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东

摘 要 “士志于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揭示“士志于道”的核心内涵，并弘扬其基本精神，对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士志于道 道尊于势 明道救世 以身殉道

中图分类号：O4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8.04.026

Abstract "Readers are Determined to Pursue Truth" is one of the basic spiri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vealing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Readers are Determined to Pursue Truth" and promoting its basic spirit will undoubtedly have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etting up the correct values for contemporary youth.

Keywords Readers are Determined to Pursue Truth； respect for the situation；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be a martyr for religion

“士志于道”是中國传统文化中最为耀人眼目的基本精神之一。千百年来，在“士志于道”的感召下，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为百姓幸福，为抗击外侮，为抵御强暴，不惜抛弃身家之利害，乃至舍弃了一己之性命。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和源泉之一，亦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的强大动力之一。毫无疑问，继承并发扬“士志于道”的精神，对今天的青年学子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士”，即今之所谓“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虽然“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但目前学界的共识是：一个知识人，如果他一味关在“象牙塔”里搞研究、做实验、出课题，“两耳不闻窗外事”，无论他是教师、作家、工程师，甚或是博士、院士、科学家，那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专家；惟有他同时关注着国家、社会、民生及其他公共利害之事，且“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语），这就是说，他既是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又是“关心社会荣枯的人”，他才称得上一个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在其名著《知识分子论》中指出，“我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他那一行的能干的成员。笔者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来‘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那些所有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1]从以上所言，我们可以看出，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代表那些惯常被社会遗忘的人们或者是议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代言人”，意即“社会的良心”；不轻易被政府或某一个集团收编，意即“知识分子”必须是特立独行的人，不能成为某一个利益集团的“御用文人”，不被外在权势和势力所役使；敢于对抗正统和教条，意即“知识分子”必须是敢于向传统观念和价值叫板的人，敢于批判社会的人，或曰是有自己思想并捍卫这种思想的人。那，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是否也具备今之所谓“知识分子”的核心特征呢？在“士志于道”的漫漫征程上，“士”是否也扮演了当今“知识分子”的角色呢？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孔子所最先揭橥的“士志于道”的基本内涵。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显然，在孔子看来，“士”的心志和追求不是物质性的、功利性的、自私的、俗世的，而是有着更为高远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这个理想就是“道”。 何谓“道”？按照余英时先生的理解，这里的“道”，就是价值系统，就是仁、义、信仰、真理、正义等这些基本价值。为了“道”，“士”应超越一己之私利，甚或超越团体之利害，无论颠沛、造次、困顿、横逆甚或面临生命的威胁，其价值追求都必须以“道”作为最后的依归。紧承师教，作为孔子的学生，曾参对“士”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显然，孔子及其门徒在“士志于道”中所揭示的“士”的基本使命和今之所谓“知识分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看来，“士”能够“志于道”，能够忠于并捍卫自己的信仰，能够“以天下为己任”就很好理解了。

作为儒家学派的继承人，孟子和荀子及后世儒者在孔教所言的基础上，对“士志于道”的原始教义做了更为详细的解读和阐释，并进一步揭示了其核心内涵，概而言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道尊于势。

生逢“世衰道微”“礼坏乐崩”的乱世，作为“无恒产”的“游士”，面对强大的外在权势，如何保持人格的尊严，守护个人的良知，如何“志于道”，便成了摆在“士”面前的一道难题。那么，作为“士”，该如何处理“道”与“势”的关系呢？是“枉道以从势”，还是坚守“道尊于势”？孟子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

又，孟子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孟子·公孙丑下》）

在孟子看来，权势尽管骇人，财富尽管诱人，但，一介之士，应时刻保持自己的尊嚴，保持内心的强大：你有你的势，我有我的仁；你有你的富，我有我的义。如果你要向“士”求教某些问题，必须亲自登门拜访，否则，“士”是拒绝与权势者合作共事的……

这就是孟子所倡导的“道尊于势”的基本理念。既然“道尊于势”，那作为“道”的承载者的“士”，在统治者面前，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风貌呢？

