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知与文学路径<br/>——《朝花夕拾》与《从文自传》的比较阅读

自我认知与文学路径
——《朝花夕拾》与《从文自传》的比较阅读

2018-07-22郭巧瑜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珠海519087

名作欣赏 2018年29期

⊙郭巧瑜［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珠海 519087］

鲁迅与沈从文是中国现代少数享有“文体家”之誉的杰出作家，二者的创作都极为庞杂，但在艺术风格与文学观方面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鲁迅的文学重在揭露与鞭挞，充满战斗的激情，终身以“国民性改造”为己任，显示出深沉的忧国情怀与道德担当；而沈从文的创作多为田园牧歌式的作品，以“人性”为皈依，显示出和谐、平淡、纯净的审美取向。对于二者创作风格的相异之处，已有不少研究者做出了解读，而本文选取两位作家的自传性作品《朝花夕拾》与《从文自传》，试图通过比较阅读，得出两位作家不同的自我认知与创作路径。

《朝花夕拾》与《从文自传》两部文本都强烈地显示了“乡土”对作家的影响，同时展示了鲁迅与沈从文对“乡土”迥异的接受路径，这一点已有论者指出①，但它们对于我们的启示却不止于此。自传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文学种类，具有特殊的文献意义及史料价值，但对于“文学家的自传”，我们亦不应忽视其文学及美学。而作为一种特殊的传记，自传不仅要处理“我与别人的关系”“我与时代的关系”②，还需处理极为特殊的“我（叙述者）与自我（被叙述者）的关系”。考察两位作家的自传，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其对自我的认识，对于如何解读他们的创作，亦不啻为一种有益的启示。

一、间离与认同：自我认知

中国现代自传是文学革命后个性解放、自我意识高扬的产物。③而普实克更认为：“倾重主观性、内向性，倾重描述个人经历同时也侧重抛弃一切幻想而去反映生活，甚至包括理解生活的全部悲剧意义的现实主义观点——这种总倾向的最突出成就是中国的自传文学。”④《从文自传》无疑是这个时期自传文学最突出的代表之一，但在《朝花夕拾》的“自传性”问题却曾引发过争议。在20世纪80年代，王瑶曾断言《朝花夕拾》“并不是自传”⑤，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结论已被推翻，论者已公认《朝花夕拾》即使不是严格的自传，亦至少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⑥法国著名自传研究学者勒热纳曾指出，要辨别一部作品是否为自传，需要“看童年叙事是否具有重要地位，或者更笼统地说，叙事是否强调人格的诞生”⑦。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朝花夕拾》是完全符合以上这些特征的，尤其是将这本散文集与鲁迅之弟周作人在同时期所作、同样以故乡风物为题材的散文作品（而非周作人晚年具有自传性质的《知堂回想录》）相比较，其“自传性”——体现其个体内在精神特质的主观性更为强烈。事实上，鲁迅也曾写过一篇《自传》⑧，基本上只是其一生行状的客观记录，在体现其人格的形成、精神世界的历程方面，远远比不上《朝花夕拾》（甚至也比不上《呐喊·自序》《两地书》这样的文本），这也是这篇自传没有被广泛引用的原因。

不过王瑶的论断也并非没有其根据，1936年5月鲁迅在致李霁野的一封信中明确写道：“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若这样的也可作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⑨其时鲁迅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从这一段夫子自道可以看出，鲁迅的“自传冲动”，即“要求认识和表现自己，也让别人了解自己，肯定和尊重自我的存在”⑩的意愿，似乎是十分微弱的。

