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霖

“当我去监狱探视父亲时，父亲用右手遮住自己的嘴，

用只有我能听得见的声音，悄悄地叫我的名字，之后又很快恢复到原先的

痴呆状。这次会面使我感觉到父亲是在‘诈病。”

麻原彰晃死了，7月6日，这位奥姆真理教原教主和他的6名骨干信徒被执行了绞刑——在他们制造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23年后。

1995年3月20日，沙林毒气案现场

1995年3月20日早高峰时扔在东京地铁里的几个“小袋子”，最终造成13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成为日本二战之后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在追踪地铁沙林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地下》后记中，作者村上春树这样写道。

但即便如此，用了11年时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方才敲下麻原死刑的最终判决，而至执行，又过了12年。

“（我）父亲罪大恶极，应该被执行死刑。”2017年3月，麻原四女松本聪香对媒体称：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

但总有人，出于不同目的，为她父亲麻原彰晃“续命”，这其中有奥姆真理教的信徒，有政客，甚至还有毒气事件受害者的家属。

“拯救自己，也拯救别人”

“很多人都在等这一天。可以告一段落了。”麻原被处决消息公布后，毒气事件受害者家属、71岁的高桥静江在第一时间召开了记者会。

那一场事件中，高桥静江失去了丈夫高桥一正——担任助理站长的他，事件发生时，从地上捡起装有沙林毒气的容器，因此丧命。就在前夜，深夜值班的丈夫在电话里对她说：“很期待我们5月份的结婚旅行呢。”

1993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次大型会议期间，麻原彰晃（右）和他的追随者交谈

“眼泪等了23年，如今时机已到，就是这样。”脸上带着疲惫，高桥最后以一种超然的语气说道。

或许对95后乃至更年轻的人来说，“奥姆真理教”这个名字极其陌生。但在日本，这是堪比基地组织之于美国的恐怖存在——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日本国内动用化学武器的恐怖组织。

奥姆真理教的起点，是1984年麻原彰晃在东京开办的瑜伽教室“奥姆会”。依靠在猎奇杂志《周刊姆》登载的一张“空中悬浮”照片，并宣称自己可以帮助他人“开发超能力”，先天局部失明的麻原彰晃在1980年代的“超能力”大潮中，吸引来大量年轻信徒。

1987年，“奥姆真理教”正式成立，并在两年后获得政府许可成为宗教法人团体。其教义杂糅了许多印度教与藏传佛教理念，主张“无常”、“轮回转世”，推崇世界末日说，预言日本会在1995年到2001年间灭亡，届时只有“幸福”、“毫无苦难”、“精神解脱”的“奥姆真理教王国”会存活。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神话破灭，政局动荡不安，社会信仰危机达到峰值。比起金钱和物欲，很多人开始尝试寻求“生活的希望”和“精神的归宿”。

“拯救自己，也拯救别人。”麻原彰晃为困惑和无奈的信徒们，提供了一个麻痹自我的“安乐窝”。

“人一旦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听命于教旨及其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村上春树在接受日本《文艺春秋》杂志采访时说：“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奥姆真理教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仅止于此，那奥姆真理教最多是一个售卖教主麻原彰晃本人的头发、血液、洗澡水等奇怪商品的神秘系宗教。但麻原彰晃为了彻底掌控教徒而开启洗脑模式，要求信徒将全部财产捐赠、对教主实行狂热的个人崇拜，进而对不满教徒与反对者展开杀害。

1988年9月，一名参加教会修行的信徒突然暴毙，麻原彰晃为了不让教会受到不良影响，私下焚毁尸体并丢弃骨灰;1989年2月10日，一名男性信徒因对焚尸做法有异议，最终遭到杀害;11月4日，因其长期批判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派人直接潜入律师坂本堤家中，将包括他14个月大的儿子在内一家三口全部杀害，并弃尸三地。

1990年2月，麻原彰晃组建“真理党”，但在参加众议院选举时遭到惨败。之后他决定发动11月战争，用“真正有用的武器”来颠覆政府。“1997年，我要成为日本的王。2003年，全世界都将会是奥姆真理教的教徒。”

“没法再追究真相，令人遗憾”

1995年3月20日，惨案降临。对受害者来说，这一天是他们余生的梦魇。

日本筑波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松井裕曾对953名当年事件的受伤者进行调查，其中，超过70%的受访者仍然遭受着眼部后遗症的困扰。

