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英雄母题作为远古神话中主要的叙事母题之一，在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历史变迁与纷繁的文学思潮剧变后，依然在叙事活动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汤普森曾在其学术著作《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论述，“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的最小元素，它具有在传统中延续的能力，为了有这种能力，它必须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1]在新时期，英雄母题依旧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成为当代艺术作品创作灵感的不竭来源。

一、中国医疗题材纪录片的英雄叙事趋向

英雄叙事是英雄崇拜心理的外化与延伸，在现代大众媒介中，它早已从文学领域拓展至影视创作、新闻报道领域，创造诸多英雄神话，赋予英雄形象以时代特征。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匠人”们被塑造成为保护稀世珍奇文物的守护者和传统文化“工匠精神”的传承者；纪录片《长征》通过“时空转换式的情感传递，赋予了长征精神深刻的现代爱国主义情感”，[2]通过对长征这一“英雄史诗”的“再认识、在解读、再传播”，[3]将“长征精神”移植和延续在国家领导人及整个民族当中，塑造英雄的国家及民族形象；在美国国家地理拍摄的纪录片里，中国生物学家潘文石教授被以好莱坞的手法，塑造成为保护自然生态，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的英雄。“每逢社会大变革、文化大转型时期，就意味着某种或某些旧有类型的英雄的引退和某种或某些新颖类型的英雄的登场”，[4]在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国梦的建设、自然生态的保护以及社会问题显著等社会语境下，英雄叙事不曾缺席。

英雄崇拜是一种原欲，当人产生畏惧感，它将作为人最根本的欲望、冲动或意志被激发出来。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医疗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医疗问题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来源，医疗资源紧张、医疗环境恶劣、医疗服务水平低下等问题造成了医患关系紧张，人们由于自感生命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而造成心理恐慌与无力感，因此渴望生命守护者的出现来帮助他们与疾病和死亡进行抗争。医疗题材纪录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以社会广泛关注的医患矛盾、信任危机等现实问题为创作背景，以上海市120急救中心的三辆救护车为拍摄主体，记录了9位120一线急救人员在接到急救任务后所发生的鲜活真实的急救案例，呈现人生百态，诠释“流动的急诊室，关怀着人间世”的叙事主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会长西冰认为，“这部纪录片兼有纪录片的真实感和电视剧的戏剧冲突，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活的人物，且普及了大量的急救知识及社会人文知识，为急救工作者树立了医德、医术重要标杆”。[5]在《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中，医务工作人员被塑造成为人类生命权利的捍卫者。

“英雄的本质就是人类面对死亡、自然、面对社会的各种异己力量侵害、压迫、扭曲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抗争、勇于突破而永不退缩、决不屈服的强力生命意志”。[6]当急救医生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同时，也在挣脱“疾病与死亡”这个“异己力量”的侵害与压迫，急救医生的英雄本色尽显，人们的英雄情结也因此而得以满足。

二、英雄叙事：医患关系从对立到统一

母题是现代叙事的核心与源泉，从民俗学中的神话研究至今，“它在民间叙事中反复出现，在历史传承中具有独立存在能力和顽强的继承性”，[7]它的确立与表达往往影响着整个故事讲述的成功与否。在医疗题材纪录片中，英雄叙事母题具有独特的社会现实意义。

在英雄叙事当中，“英雄的形象常常通过二元对立得到确认，即他们是在同德行败坏的恶棍相对立中凸显出来的”。[8]在传统的英雄叙事当中，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不仅需要英雄的存在，而且作为其英雄行为接受方的受害者、英雄行为对立面的非法者和英雄行为助力方的宝物，也都是英雄母题的必备要素。据此，我们可以分析《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图 1)：

