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锐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运用疑问词“多少”来提问，如“这儿有多少本书”“那儿有多少棵树”，等等。面对这种提问，我们一般都如实作答，比如，“这儿有30本书”，“那儿有很多树，具体数量我不知道”……这种如实的回答常常是必要的，但是，有时这种回答会显得平淡如水。因此，面对“多少”的提问，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另辟蹊径，寻找巧妙的回答。

一部《法华经》有多少个“阿弥陀佛”

清朝有个叫毕秋帆的人，常以为难人为乐。有一次，他问一个老僧：“《法华经》可曾读过？”那老僧微笑答道：“念过的。”毕秋帆又问：“请问方丈，一部《法华经》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一听，略思忖，笑道：“荒庵老衲，学识浅薄。大人是天上的文曲星，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日？”毕秋帆听后半响不语，只得强笑以掩窘态。

毕秋帆提的是个钻牛角尖的怪问题，即使对《法华经》倒背如流的人，恐怕也难以回答出到底有多少个“阿弥陀佛”。可是如果答“不知道”，那就无异于让毕秋帆的小聪明耍了自己。那老僧敏捷地来了个反守为攻，提了一个类似的难题反问对方，以问来代答。这样既让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又为难了对方。

一年生多少人，死多少人

清代的东阁大学士刘墉是个足智多谋、说话风趣幽默的人。有一次，乾隆皇帝问刘墉：“你说一年生多少人？死多少人？”刘墉两眼一转，说：“生一个，死十二个。”这个数字明显与常识不合，吸引了乾隆的注意。乾隆问：“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怎么说生一个，死十二个呢？”刘墉连忙解释：“皇上想想，我们国家再大，生得再多，一年也就一个属相，一年死得再少，也少不了十二个属相啊！”乾隆听了哈哈大笑：“刘墉啊刘墉，我算服了你。”说完立即赐御酒三杯。

乾隆的难题在当时难以回答。国家之大，人数之多，难以计数，况且生与死又是瞬息之事。可是如果回答“数不清”，则太平淡无奇；如果回答“不知道”，或者憋了半天答不上，乾隆就会不高兴。刘墉可谓聪明绝顶，很快找到了对接点，他以“一”对“生”，以“十二”对“死”，从属相入手，答得圆满，耐人寻味。

这池塘有多少桶水

有一次，皇帝与阿凡提一起散步。他们走到一个池塘边时，皇帝说：“阿凡提呀，人们都说你很有智慧，现在我来考考你，你说这池塘里有多少桶水呢？”阿凡提答道：“皇上，如果这个桶有池塘大的话，就只有一桶水；如果这个桶有池塘一半大的话，就有两桶水；如果这个桶有池塘十分之一大的话，就有十桶水……”

皇帝的問题有点为难人。这么大一个池塘，谁也没有量过到底有多少桶水，因此，对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按照常规针对“多少”来直接作答。如果随便答道：“有十万桶。”皇帝可以反击：“这么精确？为什么不可以是十万零一桶呢？”可见，如此直接回答实在是自找麻烦，既受制于人，又毫无艺术性可言。

阿凡提的回答则很有艺术性，他看到皇帝所说“桶”的模糊性（皇帝并没有说多大的桶），采用桶与池塘比例的大小是有多少桶水的条件的答话方式，避开了直接作答，巧用假设条件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妙答了“多少”。

江上来来往往有多少风帆

乾隆游江南，途经镇江，想登金山一览江天景色。金山寺一位老和尚陪着他登高望远，乾隆兴致甚高，问老和尚：“你看大江之中，风帆片片，烟波浩渺，你知道这江上未来往往有多少风帆？”老和尚微闭双眼道：“皇上，依贫僧所见，只有两张帆。”乾隆一听十分诧异，忙问：“为何只有两张风帆？”老和尚沉着地说：“一张帆为名，一张帆为利。”乾隆听了赞叹不已。

“多少风帆”实在难以回答。老和尚从佛理出发，答得玄妙高深。在他眼里，大干世界芸芸众生无不为功名和利禄奔波忙碌，所以，风帆再多也只有名与利这么两张了。和尚的答语既显示出了他的悟性，流露出了对世事的感慨，也很切合自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