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云

(惠州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广东地处南陲，北倚五岭，境内山川秀丽，物产丰饶，人文毓秀，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策源地、繁盛地和传承地[1]。由于历史上的地理隔绝和明清以来的外贸发展，广东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不仅语言习俗相差较大，而且在造物文化上也独树一帜，特别是在家具制造领域，其大胆借鉴外来文化艺术和设计手法，形成了独具风貌的广式流派，并与苏式、京式家具一道成为中国地方传统家具艺术的三座高峰。竹家具，是广东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制器脉络，而且也体现了一定的地域特性，甚至在造型手法、工艺应用上，也呈现出与传统木质家具一样的精彩。本文主要以清代洋画、外销画为研究载体，通过对图像资料的挖掘梳理，探讨清代广东竹家具的设计特征及艺术规律，进而为现代竹家具设计思路提供有益借鉴。

1 清代洋画外销画中的广东竹家具

随着中西航路的开辟，中西方艺术的交流也变得频繁。无论是中国的地理物产、宫殿建筑，抑或是人文艺术、工艺制品，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事物都激起了西方人的热烈追逐。特别是在18世纪，随着欧洲洛可可艺术的盛行，以瓷器、丝绸为主的中国制品、中国趣味成为了欧洲社会的时尚追求，洋画、外销画作为反映中国社会状况和人文情趣的媒介也成为了欧洲社会争相传阅、孜孜以求的对象。洋画，即采用西洋绘画技法，充满西洋色彩的绘画作品，它既包括来华画家的绘画作品，也包含当时采用西洋技法的中国人作品，如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英国人)、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英国人)和冷枚(约1669-1742)、唐岱(约1673-1752)等的作品[2]。外销画，则主要是指广州外销画，它是清代中国输入西方的特殊文化商贸产品，流行时间介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并以18世纪上半叶最为繁盛[2]。外销画因广州外贸的繁荣而兴起，是由身处社会底层的广东当地画家或画匠专门为西方市场而临摹、复制或创作的作品。当时广州口岸知名外销画家有林呱(Lamqua，关乔昌),廷呱(Tingqua，关联昌)，蒲呱(Pugua)等。从题材上看，广州外销画不仅包括中国自然风光、社会风俗，而且还涵盖外销商品制作、人物肖像及各类生物图谱等内容，是当时欧洲社会直观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同时，由于受西洋绘画艺术的影响，外销画也像洋画一样，普遍描写真实，刻画细致，因而是研究中国当时社情的珍贵资料。在这些洋画、外销画中，画家们在描绘前述题材时，也顺带记录下大量的广东竹制品、竹家具形象，进而又为探寻清代竹家具设计规律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较早记录中国竹家具形象的洋画应首推英国人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在175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s,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一书。该书记录了作者在1742年至1744年在广州看到的各种“新奇”物品的图像[3]。由于该书的真实度和新鲜度，在当时英国乃至欧洲也是一版再版，有力推动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中国热”(Chinoiserie)发展。其次，记录中国竹家具形象的则是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lbert Museum)所藏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末的100多幅中国外销水彩水粉画(图2)。它们不仅记录了清代广州的市井风貌和社会生活场景，而且对丝绸、瓷器、茶叶等外销产品的制作过程也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最后，则是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收藏的广州外销水彩水粉画和线描画(图2，图3)，它们同样描绘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广州当地手工业、商贸及市井行当等的状况[4]。

2 广东竹家具设计特征

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种竹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上较早采用竹子用于生产生活的国家，早在春秋时代，就有“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吴越春秋·弹歌)的记载。同时，从全世界范围看，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发明和发展完整竹家具系统的国家[5]。以人们的生产生活为中心，从竹凳、竹床到竹席、竹箱，几乎每类物品均有竹制品，无怪乎东晋王徽之曾用“何可一日无此君耶”来感叹竹子的无处不在[1]。广东，地处我国大陆南端，大部分区域属于亚热带气候，不仅日照充足，而且雨水充沛，非常适合竹子的繁育，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用竹的核心片区。至18世纪末，随着广州口岸贸易的繁盛，广东竹家具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还因欧洲中国风的兴起远销欧美诸国。从清代洋画外销画中(图1、图2和图3)可以看出，清代广东竹家具不仅种类丰富，而且特征鲜明，具有很强的时代艺术价值。

图1 钱伯斯绘清代广东竹家具 Fig.1 Canton bamboo furniture in Qing dynasty drawn by William Chambers

图2 广州外销水彩水粉画中的竹家具 Fig.2 Bamboo furniture in Guangzhou export watercolor gouache painting

