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亚玲［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引 言

作为20世纪沦陷时期两位齐名的当红作家，张爱玲、苏青的文学活动有很多相似处，譬如都为了谋生而卖文，都有涉猎不同文体的野心且有不俗的表现，两人还同时出席一些文化活动并接受采访、对谈。她们彼此激赏，且有业务的往来。终因各擅其长，两人于文学领地的建树颇有差异，文学史一贯将苏青置于散文（小品）家行列，倾向视张爱玲为小说家。纵览各种现代文学史不难看到，她们的名字明显有了先后排序之分。文学史的定位，是隔着距离的回望，对一个作家做全面的客观考量，由时间之手裁定，无情然而不失公正。无疑，为人类独有的文学又是一种鲜活的、关涉细节、充满个性的生命行为，倘若具体到某个侧面甚或某一点做比较，作家之间有时便难分伯仲，各有千秋。以散文见长的苏青，于小说创作只是偶尔意兴，其小说在体例、数量和整体的品质上自然难与张爱玲抗衡。笔者认为，就短制而论，两人的一些个篇则可并置阅读。本文拟以她们的短篇《封锁》和《两条鱼》为例，从人物观照、场景设置、叙述视角和意象营造等方面比较两个文本的叙述策略，揭示两个文本各自的风格与意涵，以此印证两位作家小说创作的不同价值。

选择《封锁》和《两条鱼》为分析个案，原因有二。一是它们都问世于1943年，是年于张爱玲和苏青都有非凡的意义，仿佛有所约定，张爱玲中短篇中的精品几乎都在这年面世，其中《封锁》于该年11月在苏青创办的《天地》月刊发表，而专事散文近十年的苏青也在这一年正式进驻小说地带，上半年发表了短篇《胸前的秘密》（3月）和《两条鱼》（4月），同时开始自传体长篇《结婚十年》的连载写作。两个文本都诞生于日寇侵占下的上海；相同的时空，意味着相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和言语环境。二是它们都以沪上普通市民为书写对象，关涉市民的日常生活，均属于都市日常叙事。因此，比较两者的叙事策略，实质是比照、探究文本的架构细节，理性揭示文本的特征，有助于科学、深度把握两位作家的艺术追求。

一、人物：时代的“弃儿”与底层“小人物”

居住并活跃于现代都市上海，张爱玲和苏青对海派市民生活都有着切身的体认和浓厚的兴趣，市民形象构成两位作家小说人物的中坚。差别在于，张爱玲笔下多为遭时代（时尚）遗弃的人物，细分有两类。一类是前清的遗老遗少，他们被滚滚前行的历史洪流冲到时代的边角，徘徊挣扎，虽生活于繁华的沪港都市，却沉醉于破碎的旧乡，做着老帝国的残梦。一类是出身于传统家庭，思想言行受传统文化束缚，于新时代亦郁郁寡欢者，短篇《封锁》便是撷取这一类都市居住者为书写对象。在一次战时常遇的“封锁”间隙，男女主人公在电车上由普通的聊天，逐渐涉及隐秘的情感交流，进而互生相见恨晚之意，谈起了恋爱。随着“封锁”的解除，他们的恋爱也迅速结束，回归各自的日常生活。男主人公吕宗桢，是上海万千人流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公事房会计师，每日乘坐电车按点上下班。女青年吴翠远则是一所大学的英文助教，工作尽心尽责，也是电车族。看似都有光鲜的职业，然而他们都不快乐，因为都受制于家庭的羁绊、责难和漠视。吕宗桢过于被家人依赖被家事牵扯而无力再承受，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和家人的关爱，精神由此紧张疲惫，渴盼逃离和自由，即使是瞬间的透息。内修极高的吴翠远俨然是那个时代标准的“剩女”，多年苦学错过了婚龄，“失嫁”而遭家人嫌弃与冷淡，处在情爱世界的空白荒凉地带，也企盼品尝爱情的滋味，哪怕瞬间的味道。张爱玲撷取吕宗桢、吴翠远这对都市平凡男女一段没有结局的情感故事，揭示传统的人伦规约对现代人性的压迫，反映都市人安全感的泛缺，折射出现代人灵魂的荒芜。

