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宁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17）

经济学界有一个理性共识，即宏微观主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势必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当今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与融合中，各个经济体间的效率与绩效得以大幅提升，而随着各类组织内部效率的质变发展，公平理念则需要人们把更多关注点投入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中。许多专家学者提出，社会治理中的思想转变应该将思维跳脱出“人”，并将治理的重点转向人与自然、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一思想的内核就是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近年来消费者开始日益关注企业日常活动，并希望企业以更高的伦理道德标准注入产品服务中，因此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无疑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我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的发展起步较晚，直至2006年我国才于《公司法》新修订案中提出，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随着社会责任体系在中国十余年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化、规范化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2017年7月召开的第九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更是提出了在当前绿色治理时代下，企业应进一步提升治理机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伯文（H.Bowen）在1953年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企业家具有社会责任，即企业家应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做出相应的决策以靠拢有关政策，并采取自愿的具体行动和义务。其后，伯文又对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管理者承担社会责任的自愿性进行修正，认为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需要更多顶层控制来解决。在此后的一段时期，社会责任的概念开始引起了人们更为深入的思考。国外学者纷纷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定义研究，他们普遍认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把社会问题考虑进公司运营活动的行为，因此企业应充分考虑成本-效益原则使公司效益最大化。我国学者直至20世纪末期才对此有所研究，其中李占祥教授（1993）认为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既有义务性也有风险性，其包含了经济与非经济责任两大部分。而其他学者，如周祖成（2005）、黎友焕（2010）等都提出了企业的非经济社会责任中还包含法律法规责任、自愿性慈善责任等。赵德志（2015）等学者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包含内容。《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从2008年至今也不断修订，其中也对工业企业的社会责任从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进行了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的，该成本的产生从成本-效益原则来看，是为了企业能够更好衡量其经济绩效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即如何更好处理其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早期，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1819）就提出了“社会成本”的概念，即基于可能面临的社会失业率以及失业导致的各类问题，企业家应该对雇员承担起相应的保护责任。经济学家Arthur Cecil Pigou（1920）出版的《福利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W·Carp（1950)出版的《私人企业社会成本》都提出了“外部效应”的影响，并细化地提出外部效应是由环境污染、员工福利等问题产生的社会成本进行计量的。学者GeoffreyB.Sprinkle（2010）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划分为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和经常性支出三大部分，并解释了如何利用成本的划分来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国内对社会责任成本的研究相对匮乏，其中田钊平（2004）分别剖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中的环境成本、法律成本、社会慈善成本以及公司诚信成本，并在国企改革的背景下提出了其承担社会责任与完善社会责任成本管理体系的必要性。目前依据苗雨君（2010）、佟思瑶（2013）、高芳（2016）等学者的研究，可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大致划分为经济责任成本、法律责任成本、环境责任成本与社会责任成本四大部分。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研究仅单一偏向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组成的理论研究，对于不同股权性质经济体的社会责任承担情况剖析不足。基于此，本文将从十八大以来的一段时期入手，研究2013-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成本与控制问题，以期从国有企业视角改善公司效率，同时发挥国有企业的特殊社会作用。

一、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范围界定与一般理论概述

（一）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范围界定

1.关于国有企业的界定

根据国资委分类标准，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这两类国有企业仅在功能界定上有所区别，均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可进一步划分为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这三类国有企业均具有提供社会服务的职能，因此本文将以上国企均纳入研究范围。

2.关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所有企业都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最普遍和最根本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一部分即Milton Friedman（1970）所说的企业必须在一定社会规则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的另一部分社会责任是由其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国有企业为全体人民所有，因此必须在保障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准则下履行社会责任，这一部分的强制性社会责任只针对国有企业。

3.关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界定

国企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支出即社会责任成本，其与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密切相关的。本文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按照发生范畴进行分类，分为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与企业收益相关的经济责任成本、对消费者与政府承担的法律责任成本、对社会环境治理承担的环境责任成本和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承担的社会公益责任成本四大类。

（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国有企业不仅要考虑投资者相关的利益，还应该考虑股东、债权人、消费者、社会公民的利益，同时在考虑经济利益时，应同时兼顾社会与生态效益。此外，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国有企业同时也应完善成本预算，避免国有资本预算软约束现象，以从长期与短期两个角度考虑社会责任成本的支出与收益。

二、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管理体系运行特征

（一）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管理体系依赖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明显较少

从2009年来，我国各个科研机构组织逐渐深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中国上市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报告》等悉数从宏观视角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披露情况。而作为各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撰写指引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简称“指南”）也在不断完善，于2017年11月更是发布了最新版本。