《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采用纪录片故事化的创作手法，将隐匿于真实的医患故事中的英雄母题挖掘并客观地展现出来。整部纪录片分为12集，共讲述72件案例，平均每集为观众呈现6个，已知每集片长30余分钟，也就是说，急救医生在每5分钟的时间里将抢救一名患者，完成一次“英雄任务”。在医疗题材纪录片中，拯救者对于受害者的救助行为是记录的主要对象，拯救者(医生)与受害者(患者)携手共同对抗突发疾病、意外等非法者的入侵。《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不再把医生和患者作为对立的双方进行叙事，而是利用英雄崇拜这一心理因素将其置入特定的叙事结构当中，并满足受众对英雄的期待，重构了医患关系。换言之，英雄母题的叙事模式借助其“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巧妙地将医患关系从社会话语中的对立立场置换为统一立场。

图1 《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英雄母题的传统叙事关系

传统的英雄叙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角色设定与构成的单一与生硬，这种“刻意”较易使观众跳脱出既定叙事框架，进行“反抗式”解读，不利于英雄母题的传播，影响医疗题材纪录片的传播效果。如何让观众更好地接受急救医生的英雄形象并产生认同，满足其英雄崇拜的情结，这需要对英雄母题的叙事模式做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三、英雄叙事模式创新：“宝物”上升为独立的叙事元素

医疗题材纪录片在继承传统英雄叙事模式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开发与创造，进一步建构与丰富了母题的内容与意义。格雷马斯认为，一切意义的产生皆和行动有关。为了使故事内容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参考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医疗题材纪录片中加入了“辅助者”和“反对者”的角色功能。与此同时，原本处于次要位置的“宝物”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主要的叙事元素。在《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中，新的英雄叙事模式为(图2)：

图2 《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英雄母题的新叙事关系

在这个新的英雄母题的叙事框架中，《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所讲述的“爱与生命”的故事真实的呈现于观众面前。急救医生拯救者的英雄形象塑造不再唯一依赖于与非法者的对立和与受害者的“同仇敌忾”，还受到了多重力量的影响。分别是作为辅力存在的急救小组成员的配合、热心邻居与路人的帮助以及患者家属的理解等；作为助力存在的紧张的医疗资源、恶劣的工作环境等；作为阻力存在的个人信念、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等。古语道“得道多助”，“自古英雄多磨难”，正是在辅助者与反对者的两股对立势力的推动与掣肘下，使急救医生吴昕、姚明与郜素燕三位主人公的英雄形象更加鲜明具体。

在《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的英雄叙事中，除了对“辅助者”与“反对者”的讲述外，“宝物”脱离相对于“拯救者”的次要位置，同时作用于“非法者”、“拯救者”和“受害者”三者，上升为与之相互关联的独立的叙事元素。在一般的英雄叙事当中，“宝物”主要用来击退“非法者”的破坏与入侵，与“受害者”不产生直接关联，对“拯救者”的反作用也可忽略不计。但在纪录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中，由于“宝物”叙事功能的改变，整个叙事模式也产生了新的变体。由上图可知，“宝物”之于“非法者”，它是英雄“建功立业”的必备之物；之于“受害者”，急救医生的专业性、个人的职业素养等不但使患者因此脱离生命险境，而且能够赢得患者与广大民众的信任，使其对医疗工作者的消极情绪得到缓解；之于“拯救者”，它使其英雄的形象得到了提炼与升华，不仅是以专业知识与技能击退疾病的职业形象，而且是以个人品质与价值观念战胜社会偏见的道德楷模。经过“辅助者”、“反对者”和“宝物”共同加持的英雄母题叙事模式，使纪录片主人公的英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9]英雄可以是有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也可以是有英雄气概的抗战英烈。在和平年代，英雄可以是有时代担当的责任先锋，也可以是爱岗敬业的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文艺工作者，要“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10]医疗题材纪录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展现了急救工作者强韧有力的一面，但同时他们也感慨于工作的艰辛对生活时间的挤压，支撑他们继续这项“伟业”的，则是坚定的责任心与职业使命感。转型期的中国虽然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医疗问题，但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医务工作者和社会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医疗问题将会不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