤立的、有限的。因此，需要研究者通过学术研究，跨越时空距离与前人建立起联系，通过对其阐释认识前人，认识当时的生活，最终认识到历史，并在还原其历史本真意义的基础上赋予其当代价值意义，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感染力，丰富其影响力。对现存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研究与价值阐释是与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对话，这种让文物“说话”的方式是文化遗产由专业化走向公众化的一条必经之路，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多方位可持续利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本身是一个价值综合体，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还具有可以满足人类需要的当代经济、文化、社会意义。因此，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是必要的；但是，其开发和利用需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因地制宜，综合考量，合理利用。我们应认识并考虑到文化遗产各方面的价值，而不能毫无根据地强调一种价值，牺牲其他价值；更不能为追求一时之利，罔顾文化遗产的客观属性，盲目开发旅游业，使文化遗产本身遭到破坏。尤其是一些石窟寺、石刻、岩画景区，过多的游客导致空气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严重超标，导致文物表面遭到一定程度的腐蚀。针对诸如此类的现象，习近平提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13]的观点。因此，只有在确保文化遗产本身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展文化旅游、文物纪念品开发、文化遗产教育等事业，既满足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又与精准扶贫的概念不谋而合，助推以第三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转型，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

（三）重视革命文物的利用，发展红色旅游，弘扬红色文化。革命文物、人物纪念馆等作为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习近平高度重视革命文物的利用，曾多次参观井冈山、西柏坡等革命遗址纪念馆，并做出“做好红色文化的展示工作，提高井冈山旅游的文化表现力和旅游吸引力，大力发展红色旅游”[14]的工作指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亦指出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可见其对革命文物的历史价值、教育价值、社会价值的重视。革命文物的利用首先要坚持其历史性和真实性，在展示时辅之以一定背景材料，使其历史縱深感得到增强，观众亦能有身临其境的“浸入”之感，从而深刻领会其文化内涵。在方式方法上，对于革命文物的利用可以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文化教育，相关各级博物馆也可多举办红色文化相关临时展览、常设基本展览等，又或以馆际联展、轮展、巡回展出等方式促进革命文物的进一步利用。同时，革命文物的利用也可以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以“红色旅游”作为切入点，整合当地所特有的红色文化资源，以点带面，把革命文物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点。

（四）强调“走出去”，以文化遗产为媒介传播中华民族文化。2014年初，习近平指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15]文化遗产凝聚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风貌，正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最佳载体之一。2014年，中国联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类跨国合作申遗尚属史上首次，大大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在此大背景下，承载着宣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命的丝绸之路文物展、中非海上丝绸之路、秦汉—罗马文明展等一系列精品文物互换展览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在2016年举办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上，习近平指出，这次文博会以推动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为主题，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合作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要坚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加强文化交流，倡导文化平等，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创新，加强文化合作，让人类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造福更多民众。以文化遗产为媒介传播中华民族文化，让文化遗产“走出去”，为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的理论价值。一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视域。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看待文化现象。马克思将文化的本质定义为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认为文化是人实践的产物，是以实现人的存在价值为目的的活动，体现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超越性，而整个世界历史则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质遗存，凝结了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价值，我们可以借此窥探一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习近平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充分认识到了文化遗产的价值属性，通过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管理与研究，从社会史的视角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视域。

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十九大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划时代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强调了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习近平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倡导从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遗产中吸收养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坚定文化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则有助于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的实践意义。一是对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习近平曾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會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16]在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的指导下，各博物馆、遗址公园等相关机构纷纷以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为纲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目前多家博物馆已建立“云平台”、微信公众号，以新媒体的形式向公众普及文化遗产相关知识；许多革命遗址纪念馆、抗战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则加强了对“红色旅游”的宣传。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是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事业发展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的健康、全面发展是国家繁荣的重要保证，更是国家发展方向的指引灯塔，我国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发展和创新。在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大量文创产品、文化遗产纪录片应运而生。纪录长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的播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文物修复这一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文物的保护意识；“故宫淘宝”等网上商店借“互联网+”的东风售卖文创产品，让文化遗产从看似高冷的博物馆“走出来”，来到广大人民群众身边；湖北省博物馆举行的“中国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联展”展现了文创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博类期刊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上升，文化遗产数字化程度进一步加强；而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量中外文物联展则吸引了大量国际友人前来观赏，为中华文化的输出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贡献了力量。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见证者，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维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在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的指导下，相关活动、展览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文化遗产事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形势发挥着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习近平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一系列新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的文化遗产事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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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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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意丹.福州古厝[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

[5]立足优势 深化改革 勇于开拓 在建设首善之区上不断取得新成绩[N].人民日报，2014-02-27（01）.

[6][16]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 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N].人民日报，2016-04-13（01）.

[9][10][11]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12][15]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01）.

[14]梅黎明.浴血罗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409.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