由此可见，我国在过去的几年间，在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管理方面逐步进行了规范，已经发布了针对工业、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对外矿业投资以及中小企业等特殊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指引，促使各个企业内部逐步规范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其成本的披露。如图1所示，在中国500强企业中，随着2009年国家开始发布指南，2010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呈现井喷式增长，在其后几年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数量增多，但依旧增长缓慢。这归因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属于自愿性发布，容易造成部分企业仍然不主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信息。根据社科院的统计，2016年我国企业总共发布社会责任报告1710份，其中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是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主力军，并且在中国500强中企业发布报告总数为221份，发布比例仅为42.2%。

图1 2017年中国500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撰写始发时间对比

（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发布缺乏标准，报告披露信息尚不全面

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截止2016年12月31日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基本信息表统计，共得到463家国有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由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管理体系尚未成熟，缺乏法定性标准制约，各个企业的报告披露信息不全面，其中披露债权人权益保护信息的公司仅占样本约42.12%的比重，更只有约24.19%的公司披露了社会责任制度建设及改善措施，而披露公司存在的不足的企业数量更在少数。

表1 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基本信息表概况

除了披露信息尚不全面外，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经过第三方机构审验的数量极少，并且只有约五分之一的企业参照了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仍存在很大缺陷。而社会责任成本是包含在社会责任报告中的重要因素，企业常常忽略对其社会责任成本的估算与控制，由此难以构建较为成熟的企业与社会双赢的局面。

（三）环境责任成本承担不足，缺少对环境治理成本与收益的考量

研究指出，虽然民营企业的环境污染比国有企业的环境污染更为严重，但国有企业作为所有企业中带动者与领头羊角色，应更多更有效率地承担社会责任。通过近年来巡视组的调查发现，国有企业污染环境的事件频发。例如，国有企业—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在2016年至少有75件环境行政处罚件，其中包括原油泄漏、油泥排放、渗漏等突出问题，对土地环境的污染不可低估，而通过查看其2016年年报发现，其排污费仅支出41.15万元，与其当年营业收入362,572.11万元形成较大反差。与此同时，污染造成的问题是不可逆的，即便支出大量的环境责任成本也难以取得相应的社会效益。由此例可以看出，大部分企业依旧没有足够的环境责任成本承担意识，企业不仅要在环境事故事后支出，更多应在事前给予足够重视，并将环境责任成本承担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四）社会慈善捐赠的企业数量少，捐赠金额总额小

根据《南方周末》发布的2017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本文选取了中国国有上市企业慈善公益榜前20名中各个行业的代表企业进行研究，通过查询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年报资料，如表2所示，数据显示仅少数国企企业捐赠总额过亿，并且捐赠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率普遍偏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力度仍然不足。

表2 2016年部分国有上市公司社会公益捐赠情况

三、上市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测算过程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13-2016年A股上市国有企业。借鉴了学者高芳、张淑萍（2016）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估算方法，基于历史成本法进行社会责任成本的测算，并就各方面成本选择了替代指标进行测算。

本文对数据的筛选步骤即在CSMAR数据库中根据股权性质选择出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并根据苗雨君（2010）、佟思瑶（2013）、高芳（2016）等学者的研究在各个国有企业年报资料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筛选出特定指标。本文还考虑到每年上市国有企业数量不同，对样本进行了动态分析。

（二）测算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表3 变量名称

四、社会责任成本测算

在套用公式（1）对社会责任成本进行估算过后，如图2所示，可以发现2013年1025家上市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总额处在较低水平，仅有318464.09万元。然而这一社会责任成本贡献不足的状况在2014年有了大幅度改变，当年的1026家上市国有企业共形成了947637.41万元的社会责任成本，增长幅度达到197.56%，并达到了近年来上市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总额的最高点。在随后的2015、2016年上市国有企业的样本数量分别上升到1028家和1053家，但社会责任成本总额却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但总体保持在700000万-900000万之间的水平。社会责任成本的增长趋势也表明了上市国有企业近年来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担当，也凸显出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图2 2013-2016年上市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绝对金额变动趋势图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绝对金额呈现总体上上升，近年来有波动的趋势。进一步拆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发现，经济责任成本总额大体呈上升趋势，2016年有小幅度回落，但减少幅度较小，属于正常的波动，法律责任成本与环境责任成本总额都呈稳步地上升趋势。而社会公益责任成本则体现出极不规则的趋势，2013年至2016年，上市国有企业的的社会公益责任成本虽然翻了近20倍，但增长情况并不稳定。究其根本，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总额上升主要还是归因于企业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在环境责任成本和社会公益责任成本方面的贡献意识薄弱，并且对其必要性缺乏认识。