图3 广州外销线描画中的竹家具Fig.3 Bamboo furniture in Guangzhou export line drawing

2.1 结构与工艺特征

结构与工艺是竹家具制造的关键前提，也是其功能、造型和装饰的核心保障。广东竹家具的结构工艺主要依竹材特性而展开，并以稳定简便为特色。竹材中空有节，纹理通直，富有韧性，凭借简单工具就能锯切、钻孔、开榫、弯曲及成型等。同时，由于广东地理使然，其竹子种类非常丰富。清道光四年(1824)《广东·广宁县志》曾记载，广宁竹类品种包括青皮竹、筋(簕)竹、观音竹、撑篙竹、苦竹、铁篱竹、佛肚竹、文笋竹、搓(茶)秆竹和大头竹等。其中材用竹主要有青皮竹、崖洲竹、毛竹(楠竹、茅竹)、撑篙竹、麻竹等；篾用竹主要有青皮竹、崖洲竹、粉单竹、泡竹等，它们为竹家具的各种工艺、结构甚至造型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在结构上，广东竹家具结构主要以梁柱式架构为主，与中国传统建筑、木质家具结构一脉相承。制造竹家具时，工匠首先通过横竖方向竹材(主要是竹竿)的弯折拼合，构造出家具主体受力框架，然后再用竹片、竹条或竹篾的编排围合家具的目标界面，最后再利用小型竹竿、竹丝、竹篾等进行加固处理，进而创造出力学稳定，结构朴素的竹家具。为构建稳定的竹家具框架，广东竹家具普遍采用弯曲成型和相并加固工艺，并用连接工艺对竹竿端头进行收尾，以使整个构件规整美观。综合图1～图3可知：广东竹家具以方正几何造型居多，这与其大多采用锯口弯折和剜口包榫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如图1a、d、e、f、g中，为增强竹家具腿部的支撑力量，在两腿间的内立侧面都相并一根锯口弯折的几何状小竹竿；甚至一些几何状纹饰，其内侧小竹竿也用锯口弯折来实现。而在两腿间水平方向的转折处，则均采用了剜口包榫来约束腿部位置。除此之外，广东竹家具往往还对家具腿部横枨采用相并加固工艺，以提高家具的稳定性能。如图2a、b、c、d、g中的竹桌、竹椅，其水平方向的枨子就采用了该工艺。而在竹家具的座面、桌面以及受力面的编排中，广东竹家具则主要采用竹条板面工艺，并对竹条端部进行收口处理，或插接、或槽固、或压条，整体干净利索，整洁大方。另外，对于主体框架的端头收尾或横竖材连接，广东竹家具一般还采用插接或榫接工艺，如图2e竹椅底部的横枨、靠背，则明显采用榫接工艺。因此，整体来看，广东竹家具的结构工艺不仅安全稳定、层次分明，而且还便于加工，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要求。

2.2 造型与装饰特征

造型装饰是竹家具设计的主要内容，也是功用审美的有益前提。清代广东竹家具不仅造型多样，而且装饰丰富。综合图1～图3可知：广东竹家具从竹桌、竹椅、竹凳、竹几到竹箱、竹案，甚至竹床，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家具类别。在造型上，广东竹家具主要以几何造型为主，包括矩形、圆形、正多边形等几类形体，整体规整有度、清新简练。但具体而言，其造型又可细分为面向两种不同使用阶层的设计风格，即面向中产官绅的端庄雅致型竹家具(如图1a、1b、1c等)和面向低产工农的率性纯朴型竹家具(图2e，2h等)。其中前者以中国传统红木家具形态为蓝本，具有鲜明的木质家具造型气息。而后者则是由社会底层人士在生产生活中创造而来，是对竹材物质技术的一种原生性总结，具有典型的民具特性，体现了“朴素自然，制器尚用”的设计哲学。因而从造型上看，二者存在一定的使用层次差异。除此之外，由于受西方古典文化艺术的影响，广东竹家具还涌现出一些新奇的泊来家具造型，如图1g的长椅，图3f的独腿桌等。这些竹家具不仅造型优雅，而且结构精致，能融中西要素为一体，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又一例证。但无论哪种风格类型，在造型要素上，又均以线型元素为主，通过线线、线面结合，使其造型在统一中蕴含变化，进而又使家具虚实相宜，轻重有致，挺拔大气。

在装饰上，广东竹家具则采用了2种鲜明的装饰性手法，一种是艺术性装饰，另一种是结构性装饰。艺术性装饰主要借助镶嵌、缠接等手段，将编织攒接的传统纹样填充于各个主要受力构件之间，进而局部封闭家具的围合面，增强家具的实体感，提高了家具界面的丰富性和美观性。图2a，2c，2d，2g等竹家具的望板、搭脑、靠背等的装饰花纹，就是此类。而结构性装饰，则主要是出于对竹家具结构稳定的现实需求，将家具的结构构件，如牙子、枨子、券口等，进行艺术美化，进而在增强家具整体力学性能的同时，丰富竹家具的文化艺术内涵，如图3d竹案的拐子纹牙子和鱼肚券口等，通过适当美化，提高了竹家具的人文旨趣。并且，整体来看，广东竹家具装饰也以结构性装饰为主，这是对明末清初以来家具装饰法则的有效延续；而在纹样方面也以几何纹居多。究其原因，关键还是与竹材的特性及其加工工艺有关。竹材材质细密，纹理通直，富有韧性，可锯、刨、钻及热成型等；劈开后，又可以削分成细薄的蔑片和细丝，能捆、能扎、能编，是良好的生态家具用材[1]。由于受胸径、壁厚及纤维方向等制约，竹材缺乏木材般的宽面和雕刻特性，不适合三维方向的艺术表现，因而自始至终竹家具均以线型构造居多，或整竹使用，或分条用之，即使编织弯折，也多限于二维平面和几何纹样，如菱格纹、方格纹、栅格纹、拐子纹等，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广东竹家具风貌。除此之外，在家具的表面，广东竹家具还会采用藤或漆饰面，甚至在家具构件末端填充包裹象牙、金属等物质，增添了广东竹家具的装饰价值。