那么，如何解释鲁迅的自我言说与其实际创作中的这个悖论呢？实际上，“悖论”或“矛盾”乃是存在于鲁迅文学内部的一大特点，理解这一点对把握鲁迅的文学精神极为重要。我们可以为此找到许多例子，如鲁迅为“左联”五烈士写下的著名悼文就有一个悖论式的标题：《为了忘却的记念》。在《坟》的题记中，鲁迅写道：“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⑪一面要埋藏，一面却又留恋；一面要忘却，一面却又记念；这样的悖论也同样存在于《朝花夕拾》的具体篇章中：尽管知道回忆“也许要哄骗我一生”，却又“时时反顾”⑫。正如很多论者所指出来的那样，《朝花夕拾》这一系列的散文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是一次有系统性的创作，从整体框架上完整地体现了鲁迅从童年到青年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不论是出于艺术性的考虑，还是为了“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⑬，鲁迅的确想借此对自己生命带来重要影响的人事作总体性的回顾。另一方面，读者也需注意到，鲁迅的写作虽然是在抵抗遗忘、抵抗记忆的消逝，但《朝花夕拾》在不断回忆的同时又不断拆解回忆，在很多篇章的结尾，往往笔锋一转，以与“现实”的对比，消解了“回忆”的有效性：对猫的反感“早已是过去的事了”，作者“已经改变态度，对猫颇为客气”⑭；对于长妈妈，也“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⑮；对于极为向往的“五猖会”，也“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⑯；童年时花费许多心力画成的绣像本也“早已没有了罢”⑰；甚至连挚友范爱农的死因，也“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⑱，对他的后人在当时的境况也一无所知。

在《朝花夕拾》中，叙述者在追忆过去的同时，却又否定着“过去”，甚至暗示连“过去”本身也是无所追踪的，这就使文本具有了极强的反讽意味。勒热纳在分析自传中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关系时，将其分为两大类，一为认同的，另一为间离的⑲，无疑《朝花夕拾》就是一部“间离性”的自传。然而这种“间离”与反讽并非是“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的简单否定；正如“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希望历史与人民能记住牺牲的烈士一样，叙述者以某种负罪的愧疚感叙述着已不可再来甚至不可追踪的“过去”，凸显了叙述者对过去的人和事——包括“过去的自我”的珍视。若非如此，他的书写会显得毫无意义。这种文本内部既肯定又否定，既否定又肯定的反讽叙事，使《朝花夕拾》与一般的自传区别开来，与后者中张扬的自我不同，《朝花夕拾》中的“自我”是以压抑甚至否定的模式体现出来的，但同时这种压抑与否定，这种“想要遗忘却无法遗忘”的潜在话语，又强烈地彰显着传主鲁迅的个人特质。

与之对比，《从文自传》明显是一部自觉的、典型的自传，且是少见的写于作家中年之前的自传。对于作家来说，这需要不同寻常的自信与魄力，即此时他必须已具有比较系统、成熟的自我认识以及梳理、叙述回忆的能力。过去论者多注重这部自传的文献价值及史料价值，但对于其在沈从文创作中的坐标意义，我们亦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文自传》写出之后，沈从文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等亦应运而生，诚如夏志清所说，《从文自传》实际上是沈从文“一切小说的序曲”⑳。“自传的头号问题是‘我是谁’”㉑，亦即自传作者的“身份认同”问题。而“身份认同”问题的产生，必然与自传作者所面对的陌生的“他者”相关。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不妨把《从文自传》看作是其“乡下人”身份认同最终确立的标志。实际上，在《从文自传》的开篇中作者已暗示，本书是为“城市中人”㉒而作。《从文自传》中多次强调了“读书”与“教育”，特别是后者，是沈从文一生中爱用的词，这种“教育”更多指的是他从天地山川、军队行旅中所获得的现实的教育（即所谓的“大书”），与“城市中人”仅仅从课堂、书本上获得的教育（即所谓的“小书”）是截然不同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教育”，赋予了沈从文与现代城市文明格格不入的个性与气质，为沈从文一生对“城市中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状况的反思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资源。正如张新颖所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㉓