苏青文字的“女性涉世”与“市民言说”特质早为人熟知，但《两条鱼》是唯一不关涉女性和家庭因而最不具苏青个人印记的一个短篇，讲述一个由娘姨、厨子司务、鱼贩、肉贩、瘪三和巡捕等各色“小人物”“混搭”而成的“底层”故事。一个上海本地鱼贩，用新鲜小黄鱼做招牌，意欲卖掉做过手脚且已腐烂的大黄鱼；一个貌似外乡人的中年妇人，为给女儿买条鱼和鱼贩讨价还价；鱼贩和妇人发生激烈争吵，妇人的菜篮被扯坏；妇人为讨说法奔走呼告，中外巡捕先后处理纠纷；妇人到手的两条鱼遭抢，鱼贩、中国巡捕因妇人的“倒霉”而开心不已。小说生动而宏阔地展示了上海底层市民及其生活样态，艺术地反映造成都市底层苦况深广的社会历史原因，隐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驻足于市民阶层，张爱玲和苏青的关注点明显有异，这受制于作家的现世人生体悟。作为中国近代最后的贵族，张爱玲有双重的失落体验，其家族失落于时代，童年的张爱玲又失落于家庭。如果说前者对张爱玲心理的影响并不直接，那么童年失家的经历以及飘荡不定的生活则不仅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也深刻影响了其性格与人生观。渴望人生的安稳是张爱玲永恒的情结，强调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是她一贯的小说法则与美学追求，这些在她的《自己的文章》一文中有极为明确的表述。

苏青则来自浙东宁波，出生在一个叫“浣锦村”的乡下，故苏青是现代女作家中有乡村体验和乡村记忆的少数者之一，她时常以“我们乡下人”自居。因而，作为都市的侨寓者，苏青极易投射底层的生存，打量都市时不经意就带上“乡下人”和“外来者”的眼光，对都市“小人物”表现出同情与怜悯，对都市人的“市侩气”和“精明”分外敏感与不满。显然，战火与沦陷造成的20世纪40年代的恶劣生态——生活物资稀缺、无良商贩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中外强权势力相互勾结和巧取豪夺，于底层市民的生存更是雪上加霜，苏青敏锐于此，诉诸《两条鱼》，艺术而立体地呈现了上海这个东方都会在现代殖民统治下的日常别景，显示出苏青小说深沉的批判力度。

二、场景：电车与菜（市）场

场景设置构成小说具体的环境，是小说不可或缺的元素，场景设置赋予文本一定的意涵，也体现作者的匠心和智慧。避开沦陷时期的大文化背景，可以看到，张爱玲、苏青的文字都流连于都会的公众场合，不过张爱玲更钟情于“电影院”“剧场”“校园”“电车”等带有小资情调、适合浪漫邂逅之地。《封锁》的故事发生于“电车”，“电车”于都市市民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也是日常的一个过场，一个不断变换“演员”的流动“舞台”，人来人往，过眼云烟。“封锁”时刻的“电车”因与世隔绝，彼此陌生的人们，卸下平日的面具，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可以毫不避讳地谈论家长里短，可以无所顾忌地抨击你讨厌的家伙，可以发平常所不敢发之独见，更可以不顾吃相与坐相，可以沉思冥想，可以想入非非，此刻的“电车”就是一个欲望驰骋的自由疆场。因为“封锁”，“电车”被割裂、被孤立，车外与车内、现实与幻想、束缚与自由的二重世界就这样诞生了。张爱玲设置一个自由、随性、无拘无束的“电车”内景，既为心灵枯萎的现代都市男女提供了一块释放隐秘情感的野地，又作为传统中国家景之对照物，折射出其封闭、压抑、专制的真相。毋庸置疑，“电车”场景设置，还折射了失落于家庭的张爱玲对家企盼又绝望的情感纠结。

苏青明显偏爱“菜（市）场”“马路”“弄堂”等体现平民色彩、更具开放性的流动空间，在战争沦陷时刻，充溢、来往其间的多为“平民”中“贫民”。《两条鱼》的叙事视点直抵“菜场”，“两条鱼”由上海“菜场”的一隅“游荡”开去，将一个关联小商小贩、娘姨、厨子、瘪三、巡捕和看客的沪上“天桥”故事织就，一个着实热闹、传奇迭出、地域风情尽现的海派底层市民世界尽收眼底。“菜场”作为故事的场景，是颇有意味的选择。首先，作为生活资料的交易场，“菜（市）场”是现代社区保障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种基础设施，最真实、最直观地体现城市“市”之“城”本质。其次，“菜（市）场”又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名片，城市的地域风貌、发展水平、文化习俗、市民饮食习惯乃至素养皆由“菜（市）场”这一特定区域汇流而出，“菜（市）场”可谓天然的地理历史博物馆、人像展览馆和故事的生发地。种种俗白的叫卖，遍地的大小黄鱼，鱼肉腥味混杂着国语、外语、软糯的吴语和其他各地方言，这是《两条鱼》呈示的海派“菜市”景观，强烈映射出近代以来半殖民化上海多元杂会、开放流动、商业铜臭味弥散等多重城市性格。娘姨、厨子司务、中年妇人、“眼镜”巡捕等在黄鱼摊位前的踯躅流连、挑肥拣瘦，甚至忍辱受屈，又让我们领略到沪上市民对“黄鱼”的情有独钟。这是基于天然的海边地理而养成的地域饮食习惯，沿海地带对鱼类普遍有着偏好，“黄鱼”是绝大多数海派市民的日常最爱，故人们在黄鱼摊前流连不返，与其说是对一种食物的垂涎，不如说是对历史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的执念，于沦陷区国民更是一种民族认同心理和情感的慰藉。“菜场”作为故事发生地，既真实地展示了战争背景下底层市民的生存窘况，也反映了海派市民日常饮食情趣和海派市民特有的精明与小智小慧，为苏青文字增添了社会民俗学价值。选择“菜场”为故事舞台，体现了苏青的匠心巧作，得力于她丰厚的人生阅历。

