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毅

柳华是我女一中初中的同班同学，我俩的交情有50多年了，我们是好朋友。当年她在班里是团员、班委，学习成绩好，长得也漂亮；而我是白丁。我俩怎么会好起来呢？现在想起来最初的熟识，还是源于放学回家时都在北长街乘5路公共汽车，我乘两站在天安门倒车，她乘三站在前门下车，在车上少不了交谈，让我们彼此熟悉。其实那时和我们相好的还有刘玉琴，“文革”后与她失联了。

升高中时柳华考上了本校，我上的是65中学。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那时没有电话，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们是怎么联系上的。一天放学后她到学校找我，我们学校操场上有一部供同学们锻炼用的三层楼高的天梯，从东边沿着高高的阶梯爬上去，经过一段两边有钢丝护网的长长的高空独木桥，最后再从西边的滑梯滑下去。这样的天梯当时好像只有我们学校有。同学们经常爬上天梯，躺在半空中的钢丝网上复习功课—一“玩的就是心跳”！那天，操场上显得异常安静，可能是看到这里有人在聊天，没有人再上来，只有我们两个人，简直是太惬意了！

高一没有上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家庭条件不可能是红卫兵，于是我们有了大把的时间。那时我们都有2元钱的市区学生月票，于是我们经常遛车，乘车时聊我们的遭遇、家中的变迁、不愿让外人知道的事情，这些在我俩之间没有秘密，天安门前、北海白塔下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

近处去得差不多了，我俩又找市区月票可以去的远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