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痛定思痛，下诏变法革新，要求各省督抚献策献计。在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等人的极力推动下，当局下定决心改革教育，以期培养人才，挽救危局。根据清政府的相关政策，新式学堂不仅要在京师、省会、府县所在地等大中小城市广设，而且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新式教育也要开办。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在废科举之前，华北乡村的新式教育已经发轫。

关键词：废科举；乡村；教育

1905年，在袁世凯、端方、张之洞等大臣的奏请下，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以此为契机，华北乡村新式学堂得以迅速推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东省已有高等小学堂105所，初等小学堂2644所，共有小学生44473人，教员4759人……至宣统元年（1909年）小学堂即增至3856所，比上年增长40%，学生增至56836人，比上年增长28%”，直隶省“截至1915年，155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的1个，1000～5000的52个，500～1000的51个”。山西省仅孝义县一县，民国5年“全县有高等小学校5所，国民学校138所，在校高小学生204名，国民学校学生4031名”（此处国民学校即初等小学）。从这些统计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废科举之后华北乡村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状况。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新式教育的推广并不那么顺利，它在普及的过程中，与乡村的传统教育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新式教育在乡村推广之前，乡村教育以传统的私塾教育为主体。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在乡村中开办新式学堂，这明显的威胁了私塾先生的生存，自然引起他们对新式学堂的反感。如直隶沧州全属600余村，“每村极少亦有蒙塾三四处，每塾学生二十余人，一闻兴学之令，塾师群起抵拒，造谣煽惑，虽赵州尊竭力提倡，时或下乡劝学，奈阳奉阴违，阻挠益力”。直隶作为当时的首善之区，情况尚且如此，其余二省情况亦不难想象。

新式教育不仅受到塾师的抵制，其与乡村中的普通民众乃至乡村社会的文化习俗也是矛盾重重。按照清政府最初的设想，废科举兴新学是一项益民措施，因为它为村民受教育行一扇方便之门。但是实际上，新式教育并没有使乡村的大部分民众受益多少，而带来的损失却是切实感受到的。

首当其冲的便是经济负担问题。根据黄宗智的研究，“华北农村自20世纪以来，由于在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过多，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再加上国际市场的影响，使这个阶层日益陷入贫困当中。‘半无产化和‘无产化加剧，突出表现为自耕农数量减少，佃农与雇农的比例不断上升”。当废科举兴新学之时，请政府财政极端困难，教育经费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又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如1908年教育开支仅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左右。仅有的少量费用又用于补贴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学校。这样一来，乡村推广新式教育所需经费只能由各地自行解决了。毫无疑问，这增加了普通民众的负担。如1912年山东德平县倡办义务教育，随同丁银每亩加捐银圆义妹，作为义务教育经费，除了增加捐税之外，各地为解决教育经费困难而采取的一个普遍措施是侵占地方公产（诸如亩产、族产、祠产）。“如1908年山东宁海州抽捐兴学，引起各庙反对，在道士张希选等人的带领下，各庙筹钱演戏，并进城滋闹，打毁学堂及劝学员绅各家”，又如罗正钧任直隶清苑县县令时即要求“初等小学堂各按村庄大小酌量设立，限端午节来县，呈报，请领章程，除由绅董量力集资外，凡村中公共产业及迎神赛会之资，皆可化无意为有用，拨充学堂经费”。众所周知，寺庙等地方公产往往与民间信仰、大众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它们的抽收利用不仅使把持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即使是普通民众的生活亦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些地方公产的征收与利用，既激起了把持着的反抗，也引发了普通民众的不满，以至于出现大量的闹学毁学事件。

新式教育与乡村传统教育产生激烈的冲突，与新体制没有获得乡村民众的信任也有极大关系。传统的乡村私塾教育在培养学生的文字功夫方面卓有成效，而新式教育“今日教什么算学，明日教什么格致，再教什么历史、地理、古文、体操”，这在乡村民众看来是不切实际的。不仅如此，被村民看中的“识文断字”“读与计算”的能力，于学堂毕业生而言，还有所衰退。1909年北京的高等小学毕业考试，不仅“经学、国文无一佳卷”，而且“各堂学生于经学、国文殊少合格”。此外，新式学堂的学制，收费方式，作息时间等与乡土社会也难以契合。这样一来，即便是科举废了，以私塾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仍能顽强的存活于乡村。清末山东省临淄县境有私塾400余处，至1916年，该县境内尚有私塾217处，1920年仍有180余处。山西省文水县“光绪三十年，学堂虽兴，私塾未废，至民国5年（1916年），私塾达208所，民国9年，全县私塾仍达80余所”。河北省晋县“私塾延续时间较长，民国17年（1928年）尚有私塾35所，学生885人”。

总而言之，废科举之后，新式教育在華北乡村中有了发展，但并不顺利，其与传统教育、乡村百姓及日常生活等起了激烈冲突。新式教育的推行效果并不如初设的那样理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村教育就此走向衰败，相反，经过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之后，乡村教育开始真正地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李世愉.废科举对乡村教育落后的影响[J].探索与争鸣，2008，1（3）：74-79.

[2]陈祥龙.论科举废止对近代教育转型的影响[J].教育与考试，2012（3）：40-43.

作者简介：

吴晓博，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第七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