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感，进一步阐明作为一个中国美术史学者，对调查一外流雕塑、绘画具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1年2月，《文艺报》的《国宝》专栏主持人要我谈一谈近百年来中国重要文物的外流损毁事例和我在海外进行中国名画调查研究的感受，免不了又引起深深的感慨。这使我想起了前些时在江苏有线电视台“地球村”节目的一次谈话。“地球村”，顾名思义，自然是谈大家关心的世界大事。我谈到了20世纪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与埃及、伊朗、印度等几个文明古国文物严重外流，每一件国宝的外流，其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揪心的故事。主要内容还是说中国。

说到中国，就名画来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抢去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早期摹本），1903年由英国约翰大尉卖给英国国家博物馆。就雕塑来说，1903年那次的放火打劫，还抢走了圆明园12个喷水兽头铜像。其后就是洛阳宾阳洞北魏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及唐《昭陵六骏》石刻二骏（其中最精的两匹）被盗。

而被盗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敦煌藏经洞约5万多种各类文物，其最精彩的绢画、纸画、经文等被英、法、俄、日等国运走，至今分散在十几个国家，后来产生了世界的显学“敦煌学”。1985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参观，见到了华尔纳用最野蛮的手法——胶水与布粘走的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和一座精美的唐代供养菩萨塑像，还有在山西天龙山石窟藻井被挖走的一个个飞天浮雕。1987年我到山西天龙山石窟考察时，见窟内伤痕累累，几乎被盗挖一空。后来在2005年8月看了中央电视台4频道的《国宝档案》，又进一步了解到天龙山石窟被盗，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学者”和山中商会肆无忌惮地劫掠。天龙山石窟雕刻被劫，是近现代我国雕刻被掠夺的又一个典型事例。

关于敦煌学问题，近来有很多议论。有人说，尽管敦煌藏经洞文物是被连骗带抢掠走的，但这批文物在国外保存得很好，如果不是他们掠走，在国内，今日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呢；而国外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却使敦煌学显赫于世界。但今日的敦煌石窟还是好好的，甚至比以前更好。这与在敦煌掠去壁画和泥塑的美国华尔纳唱的是同一个调子。1924年华尔纳等人来到敦煌莫高窟，当他站在如此丰富辉煌的壁画和塑像前时，不觉看呆了。正是他发表了只有他们才是敦煌艺术真正保护者的谬论，好像当年如果没有他们的掠夺，今天敦煌就不可能存在了。根据华尔纳的记载，在抵达敦煌以前，还带了他的学生霍雷斯·杰尼，在甘肃泾州县王母庙石窟进行偷掘，掠走7个菩萨头像、一段异常精美的唐代菩萨残躯。前往居延海黑城子时，又盗走一尊彩塑佛像、几方壁画。也有一些理论说当时我们国力贫弱受欺，但现在强大了，不必再搞什么民族主义，斤斤计较了。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文物以及丝绸之路上新疆诸石窟壁画、雕塑等的被掠夺，是由于当时我国处于落后状态，帝国主义列强的“学者”进入这些地區，如入无人之境，没有文物保护法，想要什么拿什么，这有当时客观的历史原因。这些学者在敦煌学等方面的确也做出很多成绩，不必一笔加以勾销。2002年我到欧洲法、德等国调查考察，见到陈列的中国绘画、雕塑确是保存得很好。可惜被掠到德国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部分被炸毁了。

这里还要提一下作为前辈的何惠鉴先生。他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学生，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曾先后任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馆长和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的东方部主任，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2004年沈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已是85岁的高龄，还拄着拐杖上台发表《（洛神赋图）是顾恺之的作品吗？》这样有特殊见解的论文。1985年我到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参观调查时，承他热情接待，陪我到仓库里查阅资料，要看什么，就随手拿来观摩，中午由他请客吃饭，临别时还赠送该馆出版的图录等书，正是有何先生这样的华人以及美籍、英籍等友人的鼎力帮助，我才有可能编出《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和《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这样巨型的著作。据悉，何先生2005年春天还到上海与上海博物馆联系中美交流展览事宜，不幸因过于劳累，心脏病突发病故于上海。谨在这里对何老表示深深的悼念。

至于多次被评为“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学，曾一度被视为当年掠夺中国文物中心之一，这里培养了赛克斯、史道特、华尔纳（粘走敦煌壁画、掠走菩萨塑像者），还有华尔纳的学生霍尼斯、杰尼、普爱伦（参与盗掠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浮雕、云冈石窟北魏佛首、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右手掌、易县八佛洼辽代三彩釉陶罗汉、大量殷周铜器、明清官窑瓷器等）。华尔纳的另一个学生席克门于1930年至1934年来中国，从北京智化寺万佛阁拆走明代的藻井，从山西广胜寺盗走元代壁画，把它们组成一个“中国庙宇式”的大厅（此为我1985年到美所亲见，而且大厅还摆设一个宋代木雕观音坐像）。然而，哈佛大学也培养了我国现代考古学的第一代学者李济博士，他是殷墟发掘的主要参加者。再就是培养了新一代考古、美术考古的学者张光直和巫鸿等。

对于以上这些单位、人物和问题，今天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要一分为二来看。像华尔纳，他既有罪行，又有言论，尽管已成历史，有当时的客观因素，还应定为“掠夺者”。日本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也应定为掠夺中国文物的奸商。但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却不必声嘶力竭地举起拳头喊口号，大加申斥。正如令人尊敬的前辈季羡林教授说过：“敦煌是属于世界的，但首先是中国的。”

（本文摘自《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林树中主编，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