除了生理上的痛苦，伤者们心理上的创伤也无法得到弥补，48%的伤者患上了“地铁恐惧症”，甚至不敢接近地铁站;29%的人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只能依赖抗抑郁的药物来缓解症状。

为了参加一年只有一次的讲习会，时年31岁的浅川幸子踏进了放有沙林的车厢……中毒后，为了清除血液里的毒素，她接受了人工血液透析，但神经和内脏都受到了重创，几乎成为植物人，丧失了语言功能。她的左手和左脚无法动弹，口腔无法进食，也不能喝水，记忆丧失。换句话说，她现在连痛苦都已无法对外表达。

多年来一直照顾她生活的哥哥浅川一雄表示，对受害者的家属来说，23年过去，沙林事件远没有结束，“直到我和妹妹死之前，一切都不會结束。”

部分惨案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一直希望凶手在伏法之前能够对其罪行认罪，哪怕是给出一个解释，因此自麻原被判决死刑后12年里，他们不断发声，主张“暂缓”执行。

“奥姆真理教受害者支援机构”理事长宇都宫健儿律师7月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首先对死刑得以执行表示支持，同时也提到：“在处死的七名死刑犯中，有些人的供词能够为日本为何发生这种事件提供警戒和教训，在他们还没有完全说清楚的情况下处死他们，我个人对此有些疑问”。

作为奥姆真理教的创立者，一系列恐怖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唯有通过麻原彰晃才能了解奥姆真理教的内部机制，比如毒气沙林是如何制造的、策划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何操控下属的等。因此，在诸多谜团尚未被理清的背景下，就对麻原实施死刑，无疑是彻底封堵了探寻真相的路径。

“没法再追究真相令人遗憾。”幸存者河野义行说。

“为什么不赔偿受害者”

事实上，自1996年4月24日麻原彰晃第一次接受公开审判，他几乎没有给出过任何有用的信息：从未承认自己的罪责，对当时的一切罪行都沉默不语，更没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解释。

7月6日，日本东京，日本对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执行死刑，图为有警察驻守的东京拘留中心外

辩护团队一直试图以健康状况不稳定、患有精神疾患等说法为麻原脱罪。

据麻原的三女儿介绍称，自己的父亲原本就患有先天性白内障，而在入狱后，他的视力已完全丧失。“他看起来骨瘦如柴，皮肤剥落，头发花白还秃顶，牙齿也掉光了。而且他也变得痴呆了，坐在轮椅上，脚不停发抖，自言自语，并不认得我们。”

不过，四女儿松本聪香却给出相反的说法：当我去监狱探视父亲时，父亲用右手遮住自己的嘴，用只有我能听得见的声音，悄悄地叫我的名字，之后又很快恢复到原先的痴呆状。这次会面使我感觉到父亲是在“诈病”。

东京拘留所报告中也写道：“没有明显的精神障碍，运动和洗澡时都能随叫随到，但是会面被他严词拒绝”。

麻原以装疯来反抗的同时，他的奥姆真理教也在苟延残喘。

由于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影响深远，日本相继修订了宗教法人法、破产法等法律，意在限制各大宗教团体有可能出现的反社会举动。到1999年12月，日本颁布《实行过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的团体规制相关法律》，明确提出“如团体活动成员曾使用沙林毒气进行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该团体就必须受到警察方面的监视。某种意义上说，这完全是为了监视奥姆真理教而创设的法律，甚至媒体都直接称其为“奥姆法”。

在这一法律规制下，1999年12月，奥姆真理教发布“休眠宣言”，事实上进入解散状态。不过2000年2月，教会又重新以“阿莱夫”为名复活，奥姆真理教骨干中，唯一被判无罪释放的上佑史浩2002年宣布就任阿莱夫教主。而随着麻原彰晃的女儿们长大，教会内权力斗争加剧，2007年阿莱夫分裂，上佑史浩带领63人离教，宣布另组“光轮”教会。

改头换面的奥姆真理教仍然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参加，不时在街头公开募集信徒和资金。

“奥姆法”的存在，使这两个组织始终处于警方严密监视之下，但这并未能阻断奥姆真理教的影响向外扩散。

俄罗斯警方在2016年分别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扫荡25个据报与奥姆真理教有联系的地方，扣留10人。俄罗斯官员当年透露，他们相信奥姆真理教在当地有约30，000名信徒，更向这些信徒施压，要他们捐献金钱。