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孟子·尽心上》）

又，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

大意是，人们了解我，我也气宇轩昂；人们不了解我，我也气宇轩昂——无论何时何地，“士”都应保持自己应有的尊严和气节。游说那些王公贵族，首先要藐视他，不要被他那高高在上的样子所吓倒。孟子对“道”与“势”之关系的阐述，为后世“士”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提供了一个模板。作为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了“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和“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的著名论断。对于“道”与“势”的关系，后世儒者吕坤说得最明白：“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呻吟语》）[2]宋明理学中的“理”，就是儒者心中的“道”。吕坤所言，应该是对“道尊于势”的最为典型的概括了。

其二，明道救世。

“救世”或“经世”一直是“士”人的追求和抱负，这种追求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李泽厚指出，“……后世大夫即使‘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总难忘情于国家大事，总与政治相关连，这是儒学传统，也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征之一……”[3]儒家创始人孔子一生栖栖遑遑，无论颠沛、造次，无论在厄、困穷，都矢志不渝，弦歌不衰，归根结底，其内在动力，其价值旨归就是“救世”。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论语·宪问》）怀，怀念、留恋。居，居家。其意是，“士如果留恋家庭的安逸生活，就不配做士了。”显然，在孔子看来，如果斤斤计较于个人的荣辱得失，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士”。一个真正的“士”，他必须有更为高远的理想，更为远大的追求，这个理想和追求就是关注百姓的冷暖，关注世道的进退，关注天下的兴亡。

据《论语 微子》载，隐士长沮、桀溺通过子路转告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其意是，“当前黑暗的社会和无道的统治者，就像滔滔洪流一样，到处泛滥，谁能改变它呢？”孔子在听到此番劝告后的反应是，“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翻译出来就是，“孔子怅然若失地说：‘我们总不能和飞鸟走兽一起生活吧，我不和这些追求有道的人在一起，又能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有道，我也不会劳心竭力地去力求改变这个世道了。”针对孔子的回答，康有为在其《论语注》中这样感慨道：“怃然，犹怅然，惜其不谕己之救世之意也。既生人身，则与人为群，当安而怀之。坐视其饥溺，则心有不忍。……盖圣人之来斯世，明知乱世昏浊而来救之，非以其福乐而来之也。……特入地狱而救众生，斯所以为大圣大仁欤：恻隐之心，悲悯之怀，周流之苦，不厌不舍。”[4]通过康有为对孔子的评价：“明知乱世昏浊而来救之”“特入地狱而救众生”——一个踽踽独行的、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救世主”的高大形象，透过数千年的风云，昂然挺立在了我们的面前……是耶稣？是释迦？是甘地？不，他就是孔子。

清初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5]明道救世，是“士志于道”的重要内核，也是“士”之所以成为“士”的重要凭借！

其三，以身殉道。

正因为“士”人“仁以为己任”，正因为“士”人“任重而道远”，所以，孔子给“士”的个体人格灌注了很高的精神力量，提出了极高的道德期许。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仁、义都属于“道”的范畴，都属于“分殊”之德（朱熹语）。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害仁”；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成仁”。看来，在孔子的心目中，没有比“仁”“道”更高的价值了。

孟子紧承孔子，进一步展开了对个体人格的高扬。他在中国文化史上首次提出了“养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与“道”“义”相结合，就会充满一种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的力量，就会形成崇高的气节和伟大的人格。人生在途，难免会有富贵的诱惑，贫贱的折磨，权势的倾轧，而“士”，作为社会的良心，作为“道”的捍卫者，应怎样来对待富贵、贫贱、权势呢？孟子对此更是给予了“千古绝唱”般的回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大丈夫，“士”之豪杰者也！富贵、贫贱、威武，还不是对“士”的最大考验，最大考验来自对生死的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孔子首推“杀身成仁”，孟子再倡“舍生取义”，这两者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为撼人心魄、最为激动人心的道德境界！

不惟如此，孟子还向天下的有志之士发出了“以身殉道”的宣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其意是，“天下清明，让道跟随自身，使道得以施行；天下黑暗，用自身来捍卫道，为了道，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没听说牺牲道来迁就王侯的。”这是何等的凛然不惧，何等的壮怀激烈！

《吕氏春秋·士节》言：“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此段话，可谓是对“士”之以身殉道的最为明白晓畅的解读了。

“以身殉道”是“士志于道”的最高境界，它同“道尊于势”“明道救世”一起构成了“士志于道”的核心内涵，构成了“士”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层面。

