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茫

历史学家阎崇年坦言，以一种优美器物即瓷器作为中国的英文国名，既是瓷器的骄傲，也是中国的自豪。他在《御窑千年》中，通过瓷器，向读者展现了传承千年的匠人精神。

在阎崇年先生看来，宫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要了解其精髓，则必须先了解它的一种特殊载体——御窑瓷。御窑瓷，是帝制时代的产物，依托国家力量，荟萃了瓷器文化的精华。

在自序中，阎崇年说：“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创新，既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的动力，更是中国瓷器文化绵延的生命力。宋朝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元朝的青花瓷和釉里红，一改单一颜色瓷器的局面，开创出彩色瓷器的新境界；明朝的斗彩、五彩，争奇斗艳，色彩缤纷；清朝的珐琅彩、粉彩，各种色彩与绘画，都可以纵情而灵动地展现在瓷器上，在国内一马当先，在世界独领风骚。

阎崇年着眼于御窑人与御窑瓷之间的关系，指出陶瓷的历史，也是陶瓷工匠的历史。陶瓷工匠是陶瓷历史的主体。在陶瓷生产过程中，陶瓷工匠贡献巨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以身殉职，或以器名世。做一个瓷器需要72道工序。万历的五彩瓷百鹿尊，画蓝色云纹是一个人.画绿草是一个人，画红鹿又是一个人，分工特别细。尤其是御窑瓷，它们的设计、生产都汇聚了当时最好的能工巧匠，代表了中国工匠的最好水平，体现了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

纵观史料，阎崇年发现，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遗存，中国瓷器在亚洲、欧洲、非洲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从宋到清，千年以来，瓷器曾经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物资，是中外国家交往中的尊贵国礼，为中国带来了不菲的外贸收益，更影响西方出现追捧中国文化的热潮。

在全书结尾处，阎崇年总结：瓷器之路的千年历史表明，以往瓷器之路輝煌，今后瓷器之路宽广。中国创烧的瓷器，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仅是一条颜色锦绣斑斓的彩带，而且是一座跨越四洲三洋的津梁。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阎崇年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敬重之心撰写了《御窑千年》。对我们来说，这本书和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大故宫》等作品是一脉相承的。从书中，我们了解的并不是鉴定御窑瓷的技巧，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特色，宫廷生活的意趣，以及某个帝王的喜好、个性、审美情趣，以此窥见中国历史的独特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