除了“自我认同”之外，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还有一种“自我塑造”。汪曾祺曾说：“沈先生用手中一支笔写了一生，也用这支笔写了他自己。他本人就像一个作品，一篇他自己所写的作品那样的作品。”㉔与《朝花夕拾》相比，《从文自传》的“自传性”相当明确，不仅体例完备，从“我”的故乡、家庭、教育到社会经历、人生理念无所不包，而且还不止一次给“我”下定义，如“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㉕，“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㉖，“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㉗等，诸如此类“夫子自道”的段落，或长或短，在《从文自传》中俯拾皆是，文字优美而描述精当，为后世研究者所反复引用，乃是绝佳的一手材料。在《从文自传》中，不仅是传主本人的“现实经历”，包括他的“心灵经历”，都有着清晰可见的、令人信服的脉络。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沈从文在写作时，不仅是在单纯地回顾自己过往的生活，而且也是有意识地向作者提供了解一个作家所需要的一般资料。无怪乎汪曾祺认为《从文自传》“是一本培养作家的教科书”，它告诉读者“人是怎样成为诗人的”㉘。也即是说：对于要向读者所呈现出来的自我形象，沈从文有着清晰而明确的把握。可以想见，要将“自我”向读者和盘托出，除了需要创作的真诚，还需要一种自传作者所必须具备的自信以及纪念自我的本能（即所谓“自传冲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文自传》实际上是“乡下人”沈从文“从倾泻于‘自叙传’写作中的自卑”过渡“到倾注于乡土抒写里的自傲”㉙的分水岭。

根据这种 “自傲”，与《朝花夕拾》的间离相对照，我们可以把《从文自传》归为勒热纳所说的认同性自传。如在谈到所接受到的“教育”时，如前所述，沈从文不断地强调自己不仅读 “小书”也读“大书”，这正是他得以与“城市中人”相抗衡的自豪的资本；而鲁迅的叙述，却是充满了创伤、羞耻与屈辱：被父亲要求背诵《通鉴》的惊惶与不解，《二十四孝图》的恐怖，当然还有“幻灯片事件”带来的深深的耻辱之感。不知读者是否记得著名的《藤野先生》充满否定与冷嘲意味的开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㉚对于这些从正规途径接受的教育，鲁迅几乎都无甚好感。又如在对“乡土”的描写上，《从文自传》的开篇即详尽、细致而充满深情地介绍了“我所生长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人文，而在《朝花夕拾》中，尽管鲁迅的故乡绍兴乃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江南城镇之一，作者却吝于在介绍地方人事上花费笔墨（尽管他做过不少搜集故乡地方史料的工作），而更多的是体现了对故乡的憎恶与厌倦，这一点也与鲁迅的小说一脉相承。“教育”与“乡土”乃是构成个体精神世界与人格气质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亦即个体“自我”的反映。在对“乡土”与“教育”的态度上，我们又一次清晰地看到两部自传中叙述者与“自我”关系的不同。隐藏在两部自传中的内在自我，如沈从文自傲的一面，以及鲁迅自我压抑的一面，一定程度上被两位作家的其他重要作品（如小说和杂文）所遮蔽，也长期被大部分读者所忽略，但在考察作家创作的内部逻辑，把握住作家的精神内核方面，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二、负罪意识与审美观照：文学路径

如前所述，《朝花夕拾》这部回忆性的作品，揭示了一个不同于“战士”形象的鲁迅。林毓生指出：“因为鲁迅由于理性上的考虑和道德上的关切，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种成分是有意义的，……在他所主张的全盘性反传统的思想面前，这种态度使他十分苦恼——甚至有一种内疚的罪恶感。”㉛（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种“内疚的罪恶感”，类似于竹内好所说的“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㉜。

这样的负罪感，在《朝花夕拾》中的某些篇章可以明显地窥见其端倪，如对于父亲的死：“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㉝包括范爱农，鲁迅对其死亡多年来耿耿于怀，未必不是这种负罪感的结果。在此意义上，这些文章与散文诗《风筝》小说《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等文本是在同一个系统中的。这是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的负罪之感。另一层面，则是体现在“感时忧国”方面。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藤野先生》中记叙的“幻灯片事件”。后世公认这是鲁迅弃医从文的转折点，但亦有不少论者质疑其真实性㉞，颇有打破“鲁迅神话”意味。不过，根据勒热纳的理论，“自传与小说的区别，不在于一种无法企及的历史精确性，而仅仅在于是否有重新领会和理解自己一生的真诚的设想”㉟。鲁迅对“幻灯片事件”的叙述与当年真实情况是否完全一致并非是重点，重点在于鲁迅选择了将这一事件戏剧式地呈现，将其描述为一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的叙事策略及其背后动机。也许“幻灯片事件”并不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唯一原因，他的这一选择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然而单单突出这一事件，无疑是因为鲁迅认为这应该成为他弃医从文最主要的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其他的因素并非是没有影响，而是其重要性与此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在“应然”与“实然”之间或许存在一段距离，但造成这种距离的，正是鲁迅“重新领会与理解自己一生的真诚的设想”。

