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元

每到傍晚，各个公园、小区的广场都会聚集起一群人跳集体舞，这些人以中老年女性为主，所选的曲目也多为当下最洗脑的“神曲”。这就是所谓的广场舞，其在我国的兴起，引起了许多的关注。然而，你是否想过，这种现象和我国文化传统的变迁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都会区的形成和职场结构的蜕变，社会大众的生活形态，正在经历一场悄然无声的革命。在二十一世纪前叶，中华大地上各地蓬勃生猛的广场舞，可以说是最引人注意的新鲜事物之一。然而，虽然衍生的商机（服装道具、音乐设备、歌曲舞技等等）已经引发许多关注；广场舞的另一种深层意义，却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该有的重视。

这个故事，最好由稍远的时空说起。众所周知，从遥远的汉武帝（公元前134年）开始，虽然间有起伏，但是儒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殆无异议。儒家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的正朔，一脉相承，照耀古今。然而，儒家只是众多学派之一，为什么能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竞争里脱颖而出呢？这个问题，事实上隐含着两部分：一方面，法家道家墨家等其他学派，有哪些弱点，终被扬弃？另一方面，儒家又有哪些优点，能够先胜出而后定于一尊？

首先，考虑法家。以（依）法治国，当然是个好主意。目前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社会，通常也是高度法治的社会。然而，对于古代的中华帝国而言，面积辽阔人口众多，不容易有足够能识法知法而用法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是真正的依法治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于各朝各代的封建统治者而言，这是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做不得。

其次，考虑道家。崇尚自然，清静无为，当然是好事，也是诸多现代都市人的梦想。然而，对于广大的帝国而言，如果道家成为主流，大家都崇尚自然，谁来从事生产性活动，维持帝国的赋税由何而来？道家不会成为主流，合情合理。

再次，是墨家。兼爱非攻，摩顶放踵，爱人如己。这种教诲，在小范围里，也许能够出现；范围一旦扩大，不容易操作，也无法持久。墨家不会成为主流，几乎是必然！

剩下的，就是儒家。相对于法道墨，儒家至少有两个特色值得推崇。

一方面，儒家的核心教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等等），符合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几千年来农业社会的生活形态，自然而然发展出以伦常为主的风俗习惯。儒家的学说，可以说是一般人生活经验的归纳和精炼。另一方面，儒家思想通常是道德性的原理原则，在运用和阐释上很有弹性。一旦作为治理和政事的依据，可以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对于一个面积辽阔的帝国而言，官员们都是熟读四书五经，经过科举筛选而出的精英；他们可以巧妙灵活地让理论（四书五经）和现实结合。儒家会成为华人文化的主流，为历代奉为圭臬，其实并不是偶然。

几千年的华人历史，和儒家的传统密不可分。然而，在二十一世纪初，儒家思想和道统，却似乎在华人社会里销声匿迹；无论在日常生活里或大众传媒上，很少看到儒家的身影。新儒家的著作（唐君毅、牟宗三等），似乎只有在香港或台北的旧书店里，偶尔能找到几本陈年旧作。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千百年来的思想主流，华人文化引以为傲的思想传统，却在现代社会里悄然无踪？

对于这个大哉问，也许现代的社会科学能稍稍解惑。具体而言，由社会科学的角度着眼，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是刻画了一套人际相处的游戏规则。透过这套游戏规则，大家行为有所依据，可以大幅降低人际互动的成本。这套规则的最主要特色，是隐含了人际之间的尊卑从属；五伦界定和所规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都有相对的高下主从。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这套游戏规则世世代代正常运作；然而，在现代工商业社会里，人际互动是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透过交换（交易）而互惠。都会区里的人际互动，不再是农村里的人情网络，而是在彼此不认识的基础上，共存共荣。也就是，传统的华人社会，是人情式交往（personal relations）；而现代社会，是非人情式交往（im-personal relations）或契约性交往（contractual relations）。儒家的尊卑从属，适合农业社会；而在现代工商业社会里，却显得苍白无语！

这幅历史帷幕，刚好衬托出当下广场上的大妈大叔们。他们彼此没有血缘或尊卑从属的关系，是纯粹基于共同的爱好而相聚的。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他们一起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借场地、定时间、准备音乐、安排曲目、决定服装配备等等。他们所依恃的，不是传统儒家的伦常关系；而是由平等互惠中，慢慢琢磨出非人情式交往的游戏规则。

这么看来，广场上的大妈大叔们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维新”儒家文化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