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妮

“俄罗斯世界杯，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其他基本都去了。”这是白岩松近期最火的一个段子。最近，这位央视“名嘴”现身自己的“新书”发布会，穿着很随意，段子却没断。他在现场放了一段书里附送的视频，随后说，“我刚发现，视频里我连妆都没化。都说天生丽质难自弃，我是‘天生劣质，主动放弃，没人关心我长成什么样。”的确，人们更关心的是他在说什么、想什么。现场很多观众问他，如何做到客观冷静、洞悉事物的本质？“非常简单，只要你没有私心就容易客观。让我猜世界杯的比分，只要不是我喜欢的球队，我大致都可以猜对。只要是我喜欢的从来没对过，因为感情就是一种利益。”谈到如何做一名好记者，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作为一个新闻人，如果你有私货，还想客观公正，怎么可能？那不过是一件外套。”今年正好50岁的他，送给自己的礼物是“好奇”。“在硅谷，真正成功的创业者五六十岁的偏多，中国什么时候能不把创业全部当成年轻人的事业？就跟不把志愿者都当成青年志愿者一样。”白岩松希望十年后，自己要努力地去做一个可爱的老头。“中国想要可爱，一定要有好老头、好老太太。”

30，40，50

环球时报：时隔多年，此次推出《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白说》的全新扩容版，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岩松：这次三本书再版，突然提醒我时间过得太快了。重新整理这些文字的过程就是一个跟岁月对话、跟自己对话的过程。《痛并快乐着》是我32岁出的。30岁最大的人生感受是做减法，30岁之前要玩命做加法，要多尝试，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种可能，也不知道命运将会给你怎样的机缘。30岁左右是人生要做一次减法的重要时机。因为不是所有的事都适合你，也不是适合你的所有事都该去做。八条线拴着你，你能跑多远？我29岁就被破格提成“高级记者”了，掌声也很多，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太对劲。我当时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我在一夜之间都辞了。那时我可以做体育、娱乐等很多好玩的东西，但我发现我只能做新闻，也最该做新闻。那时我有很多升职机会，我拒绝了，回到普通新闻工作者的位置上。我单纯了，也才成了今天的我。

42岁我出版《幸福了吗？》。中国有一句话叫四十不惑，我觉得现今这个时代40岁恐怕困惑是最多的。这本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走过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物质方面已经给予大家足够多的东西，但焦虑和困惑并没有减少。原来，在物质上脱贫相对容易，但精神上富裕起来很难。40岁左右要多跟自己聊天，我很庆幸在三十六七岁走进了《道德经》的世界。但是，如果周边环境不改变，你会幸福吗？你心情舒畅地走出家门，到处是乱闯红灯的，你买个东西是假的，打个疫苗都……我有八个字说得比较重，“道德赤字，人性亏损”。中国人如何学会由一个小老百姓变成一个公民，这是我在40岁时既问给自己，也问给这个社会的重要命题。

20岁容易活在明天里，50岁容易活在昨天里。我觉得50岁最大的收获，就是善待每一个今天。50岁另外一个重要考验，就是你要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我呼吁所有的既得利益者，能成为像年轻时帮助过你的人那样，而不是成为阻拦别人实现梦想的人。十年后，我要努力地去做一个可爱的老头。体形保持得好一点，多穿好看的衣服，别在孩子眼中成为讨厌的父母，依然愿意为年轻人挡风遮雨，我觉得60岁是美好时光的开始。

环球时报：三本书的影音增值版构成了您的自创图书系列品牌“FromBai”。立体出版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白岩松：《幸福了吗？》和《痛并快乐着》，每一章后面都有一个二维码，一扫就可以看到视频音频，记录了我现在对当时写的内容有什么新想法。这个玩法诞生的原因是出版社说纸价涨得厉害，能不能在涨价同时让这本书增值？更重要的是，要去思考在互联网时代书该怎么出。我认为未来的图书出版时代可以立体化、多媒体化。比如，《红楼梦》再版时能不能把周汝昌、刘心武、蒋勋等学者对《红楼梦》的看法以及对关键章节的点评以立体的方式附在书里？我觉得图书出版时代应该向3.0版挺进了。