提到“幻灯片事件”，读者自然会想起《从文自传》中同样有描写观看杀人砍头的经历，而且与鲁迅通过幻灯片观看的途径不同，沈从文是亲身看到无数杀人与砍头的场景。论及此，我们不得不提王德威关于同时出现在两书中但迥然相异的“砍头”意象的著名论述㊱。沈从文在《怀化镇》一章中写到“杀人”时，其冷静的描写令人惊异，似乎与大众想象中田园牧歌式的沈从文作品大相径庭：他用“看热闹”㊲一词来形容军中看看杀人砍头的行为，又描写了兵士们在“看热闹”的过程中喝酒、聊天、炖狗肉的事迹（他自己亦正是其中一员），似乎杀人与砍头亦不过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平淡无奇的事件。但读者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正如王德威所说，在这儿，文本出现了“意义的悬置”。这种“意义的悬置”当然是沈从文有意为之的。王德威认为沈从文并不赋予杀人与砍头这种暴行任何内在的寓意，而是从中看出了“人类动机的种种复杂与共存性”㊳。沈从文如此描写杀人与砍头的场景，并不意味着他对此是漠然处之（否则他不会在小说中反复书写这一主题），而只是在叙述策略上有自己的考虑。沈从文自述“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他“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㊴，“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因此“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在做出道德判断之前，沈从文首先是“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㊵，将他所看到的，使他心有所感的种种现象记录下来，不管这些现象是多么的离奇荒诞，甚至是血腥残暴。沈从文之所以能看出“人类动机的种种复杂与共存性”，一方面是与他艺术家的眼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受“水”的德性影响关联甚大。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沈从文写道：“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㊶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认为“历史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㊷“水”赋予沈从文一种对于世间万事万物皆能接纳、包容的特质，使其不论“看”到何人何事，均将其置于广阔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去看待，因此沈从文所谓的“艺术家的感情”，并不等同于孤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鉴赏，而是将世间万事纳入时间长河中观察其“常”与“变”，正因为有艺术的审美视角与流动的、历史的审美观作为支撑，因此在处理砍头、杀人这种“离奇不经”的事物时，沈从文得以与其保持距离，以冷静的甚至是淡漠的笔调去描写，反而使文本有一种更加触目惊心的效果。

沈从文强调自己喜欢“看”，“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鲁迅也对“看”极为敏感，他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批判对象之一就是麻木、冷漠、愚昧的“看客”。沈从文的不掺杂社会价值的、纯粹的、非道德的“看”，在鲁迅那儿极有可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当然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沈从文的“看”与鲁迅笔下那些“看客”的“看”是有本质区别的，但仍不能否认，在这一问题上鲁迅与沈从文持完全相反的立场。正如李长之所说，鲁迅“并不是能鉴赏‘美’的人”，而“审美的领域，是在一种绰有余裕，又不太迫切、贴近的心情下才能存在”㊸，而这样一种“绰有余裕”的审美机能，是具有强烈情感的鲁迅所缺少的。在“幻灯片事件”中，个人在求学路上的挫折感，对于同胞麻木冷漠态度的痛心，对中华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的耻辱与恐惧，所有的这些浓烈的感情混合起来，对鲁迅造成的强烈的冲击，使他无法像沈从文那样与其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而更加重要的是，鲁迅认为是这一事件最终促成了他的弃医从文，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与义务去改变国民愚昧麻木的精神状况。而对沈从文而言，观看砍头与杀人似乎并没有激起他类似的使命感（他日后的“从文”另有原因），尽管二者都怀有对生命的悲悯之情。而造成二者这一重大区别的原因，笔者认为即是前面所提及的鲁迅的“负罪感”。我们知道，西方传统中的自传起源之一正是宗教自传，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直到启蒙运动的代表卢梭写自传，仍以《忏悔录》命名。鲁迅的自传不是“忏悔录”，但和宗教的忏悔类似，具有某种负罪意识。竹内好觉得，“鲁迅的根柢中，是否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呢？”㊹这样的一种负罪感与试图赎罪的心理，加上民族危机意识高涨的时代背景，使鲁迅不能像沈从文那样在回忆中以某种超然的姿态对待这一事件。

