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不是药神》的热映，给中国电影注入一针强心剂。主创徐峥，更是把这部电影与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相比。也恰在此时，编剧汪海林从编剧的角度，来谈中国的影视行业，他认为，中国电影的好坏，编剧因素很大：“一部影片好，其中有各种原因，但是一部影片差，剧本不行肯定是原因之一。”

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老家有个孩子高中毕业没有工作，吃不上饭，问我：您能不能让他跟着您做编剧？因吸毒被捕的房祖名，嫖娼被抓的黄海波，还有开赌场入狱的郭美美，都在监狱里开始做编剧了。所以，亲爱的朋友，在灰心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至少还可以做编剧。

我是一名编剧，至今已入行21年。我最近反思，自己的从业经历也是中国电视剧商业化的整个进程，包括电影业从衰败到复兴的整个进程。有人说聊影视比较轻松，其实我觉得最不轻松的就是这个行业，尤其是最近。

我们编剧每天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市场压力、各种外行的阻力，都压在我们身上;更重要的是自我对艺术的要求，这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没有强大的意志支撑，是不足以让我们坚持写作的。这些年有很多女性编剧朋友，都获得了成功，这都是因为她们怀着强烈的情感，反复诉说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作为一名编剧，一定要有信念。

“眼睛往下看”

我连续参加了几次高考。一直到1993年，也就是在高中毕业后第四年，我才得以进入中央戏剧学院。

中戏有左翼的传统，这是它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重要特征。中戏还是“五七艺校”时，在历次社会运动中都非常活跃。后来，中戏出了一些艺术家，像姜文、刁亦男、张猛这些人。

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对文革有所描述，最近他在新片上映前也谈到，要让观众知道日本人当年干了些什么。他的这些言论、作品气质和影视圈主流是不大一样的。还有刁亦男，《白日焰火》的导演、编剧，柏林金熊奖获得者。《白日焰火》看上去是一个凶杀案，但主要写的是国企解体后东北地区扭曲的伤痕。

刁亦男在台湾时，说台湾是穷人的天堂，整个台湾舆论哗然。台湾人以做穷人为耻，因而觉得被冒犯。但我觉得，刁亦男的说法恰恰是对台湾底层福利的肯定。

中戏在大学里比较独特。它在一个胡同里，学生们和市井生活融为一体，他们很清楚普通老百姓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我们有一门很重要的课叫观察生活练习，就是在附近的胡同、最热闹的地方，如地安门大街进行观察。学生没有机会观察上层社会的生活，全是观察卖地瓜的、修鞋的，所以中戏的学生小品，至今依然保持“眼睛往下看”的传统。

1997年前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编剧。他们以写剧本为生，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没有五险一金，当时大概有几十位。之前，戏剧学院的对口单位是剧团，每个话剧团需要挺多演员，但编剧只需要两三个，一个生病了另外一个能写就行。即使我们能分到话剧团，机会也不多。

我在1997年毕业，是第一届不包分配的学生。不过，当时就几个院校，一年也就毕业二十来个人，而且还不是每年都招生。所以，那时候接活儿很容易。

临近毕业时，我在一個面馆碰见一位学表演的同学。互相留了BB机号后，我们就各自回家找工作。我回到了家乡江西南昌。有一天，这位同学用BB机呼我，问我在干吗。我说在家找文化厅落实工作。他问：你能不能来无锡一趟，我们这个戏拍到一半，导演觉得剧本有问题。白天拍戏、晚上改剧本，导演觉得太累，希望找一个专业的人帮他，两千五百块一集，你来吧。

我就去了。那个戏叫《朱四郎传奇》，大概有八集需要重写，讲的是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由房子斌主演，女一号是刘敏涛，都是中戏的同学。

那时电视剧刚刚商业化，剧本按集结算，所以我大概一个多星期就挣到了一万六千元左右，在那时候还是挺多的。演员也是，有一场戏算一集，当时从中戏毕业的演员都是两千元一集。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有各种针对演员的计算方法，大概超过五场戏才能够算一集，还有一种是要累计十五场戏才能算一集。当然，更多的是按月结算。还有些是“打包”结算，就是不管时长，谈好价格来拍，因为电视剧的集数已经越来越不好统计了。

