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津锋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梁羽生文库”中，珍藏着数学大师华罗庚与武侠大师梁羽生的两张合影照片。一张是1979年8月下旬，华罗庚与梁羽生在英国伯明翰当地华侨招待宴会中的合影，一张是1981年2月，梁羽生与好友罗孚一起到酒店拜会到香港参加学术活动的华罗庚先生。

华罗庚与梁羽生，最早结识于1979年英国伯明翰。那一年5月，“世界解析数论大会”在伯明翰召开，全世界共有八十多名数学家参加此次盛会，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应邀出席。那时的中国刚刚结束“文革”不久，因为消息隔膜，世界数学界的一些专家以为华罗庚已经去世，或者依旧被关在“牛棚”之中。华老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意外之喜。华老出席会议的消息一经公布，登时引起全场轰动，相识的与不相识的都争相来问候。一个印度数学家见到华老，竟喜极而泣。他说他学数学是从华老的著作开始的，想不到自己今生竟有机会亲眼见到华老，他用印度表示最大敬意的行礼方式向华老致敬。华罗庚为此次大会专门做了题为《为百万人的数学》的演讲，该演讲在大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会闭幕后，伯明翰大学邀请华罗庚在该校进行为期几个月的讲学。同年8月下旬，梁羽生到英国伯明翰旅行。到伯明翰后，梁羽生受朋友邀请，参加了当地著名侨界人士冯律潮招待华罗庚的宴会。在宴会上，梁羽生结识了华罗庚先生，两人一见如故。他们约好第二天再见面聊天。第二天见面时，华罗庚告诉梁羽生自己非常喜欢读武侠小说，这次能见到自己心目中的“一代宗师”十分兴奋，他对梁羽生说：“我刚刚拜读完你的一本大作，《云海玉弓缘》结局很有特点，有文学价值。”梁羽生则谦虚地说：“武侠小说难登大雅之堂。”华罗庚马上非常严肃地说：“不是！你不要客气。武侠小说应该属于文学，我看它是成年人的童话！”尽管当时腿脚不甚灵便，华罗庚跟“梁大侠”聊到兴奋处，还试着要伸拳比画两下。

当他们话题转到数学研究时，华罗庚很有感触地跟梁羽生说：“我们不是怪物！”这句话他是有感而发的，一些写科学家的文章往往把科学家写成“不近人情”的“怪物”，好像科学家的某些“怪癖”是与生俱来的，没有这些“怪癖”，就不能成为科学家似的。其实科学家也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并非头上涂上光圈的“不可理解”的“神人”或“怪物”！而平常人也并非就全无“怪癖”。

华罗庚在談到这次英国讲学时，对梁羽生说：“讲学，我不敢当。不能好为人师，讲学以学为主，讲的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改进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这几句话华罗庚怕梁羽生听不清楚，还特地写在一张纸上。当梁羽生问华罗庚近期准备有些什么学术活动的时，华罗庚微笑地说：“我准备弄斧必到班门！”

原来这段时间，华罗庚已经接到西德、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大学的讲学邀请。

“我准备了十个数学问题，准备开讲。包括代数、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矩阵几何、优选法等等。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A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B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在B大学讲偏微分方程……”

梁羽生当时心想：“啊，这可真是艺高人胆大！”华罗庚好像看破梁羽生的心思，说道：“这不是艺高人胆大，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弄斧必到班门！中国成语说：不要班门弄斧。我的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对不是这一行的人，炫耀自己的长处，于己于人都无好处。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能够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对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

在这次交谈中，华罗庚还跟梁羽生谈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遭遇，他告诉梁羽生：有一次他被“招待”到人民大会堂看样板电影，座位是正中间的六排二号，他见左右无人，像是“虚席以待”什么“首长”的样子，心里就知不妙，赶快和后面几排一个相熟的京剧女演员换位。过不多久，果然就有一个“首长”进场，在他原来位置旁边的六排一号坐下，这个“首长”就是江青。

“好险！”华老对梁羽生说，“我不知江青是否想笼络我，但我若不避开，麻烦可就大了。”

对江青，华罗庚告诉梁羽生自己采取了“避之则吉”的态度，但可惜，他“避之”却仍“不吉”，“或许江青因见我不受笼络吧，她竟然叫人指使陈景润诬告我，说我某一个科学研究是窃取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幸好陈景润很有骨气，他说华罗庚是我的老师，只有我向他请教，他怎会窃取我的研究成果？陈景润在‘四人帮当道时期郁郁不得志，可能也与他这一拒绝作假证的事情有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被抄家，也曾受过红卫兵斗争。但比起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冲击还不算大”。

其后，华罗庚又跟梁羽生谈起1973年他在中国各地讲优选法的遭遇。当时，华罗庚每到一地，来听他讲优选法的群众很多，最多一次是在武汉，有六十万人听讲（通过广播）！不仅如此，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华罗庚讲的优选法还被拍成电影，向全国推广。但“四人帮”却指责华罗庚到各地讲优选法其实是在游山玩水。张春桥看了优选法电影说：“搞优选法电影是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道路。”姚文元则说：“优选法不是科学！”