在这一点上，鲁迅的道德激情与负罪意识，与沈从文的审美凝视与历史观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从文的艺术家天性与包容万物的心胸，使他的笔可以自由地抒写从铁匠打铁到土匪造反，从男女奇情到杀人砍头这样的世间万状，犹如一幅展开的风俗画卷，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地方风貌；不仅《从文自传》是如此，他的小说也是如此。实际上，《从文自传》中几乎包含了他除都市小说外所有小说的母题；而鲁迅所描写的人事，基本都带有强烈的人伦、道德色彩：童年赠予其宝书的保姆长妈妈、热衷散播谣言的亲戚衍太太、在异国鼓励其努力上进的老师藤野先生、英年早逝的挚友范爱农，就连他所爱的鬼魂“无常”，也是因为“近人情”才显得格外亲切可爱。其中《范爱农》一篇尤能体现鲁迅的特点。作为自传，《朝花夕拾》与《从文自传》一样包含了许多传主小说创作的母题，除了反映乡土社会与生活的数篇代表作之外，鲁迅另一类同样十分重要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如《在酒楼上》《孤独者》，几乎都能在《范爱农》中找到影子。我们知道，同样是描写志同道合的朋友，沈从文也写有传记《胡也频传》，但其相对克制、冷静的笔调（考虑到传记是在胡也频被杀害后所写），与《范爱农》中悲凉、颓丧、物伤其类的氛围对比，俨然是相反的两套笔墨。在这儿，我们又一次看到沈从文与鲁迅文学路径的分歧之处。

三、结语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朝花夕拾》与《从文自传》这两部自传作品，除了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作家生平的一般资料以外，实质上还蕴含着解读两位作家文学特质的钥匙。鲁迅与沈从文除了在艺术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外，在如何书写，如何把握所书写的材料上，也显示出两种耐人寻味的不同路径。二者反映在自传写作中的不同特质——鲁迅的自我批判与担荷一切的负罪意识、沈从文的自我认同以及独特的审美取向，也昭示了二者日后不同的写作之途：鲁迅在自传写作后鲜有“正统”文学作品面世，而几乎把所有精力集中在面向黑暗现实的杂文创作上；而沈从文在自传写作后，顺理成章地写出了其文学生涯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作。本文所做的比较阅读的尝试无意在两者间分出高下，但笔者相信，这种比较不仅能使我们更有效地把握二者创作的分歧，对于深入地解读二者的文学作品，乃至中国现代作家的自我认知，乃至现代文学中“道德的”与“审美的”两种话语之间的张力与撕裂，亦是不无裨益的。

① 尹变英：《〈朝花夕拾〉和〈从文自传〉的比较研究》，《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3卷第3期。

②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③ 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432页。

④ 〔捷克〕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 24页。

⑤ 王瑶：《论鲁迅的〈朝花夕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⑥ 辜也平：《传记文学视野中的〈朝花夕拾〉》，《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1期。

⑦ 〔法〕菲力蒲·勒热纳：《自传契约》，杨国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⑧ 鲁迅：《鲁迅自传》，《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344页。

⑨ 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⑩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⑪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⑫⑬⑭⑮⑯⑰⑱㉚㉝鲁迅：《朝花夕拾》，见《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第235页，第245页，第 255页，第272页，第291页，第 328页，第313页，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