千年以降，“士志于道”的基本精神已深深地浸润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并成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之一。在“士志于道”的感召下，在中华民族艰难跋涉的漫漫征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殉道者”的高大形象：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司马迁“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范仲淹虽屡遭贬谪，但仍抱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坚定信念，文天祥更是用生命践行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崇高信仰……

语文教材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最为直接的载体，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将“士志于道”的精神贯彻其中，并在教师的引导下，使青年学生传承并发扬这一精神，无疑是今天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笔者认为语文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对学生开展这一方面的教育。

其一，紧扣教材，阐释“士志于道”的内核。语文教材，从初中到高中，从中职到高职，有许多篇目中的主人公正是古代“士”人的杰出代表，而这些“士”人的不凡之举，正是教师阐释“士志于道”的最佳案例。譬如，老师在讲授《岳阳楼记》（人教版九年级上册）时，可将本文和范仲淹的《灵乌赋》及“三光”的传说结合起来，让学生明了范仲淹不仅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者，更是一位不畏权势、敢于直言、敢于谏诤的骨鲠之士。再譬如《左忠毅公逸事》（人教社职业教育中心《语文》第二册）一文，老师在讲授本文时，可先将东林党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一介绍，让学生知晓本文的主人公左忠毅公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风范和硬骨头精神无疑是对“士志于道”的最好诠释。还有《五人墓碑记》《谭嗣同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序》《与妻书》等课文，都是这方面的极好范例。教师要深入挖掘课文内容，深入挖掘课文主人公为真理、为信仰、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人格养成教育，为其树立高尚品德和正确的价值观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二，联系实际，弘扬“士志于道”的精神。当下，因种种原因，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谓大行其道，金钱和权势被某些人视作最高价值，包括某些青年学生也以追求感官享受为乐，以追求功名利禄为怀，先哲所孜孜以求的“道”——信仰和理想，在他们的脑海中已荡然无存。显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理想和信仰，那这个社会就缺乏了向上的动力和活力，而一个年轻人，如果没有了理想和信仰，那他只能沦为一个可悲的犬儒主义者，一个可悲的俗世主义者。爱因斯坦说过，“一个青年不应该重视世俗的所谓成功，……，人的价值，不应在他能得到多少，而在于他付出了多少。”[6]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传道者，作为一个以“教书育人”为使命的教育工作者，应在课堂教学中时时高扬信仰和理想的大旗，向学生阐明，人生在世，追求现实尽管必要，但追求理想则更令人钦敬。确实，我们的社会，当邪恶势力横行霸道时，有人能挺身而出，这就是“志于道”；当老弱病残无依无靠时，有人能雪中送炭，这也是“志于道”；当万千困难横亘面前时，有人能敢于担当，这也是“志于道”……

海外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在其《学习典范：让理想主义的精神高扬》一文中，谈及那些以道自守者，曾激情满怀地说：“理想主义者并非圣贤，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行为也会犯错，他们之所以值得我们景仰，不是因为他们完美，也不是他们成功，而是因为他们的一生能表现出生命的巨大动力，因此在挫折中依然能不息地奋斗，并且能从容无惧地面对失败。他们永远向专制、不人道奋战，他们相信人可以被毁灭，但不会被征服。他们的生命在历史上放射出来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光亮，但这点光亮已足以激励我们奉献的热忱，没有他们，我们将没有勇气前进。”[7]这里的理想主义者，不就是那些古往今来“志于道”的志士仁人吗？这里的理想主义者，不就是年轻人應该效仿的楷模吗？当一个社会面临道德沦丧、信仰缺失时，当一个民族面临文化的全面危机时，当芸芸众生在俗世之路上匍匐前行时，指点迷津者，拨云见日者，义无反顾者，前赴后继者，大义凛然者，视死如归者，不正是那些甘愿“以身殉道”之士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揭示“士志于道”的核心内核并弘扬“士志于道”的基本精神，对青年学子来说，其意义，不仅仅是文化传承之需，也是社会转型之需，更是民族复兴之需！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13.4：16.

[2] 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2：30.

[3]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0：424.

[4] 康有为.论语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498-499.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608.

[6][7] 韦政通.人文主义的力量.中华书局，2011.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