怀念煤老板

当年我入行的时候，投资人跟编剧谈剧本，一般都在洗脚房里，一边捏脚一边谈，要么是在夜总会里谈。

到今天我还是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我接触过各种投资人，有煤老板、房地产商，到现在是互联网企业，但最好的还是煤老板。除了找女演员以外，他们没有别的任何要求，根本不干预我们的创作。

房地产商也还好，他们不干预创作，但是喜欢管理。最差的是互联网企业，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大数据、各种流量、大IP等，越来越离谱。

现在的投资人形形色色，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该省钱的地方不知道省，浪费很多;而在某些方面，比如在剧本上又特别舍不得花钱。有一个老板跟我说，我就不相信在民间没有一个像梵高这样的天才等着我去发掘。我说，你是期待找到一个写得特别棒、还不要钱的编剧。他说，其实我就想找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但他不懂的是，最贵的东西就是性价比。

首先，没有能力和眼光是发现不了梵高的;其次，梵高不是靠人发现的，而是自己生长出来的。找到那个人可能要花几十个亿、花几十年的时间，划算吗？

在某种情况下，市场价值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开了一个编剧公司，当年有一个制片人找到我，想找一位五万块一集的编剧。能拿这个水平的稿费，已经是不错的编剧了。我说好的，但找的是一个三万五的编剧。我想，说不定能要到五万。但是，老板表示这个编剧不错，但是我还是想要一个五万的。我说他就是五万的，他说，我感觉他大概三万左右。于是我就把公司另外一位老编剧介绍给投资人，见完投资人就说，他行，他就是五万的那种。

我还记得有一次做监制，听见隔壁的导演和制片主任在痛骂找演员的副导演。我过去问怎么了，他说你看看他今天找的这些演员，太差了，太难看了。那个副导演一头汗站在那儿，嘟嘟囔囔说，那这样，你能不能明天加一千块钱。加了一千块后，他第二天找来的女演员就明显漂亮很多。所以，我们这个行业从价格体系而言，实际上也骗不了人。不论群众演员、特邀演员还是主要演员，加一千块钱就能好很多，编剧也一样。

故事成事故

我一入行就经历了各种奇葩的剧组和导演，这场神奇的旅行到现在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梦幻。在《说好不分手》中，我们编剧精心设计了时空关系，把过去现在交织在一起，叙述上用了倒叙、插叙和闪回各种方法。结果制片人说，能不能改一下，按照时空顺序来，我怕观众看不明白。我们就只好改了。

我写过电视剧《楚汉传奇》的剧本。导演之前买过一个剧本，后来主演陈道明老师看过后，对这个剧本不满意，向导演推荐了我和闫刚写的剧本。导演和投资人决定拍我们这一版。但是，因为之前买剧本花过钱了，他舍不得那个钱，就把我们的剧本和之前的剧本掺在一起用。相同的内容，比如说都写指鹿为马，不是说谁写得好就拍哪个版本，而是谁写得长就拍谁，写得长多（拍）出来能挣钱。

所以那个戏里就会出现秦代书生读《三字经》的情景，而《三字经》是宋代的作品。其中还出现了 “陛下，陈胜吴广起义了” 这样的台词。当然我也听说过别的戏出现过“兄弟们，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开始了”，我肯定这都不是编剧写的，有些是演员在现场倒词瞎说的。

写一个楚汉题材的戏，里面出现《三字经》，这是对一个编剧的职业性做出彻底的否定。《楚汉传奇》中出现的这些情况，是对一个编剧最大的羞辱，这让我当时不得不在网上张贴出我的剧本。

故事就这样变成了事故。电影界一直没有意识到，编剧完全有能力凭借一己之力搞砸一部电影。一部影片好，其中有各种原因，但是一部影片差，剧本不行肯定是原因之一。影视行业如果不重视剧本，一定会受到惩罚，然而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摘自观察者网“观天下讲坛”第25期（微信公众号：guantianxia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