三、叙述视角：全知视角与外视角

叙述视角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小说的叙述视角并不等同于人称。叙述视角的变换，会造成不同的故事风貌，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法国兹韦坦·托多洛夫将叙述视角分为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三种形态。显然，《封锁》与《两条鱼》都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但两个文本的叙述视角是有差异的。

《封锁》明显采用了全知视角，也即“上帝视角”，叙述者以俯视的姿态，将发生于“封锁”这一慌乱惊恐时刻“电车”内外的各种人等和事件悉数道来。“电车”外面由最初的恐惧、慌乱和无序渐入沉寂，“电车”里面则由最初的自在、悠闲、镇定到男女主角内心的躁动、狂热与痴迷，张爱玲借助有序从容细致的叙述、环境的对比烘托、人物动作的刻画和心理活动的细微呈现，不仅将战时城市“日常”的一段“封锁”演绎为一个曲终人散的“爱情”故事，而且演绎得如此具体、如此真实可信。其中，将人物的心理活动与人物身份、日常生活和内在性格紧密关联，逻辑地呈现事件的进程，显示其内在的合理性，无疑是促成《封锁》精彩好看的关键手段，借助这种“全知”视角的特效，它带着读者进入吕宗桢、吴翠远隐秘的心里底层，体察一个已婚男人的“油腻中年”和一个老大不小的“剩女”卑微的情感诉求，感受海派市民的市侩气，震撼于都市男女心灵的枯萎和灵魂的荒芜。张爱玲的小说几近全用这种万能的“上帝视角”进行叙述，由此带来小说视野的开阔、时空的无限延展、矛盾的复杂和人性的透彻。不可否认，张爱玲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出来代言，但这并不影响她小说的整体效果与美感。

《两条鱼》同样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主要运用外视角并借助一定的全知视角，完成对整个“鱼市”的讲述，叙述语言简洁，场景描写简凝。故事的前半段是中年妇人和“麻脸”鱼贩之间的“价格战”，小说主要采用人物之间你来我往的对白和动作描写，客观呈现貌似“外来者”的“中年妇人”经济的拮据和难言的苦衷、幼女的纯真无知、鱼贩的奸诈怂恿以及双方的讨价还价与强买强卖，而鱼贩的居心不良、狡黠贪利、流氓无赖相，中年妇人的节俭、胆小怯弱又不失机警等，于对话语言和人物动作中得到鲜活的展露。后半段的“官司战”则在“眼镜”巡捕、“麻脸”和中年妇人三人之间展开，采用类似电影的“跟拍”和“晃镜头”，动态地记录了中年妇人奔走哭嚷、讨公道的过程与场景。在此，小说依旧运用人物自身语言和动作，同时结合少量的心理描写，突显出“眼镜”巡捕、鱼贩和中年妇人三者间尖锐的利害关系，而人物形象随着“镜头”的“切换”得到更完满的呈现，读者终于进一步看到中年妇人愤怒至极的疯狂决绝，张狂的“麻脸”于权力前的乞怜摇尾，“眼镜”的见利忘义与奴颜媚骨，洋巡捕的颐指气使与飞扬跋扈，看客的无聊与麻木。最后，经洋人巡捕的“直觉”“裁定”，中年妇人意外买到了“两条鱼”，风波平息。但故事还没有完，苏青接着再一次运用“外视角”，借大街上的“看客”之口，转述中年妇人的“两条鱼”光天化日之下遭瘪三的抢夺，事件的“转述”带来一种神秘的“不知性”与“未定点”，给读者造成强烈的悬念与好奇，又俨然构成都会日常“传奇”性的又一表征。出乎意料的收场，无疑凸显了都市现世的混乱和不可理喻，外视角的“转述”手段，恰也暗合了作为小说叙述者的苏青之“外来者”身份和眼光。