越是好记者，越是艰难的

环球时报：很多央视“名嘴”转行做投资、做官员，但您依然在做新闻、做主持，是什么吸引您留在这个行业？

白岩松：吸引我留在这个位置上的原因就是工资低、风险大、活儿累……当然这是开玩笑。任何人的选择都有自己的道理，我的道理就是，我是学新闻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适合干新闻的。这个时代不缺变化，有时偶尔不变也挺好。18岁时我在大学读新闻系，那时我希望成为最好的记者，今天我依然在路上。很多人问，白老师你怎么还在CCTV？因为我想成为好记者，因为新闻现在还在这儿。每一个人都偶尔要拿自己的18岁来问问自己，你是当初自己要活的那个样子吗？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环球时报：好记者的标准是什么？好记者会被好好对待吗？

白岩松：我觉得一个最好的记者首先要有社会良心，第二要有知识储备，第三要长跑，不能跑一百米就走了。真正的好记者都是从枪林弹雨和无形的枪林弹雨里出来的，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全世界的好记者从来没有被花天酒地、好吃好喝地招待、享受超级高的工资，新闻历史中没有这样的事。越是好记者越是艰难的，也正是越艰难他才成为好记者，事后我们才会为他点赞。想被好对待，不要当好记者。有很多原本有潜力成为好记者的人，因为特别想得到好对待，最后成为很烂的记者。

短是为了更好的长

环球时报：您在新书序言中引述了一名专家的话：20年后记者这个职业会消失。全民皆记者、皆自媒体可能吗？

白岩松：我在序言里转引这句话，就意味着我持反对态度。很多人会说，未来医生是不是可以不用存在了，因为技术越来越发达，一扫描什么病都知道。我说，未来诊断靠大数据，治疗要靠医生，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大数据从来不解决个人数据，99.9%的人用这个药都可以治，偏偏你遇到的这个人是0.1%。为什么医学这个行当让所有从业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个体太复杂了。我很高兴看到自媒体在一片空白的地方长出来，但恕我说句得罪人的话，自媒体的这个“自”跟人性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期待的媒体。因为他都在考虑个人利益、点击量，你没发现很多自媒体头几天相当自媒体，后来就变成电商了？媒体是有规律、有规矩的，很少有自媒体能长期地去做媒体的事。但是，如果承载自媒体的平台能担起相关责任，和自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话，会成为未来非常不错的媒体方式。

环球时报：抖音的异军突起，让人们看到短视频的巨大市场。短，一定是未来趋势吗？

白岩松：我觉得短是为了更好的长。如果所有东西追求的只是短，它的寿命一定很短。大家都玩短的，问题疫苗的事情就会不断出现。想想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历了多少与新技术有关的热门词汇，今天还记得几个？我认为今天一切新锐的东西十年后都变成传统的，技术、介质不断会变，但最核心的与人性有关的内容很少变。真正的内容为王，将来应该是最被尊重的一种规律。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没有耐心，一首歌听两句不好听，马上海量的推荐就来了，弄得现在做歌的人上来就做口水歌，马上把你抓住。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华语流行乐最伟大的时刻，那时买一盘磁带5块5，我一个月伙食费才30多块，一盘磁带我起码听20多遍。创作者也有耐心，这是一种良性互动。有人问李宗盛，为什么现在的歌这么难听？他没有直接答，他说，流行音乐是时代的反映。现在手机正在成为我们的手铐，看短的东西多，慢慢人也会变得短视。如果大家都只是娱乐至死，可能相当大的比例会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个民族不会让人那么失望。我相信，吃饱喝足的中国人不仅仅会开始跑步，也会让自己的思想走上一个更长远、更有大格局的方向。就像我每次看到路上加塞的时候都会沮丧，但一转眼我就会乐观，因为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接下来的转变会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