2.3 功用与审美特征

功用是指器物对于人的有利作用，也是器物的一种价值所在。就家具产品而言，功用是衡量家具是否有用的核心准则。审美是器物创造的精神追求，也是对器物功用的一个补充和延伸，其与功用是家具产品的一体两面。自古以来，中国竹家具不仅在创造功用，也在创造审美。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广东地域文化以及西洋文化艺术的多重影响，广东竹家具的功用审美也更趋实际，不仅实用简洁，而且还人文雅致，具有很强的包容特质。

综合图1、图2和图3可知：广东竹家具恪守“役物为人”的物用观，既追求器物的简适轻便，也强调功能的实用亲民。无论是钱伯斯描绘的竹桌、竹椅、竹几，还是广州工匠描绘的竹箱、竹案、竹凳，无不以鲜明的功能效用作为第一要务。图3e中有一款儿童竹椅，整体简洁利落，功能鲜明，不仅满足了儿童的坐、玩需求，而且对于儿童的生理、安全特性也有考虑。设计时在其座面中间开了一个孔洞，并对其下部进行架空，不仅可以让儿童安心坐用，而且还方便儿童排便前后的打理工作，属于一款多功能家具。同时在安全方面，又采用棱台造型，上小下大，不易倾覆，并通过抬高靠背高度，以防止儿童跌落。图3e的六边型竹桌，则通过采用一种中轴机构，使其6条腿可以围绕中轴进行收叠，进而方便竹家具的使用与存放，是对竹家具折叠功能的有益探索。从整体来看，不管是儿童竹椅还是六边形竹桌，甚至是其他的竹家具，均简便易用，功效突出，体现了广东“物用为人”的造物特色。

在审美上，广东竹家具则以简洁人文为核心，面对不同使用对象，能因人而异，包容并蓄。如前述，图2a、b、c、d、f和图2e、h的使用对象分属2种不同的社会群体，相应在审美上也形成了2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前者以中产官绅为主要设计对象，其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讲究家具的局部对比和整体协调，注重家具界面和整体形式美感的塑造，进而给人端庄、儒雅、尊贵之感。其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审美情趣，而且也传达出竹子高节柔美的人文意境，特别是局部编织纹样的运用，更增添了竹家具形体的层次感和文化感。而后者，则注重实用功能的表达，虽然弱化了家具的装饰形式，但其基本舒适愉悦感仍然得以保留。尤其是那粗壮的选材，稳固的架构，朴实的技艺，无不显露出广东竹家具务实亲民、平淡自然的设计特色。前后二者在审美虽然存在差异，但从本质而言又是一致的，即以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为设计着眼点，然后才考虑竹家具的形式美感，传承了中国传统实用美学精神。同时，在某一程度上还与当时广东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联。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历来商贸繁盛。清初广东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有一段关于广州商贸往来的记录：“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发达的国内外贸易，造就了广东人士放眼看世界的包容心态和顾客为尊的设计意识。映射到日常器物，广东工匠能根据顾客的实际需求进行针对性设计和创造，相应在竹家具领域也能以人为本，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营造不同的审美趣味，进而呈现出上述不同设计审美的竹家具产品。

3 结语

清代广东竹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制器脉络，而且也体现了一定的广东地方特色，与中国传统木质家具相比，其“简洁”“便利”的设计特征比较明显。在结构上，广东竹家具主要以梁柱式结构为主，并用竹片、竹篾来围合家具的目标界面，通过相应的加固处理，使家具整体稳固挺拔。同时在工艺上，又普遍借助弯曲成型和相并加固手段，通过榫接、包接、缠接等工艺，使家具各个节点规整简洁。而在造型上，广东竹家具则以几何造型为主，整体清新简练，线条感强。在装饰上，广东竹家具则能继承传统木质家具结构性装饰手法，兼用艺术性装饰，以营造不同的设计趣味，适应不同的消费群体。在功用审美上，由于受中国传统设计哲学及广东本土社会环境的影响，恪守“物用为人”的设计原则，不仅实用简洁，而且还人文雅致，具有很强的包容特质。总之，广东竹家具不仅充分发挥了竹材特性，而且也融合吸收了地方的务实理念，保持着中国传统民具“简便”的设计本色，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进而为现代竹家具设计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