四、意象：现代性与乡土性、地域性

众所周知，受西方文学的浸染，加之小说文体的自觉，张爱玲的小说明显留下西方现代派的先锋痕迹。叙述过程中，她往往采取联想、运用意象、借用电影蒙太奇等多种现代派表现手段，“使人物周围的色彩、音响、动势都不约而同地富有照映心理的功用，充分感觉化，造成小说意象的丰富而深远”①。《封锁》于意象的营造也明显存有这一特点，“封锁”时刻的“电车”便是贯穿故事始终的首要“意象”，这在上文已有所论述。现摘录文本的开头：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鳝，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鳝，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作者借“曲鳝”赋形日光下的电车轨道，可谓鲜活传神。在此，“电车”“轨道”绝不单纯是客观书写对象，而是关合人物心理和行为、暗合作家人生体验的复杂隐喻。日复一日地开着电车，无趣又无聊，活生生的人在机械而重复的操控中怎能不疯？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年复一年，看似前行，实为无味的轮回，又有多少生趣？可电车司机淡定、清醒，其“不疯”与守常，映衬了男女主人公即将要迸发的“疯狂”“越轨”与“失范”。“电车”“轨道”作为现代社会的设施，也是城市化的象征，张爱玲以此为意象，不仅显示了她与都市的关联和审视都市的眼光，更强化了其小说的都市风味，反映了她浓烈的人生悲观意识。

文本结尾有关“乌壳虫”的描写，读者都很熟悉，有卡夫卡的味道：

……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

吕宗桢终究还是没给吴翠远打电话，回归往日的生活。人一旦安于现状，生命养成了惰性，即使有所奢望或遇到外在的冲击，也不会有所突破，如同这只“乌壳虫”。“乌壳虫”是吕宗桢的写照，难道不是每个人的写照？

不同于张爱玲小说意象带有现代派的意味，苏青小说意象则有鲜明的乡土特色和地域特征。将《两条鱼》的首尾两段分别节录如下：

秋天的早晨，爱米路两旁已排列着几十个小菜摊了。一缕淡黄色的阳光，才射出来便显得疲软无力地，胡乱找个怪腥臭的东角落里歇起脚来。……

那时候，太阳也似乎听得高兴起来，它便卖弄气力，由淡黄色光线变成金黄色了，那些大黄鱼哪里还经得起它的猛晒，早已一条条都从肚子里流出腐臭的黑水来。

“黄鱼”，一种海鱼，一种家常的美味食材，沿海市民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识，又因其近似椭圆的外形与黄金的色泽，在20世纪的上海，市民日常又用“黄鱼”指代实物的金条。小说以“黄鱼”为引子，一开始就直观体现了海派地域特色。显然在文本中，“大黄鱼”是做过手脚、烂了心的，苏青用一个极通俗的“拟人”手法，比之为日常“涂脂抹粉”的年老女性，虽极力修饰遮掩，终经不住细细检视。如此的运用虽有些不近人情，却又如此贴切，内里一旦溃坏，还有什么妙方可以拯救？一切皆是徒劳。此后风波跌起，皆起于麻脸“鱼贩”“良心”的丧失，起于他“瞒”与“骗”的初心，“烂了肚子”流出“腐臭黑水”的“大黄鱼”巧妙隐喻了小说中“黑心”的“鱼贩”、见利忘义的“眼镜”巡捕和各种市侩小人。“黄鱼”意象的设置，不仅体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风味，而且艺术地揭示现代都市在金钱利益驱动下道德的沦丧。

结 语

完成于同一年代的《封锁》和《两条鱼》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诸多的差异，由此带来两个文本不同的风格呈现，张爱玲着意于都市市民世事纷扰下内心的隐痛、无奈与无助，其低吟浅唱传达了作家自身对人类生存的诘问、对人性欲望的探究，是一种典型的“曲径通幽”。苏青则热切地凝视都市的底层，观照由柴米油盐等垒就的一日三餐和“小人物”赤膊上阵的论理，其朴实明朗的言说传达了她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和对国民性与海派市民性格的反思，体现出一种着实的热闹。或许可借用张爱玲自己的语言来概括她们的文字，苏青予人以兴奋，张爱玲则予人以启示，意味不同，故高下难辨。但还有个不争的事实，苏青以《两条鱼》这样的文本，和张爱玲的《封锁》共同参与并完成了现代文学有关20世纪40年代上海都会“日常生活”叙事的整体性建构。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