“张春桥懂得什么是优选法？姚文元的科学知识又有多少？他竟敢宣判优选法不是科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华老讲到这里，哈哈地笑了起来。“‘四人帮打倒后，有人用曹操的诗鼓励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深有所感，也胡乱写了几句：老骥耻伏枥，愿随千里驹。烈士重暮年，实干永不虚。”

有感于华罗庚先生传奇与精彩的人生，梁羽生回到香港后，连续写了两篇有关华老的文章，一篇是《弄斧必到班门——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一篇是《华罗庚传奇》（1 980年6月）。在《华罗庚传奇》一文中，梁羽生用18个部分讲述了华罗庚的成长与奋斗。《华罗庚传奇》是华罗庚本人非常满意的一篇评传。自伯明翰相识，华、梁两位先生在香港、北京又有过几次会面。

1981年2月中旬，华罗庚教授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归国途中受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当华罗庚到达香港后，得知消息的梁羽生高兴地与好友罗孚一起前往酒店拜访。再次见面，两个好友分外高兴。一落坐，他们便开始了无拘无束地畅聊，华老主讲，梁、罗主听。聊到高兴处，武侠大师跷起二郎腿，侧头听数学大师的“讲学”。在聊天中，三位老先生常常开怀大笑。

1984年12月，梁羽生随香港作家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一到北京，他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华罗庚。华罗庚听到梁羽生那熟悉的大嗓门后，十分高兴。他在电话中约请老友出来吃饭聊天。1985年1月1日上午，华罗庚偕家人坐车到京西宾馆接梁羽生和香港作家张初到中国科学院会堂聚餐。在无拘无束的家宴上，华罗庚和梁羽生、张初谈天说地，十分相投。席间，梁羽生问起华老对国内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华罗庚传》有何观感时，华老风趣地说：“我看过了，我很同情剧中那个少年人。”华老风趣的回答，引得梁羽生和张初会心大笑。饭后，华罗庚与梁羽生、张初合影留念，随后又用车把他们送回了京西宾馆。到宾馆下车后，华罗庚紧握梁羽生的双手，动情地说：“羽生，很高兴这次的相见，我们后会有期！”

这次会面让梁羽生对华罗庚的平易近人有了进一步了解。华老的谈笑风生思维敏锐给梁羽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梁羽生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1985年6月，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华罗庚一行访问日本。因曾患过两次心肌梗塞，并做了腿的手术，华罗庚行动不便。他在日本参观过程中只能坐轮椅。在访问期间，日方安排了华罗庚做一次演讲，主要介绍他50年代以来的研究工作。当时，华罗庚写字已经很困难。为了准备演讲，华罗庚连续两天谢绝各种活动。6月11日晚上，華罗庚实在无法入眠，吃了安眠药后勉强入睡。12日下午，华罗庚的演讲在东京大学报告厅如期举行。下午4时，在日本数学会会长小松彦三郎的陪同下，华罗庚手持拐杖走入报告厅，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4时12分，华老离开轮椅开始站着自己的演讲。一开始他用中文，由翻译翻成日语。后来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华罗庚换成英语。他讲得满头大汗，先脱掉了西装又解掉了领带。规定的45分钟时间到了，华罗庚又征求大家意见，问能不能延长几分钟。这次演讲一共讲了65分钟。最后，当演讲结束时，华罗庚说了声“谢谢大家”，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坐在了椅子上。日本数学家白鸟富美子女士捧着一束鲜花向讲台走去。这时，华罗庚突然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在场的中国教授和日本医生惊叫着去扶他。华老眼睛紧闭，面色因缺氧而呈现紫色，华老完全失去了知觉。晚上10点零9分，华罗庚在东京大学医院去世，享年75岁。

华老去世的噩耗传到香港，梁羽生大为震惊，深感痛惜，他对华老这种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精神无限钦佩。他将华老的死喻为“士兵之死在前线”，其哀悼之情，溢于言表。梁羽生多希望天公在中华大地上再生此天才。后来，在国内外举办的多次学术讨论会上，梁羽生把华老曾经说过的“成人的童话”直言认定为武侠小说的“新定义”。

这两张与华罗庚合影的照片，梁羽生先生一直珍藏着。当他从香港移居悉尼时，他将它们不远万里带至自己澳大利亚的新居。2004年11月，梁羽生先生在香港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代表团会面商谈捐赠事宜。会谈结束后，梁羽生决定将自己在悉尼家中的文学资料无偿捐赠文学馆。2006年7月26日，“梁羽生文化收藏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仪式在悉尼隆重举行。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李荣胜代表文学馆接受了梁羽生先生的捐赠。在此次捐赠中，梁羽生先生共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出包括他的手稿、书信、字画、照片、藏书，以及楹联、翰墨、家具实物等在内的近500件珍贵文物。正是在这次捐赠中，梁羽生先生将这两张珍贵照片一起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梁羽生文库”。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先生因病在悉尼去世，享年85岁。一代武侠大师，在海外走完了他精彩的一生。

两张照片，两位大师，一段友情，因为它们，让我们看到了大师们精彩的故事人生。这两位大师，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做出了他们卓越的贡献，他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