表4 2013-2016年上市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构成情况单位：万元

通过对绝对金额进行分析之后，笔者继续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相对变动率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2013-2016年上市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率呈平缓上升的态势，并在2015-2016年间出现了极其微弱的回落。这已基本表明当前时期社会责任成本率已经达到7.10%左右的水平，即表明企业每有1元的收入，就会有0.071元投入到社会责任成本中，这显然对于当今社会的公平建设还是远远不足够的，但这已经体现了十八大以来上市国有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意识已经逐步加强，并达到相对稳定水平。

图3 2013-2016年上市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相对变动率变动趋势图

五、改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管理的建议

根据以上数据可知，我国央企自2012年起开始全面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以来，对社会责任相关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所披露的信息也更加全面与规范。虽然，央企整体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在逐年增加，但所承担的环境责任成本与社会公益责任成本依然存在着不到位的情况，究其根本，还是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管理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从国家层面改善社会责任成本披露软约束现状，积极提升披露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对我国企业明确提出了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的要求。在十九大之前，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过企业社会责任，曾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这些都足以体现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问题的重视。但目前，国家还没有从立法乃至制度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明确的约束，社会责任软约束的存在是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管理存在各种问题的直接原因。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应当要求其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从宏观政策层面，可以先设立一个政府机构进行国企社会责任履行的统一管理，并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纳入管理系统中，以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衡量成本-收益原则，从而提升市场的效率和社会的公益性。

（二）从企业层面提升社会责任成本承担意识，重视微观主体的社会作用

1.确立好社会责任成本的管理主体，确保责任成本所达目标

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建立，不仅要从宏观层面设立一个统筹管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部门机构，还要从国有企业微观主体上也设立一个统筹管理的主体。国企大都具有庞大且繁杂的特征，设立企业内部的统筹管理主体能确保责任成本管理的有效运行，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内部效率。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的合同价格普遍降低，国企内部的统筹管理主体则应适当着重降低社会责任成本，更精细化管理，对大额的物资设备加强管理，严格把控各级的费用，自下而上地把基础工作做好。企业还应精确测算经营收入，不仅要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达标，还要使企业与社会能够更好的实现成本与收益的平衡。

2.全面提升产品与服务，从本质上全面承担起社会责任

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看来，企业自己的运转就解决了社会的就业问题，并且通过提供服务满足了社会的公众需求，这本身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这一观点在现代社会看来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分为很多层次，而通过提供就业岗位仅是最基础的一种，国企应通过新技术以及创新商业活动从根本上完善对社会的促进与治理，从而承担起社会责任。

因此当代的社会责任治理成本应该更多投向国企本身的产品与服务创新，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根本上实现整个企业群体平衡充分发展。除此之外，环境责任成本和社会公益责任成本作为辅助的责任成本也不可或缺，在当前时期内，国有企业更应带领创新，把企业水平带入良性循环，用创新全面提升产业结构，减少低效成本，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转变国企管理者的“成本”思维，将社会责任成本视为良性投资

社会责任成本虽然名为成本，但在实际承担的过程中也能变成一种投资。我国一个社会调查显示，大约有32%的研究对象认为投入经济责任成本改善企业运营状况能够增加企业的收入，这一思想将社会与企业经济效益结合在了一起。将社会责任成本视作竞争力更多投入到共享、绿色的新领域，不仅可以改变传统商业模式的成本-收益思维，还能获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可，从而找到一个社会与企业效益的平衡点。我国国有企业应当具有更加长远的眼光，在社会责任成本管理方面应有更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的思维转变。

（三）从内部体系层面建立社会责任成本的管控机制，加强社会责任成本的管理

1.建立企业社会责任预算体系，提高管理层对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的认知水平

社会责任成本预算应成为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一环，而国有企业预算应当在年初时就能确立，并确保严格执行。各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的估算在经营过程中所需的各项治理环境、材料费用和相关人员工资等的供应状况，以便确定各自材料、工时的责任单价，从而对社会责任成本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为使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更加规范和严谨，企业应对社会责任成本的承担进行合同管理，明确评估的依据，以便对相应人员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更加细化的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从源头上加强社会责任成本管理的建设。

2.加强社会责任成本管理基础工作

加强成本核算工作是责任成本管理的基石，成本核算工作必须要不断完善各种制度，这其中包括：预算管理制度，定额管理制度，计量验收制度。企业加强成本管理的基石在于制定和适时动态调整施工定额，它也是进行成本考核与控制的重要依据。因此企业应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完善会计核算的基础性工作，为社会责任成本与收益相平衡做好铺垫。

3.加强社会责任成本的考核与监督

建立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审计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承担水平进行考核与监督是提升其有效性的重要环节。企业的内部审计应将向社会责任成本的审计方向上转型发展，将企业内部审计的工作重点调整到管理审计上，使得企业所披露的各种信息能够给企业的股东、政府、员工和消费者做出更好的经济决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本以履行社会责任起到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