同年三月，黑山共和国也驱逐了58名怀疑与奥姆真埋教有关系的外国人。

根据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0月末，阿莱夫教团的资产已经超过了9亿日元（约合5400万人民币）。而其2017年支付给受害人的赔偿金额为5千万日元（约合300万人民币）。

“为什么（阿莱夫教）用大笔金钱购房，却不赔偿受害者？”高桥静江代表受害者不止一次对日本当局提出这样的质疑。

纠结的法务大臣们

避免刺激奥姆真理教教徒，其实是多年来日本政客们心照不宣的事情。他们担心，一旦对麻原执行死刑，这些人马上会给他“封神”，让他成为今后邪教教徒的“神灵”。有了这么一尊“邪神”，信奉者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演化出各种“邪教教义”，给社会造成的威胁会急剧上升。因此，杀不杀麻原彰晃，在日本某些政客看来，是个“政治难题”。

皮球就踢到了法务大臣这里。

作为少数维持死刑的国家之一，根据日本法律，最高法院核定死刑判决后，下达之日起6个月内由法务大臣下达执行令。也就是说，法务大臣才是掌握死刑犯生死的最高权力者。

然而，某种程度上说，法务大臣们并不愿行使这一权力。

首先，近年来日本国内外建议废除死刑的呼声高涨，面对压力，很多法务大臣尽量避免“逆势而动”。

其次，日本政坛局势不稳，内阁成员变化不断，即便是法务大臣如此高位，也要为“明天”有所考量，“慎重，再慎重”。

再次，在日本历任法务大臣当中，曾有过多位虔诚的教徒。如，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时期的法务大臣杉浦正健，便因为信奉佛教，而拒绝在死刑犯执行书上签字。他的这种行为还遭到小泉纯一郎的批评，被指“分不清个人观点和官方说辞”。

于是，麻原彰晃的死刑判决上，日本法律中另外一条规定，被法务大臣们拿出来做了挡箭牌：当死刑囚有可能成为其他判决证人时，可暂时不予执行。

奥姆真理教案件审判中，一共有192人被起诉，直到2018年1月，最后一名被告高桥克也被判处无期徒刑，持续了23年的漫长审判才算结束。麻原彰晃的死刑，也到了拖不下去的时刻。

7月6日，日本法务相上川阳子发布了麻原彰晃等7名奥姆真理教骨干成员的死刑决定，“（奥姆真理教）一系列案件穷凶极恶，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实在无法想象那些被害者和家人们，至今仍要遭受的苦痛。死刑，是经过法院的充分审理确定的，是慎重、再慎重的决定。”

这是一个自1993年恢复死刑制度以来创日本历史之最的决定。此前，1911年1月24日，日本曾将被控谋划刺杀天皇的11名政治犯同日执行绞刑。

上川阳子虽然是女性，但在执行死刑的问题上，却被认为比之前那些男性法务大臣“更积极”。她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第一次担任法务大臣期间，一共签署了10起死刑执行命令。而这一任期，她选择终结旷日持久的奥姆真理教案。

“把骨灰交给我的四女儿”

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6日行刑之前的麻原彰晃，与平时并无不同，在东京拘置所的单独房间里打坐了很久，自言自语，说着没有人听得懂的话。当管理人员告诉他“家属要来道别”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反应。最后的一餐也是麻原彰晃自己吃的，没有借助管理人员的帮忙。不过，他在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在拘置所的狭小空间内做了运动，还洗了个澡。

死刑是由数名狱警一起执行的，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他们其中哪一个按下的电钮开启了死亡之门——实证证明，这有助于保护狱警的心理健康，以免他们因执刑过多而产生心理障碍。

但对麻原彰晃来说，结果是一样的。电钮按下，正下方的踏板缓缓打开，他的脖子靠着一根绳子挂在天花板上，两腿腾空，不住地扑腾着。

不久后，麻原停止挣扎——又一次标准的死刑执行过程。

他留下的最终遗言是，“把骨灰交给我的四女儿”。

7月11日，曾公开表示“想和父母断绝关系”的四女儿松本聪香，委托律师在东京召开记者会称，决定将麻原的骨灰撒入大海，“遗骨对信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为避免（遗骨所在場所）被当作圣地，撒向太平洋的辽阔海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