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堂+李国

内容摘要：为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敦煌研究院于2016年8月20日—22日在莫高窟举办“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09篇，与会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佛教史、古遗址、古墓葬、文献整理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敦煌艺术及其与当代艺术创作研究、石窟探险照片档案、敦煌科技史料以及敦煌学术史等众多学科领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大大促进了交融与创新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交融与创新；敦煌学；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013-08

Abstract： To commemorate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 the Dunhuang Academy held“Dunhuang Forum 2016：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at Mogao， which received 109 submitted papers. More than 150 experts and scholars had heated discussion o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cave archaeology， cave art， Buddhist history， ancient sites， ancient tombs， research of ancient document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Dunhuang and the Silk Road， Dunhuang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Dunhuang art and contemporary art creation， photographic archives of caves，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Dunhuang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This conference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Keywords： convergence； innovation； conference； summar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为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配合“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敦煌研究院携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于2016年8月20日至22日在敦煌莫高窟联合举办了“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韩国、伊朗、印度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150余位学者与会。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109篇，堪称收获丰硕。这些论文内容涵盖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佛教史、古遗址、古墓葬、文献整理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敦煌艺术及其与当代艺术创作研究、石窟探险照片档案、敦煌科技史料以及敦煌学术史等众多学科领域。本文就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做一扼要的综述。

一 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敦煌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讨论最为热烈的一个方面。

今年是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有多篇论文探讨莫高窟的历史及其价值。柴剑虹《“时”、“地”、“人”——莫高开窟因缘述略》认为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必有其因緣。对敦煌而言，时、地、人最集中之体现，莫过于丝绸之路开通后敦煌成为其“咽喉之地”。乐僔等人最初营造的佛窟，其形式与内容，一定是既有浓郁的中亚、西域风貌，又融合了中原汉地风格，并展现了多民族文化艺术风情，体现出儒、释、道开始兼收并蓄的发展趋势，为一个多元文明、昌盛繁荣的莫高窟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马德《莫高窟前史新探——宕泉河流域汉晋遗迹的历史意义》认为西晋时代在莫高窟创建仙岩寺，为敦煌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它见证了佛教从印度和中亚传入中国的历史；并推测“敦煌菩萨”竺法护曾在此从事大乘佛教经典翻译，可称得上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发祥地；同时又作为中国最早的习禅场所，是敦煌高僧昙猷“依教修心，终成胜业”的历史见证。联合国和平大使、教科文佛教常驻使团团长法宝博士《敦煌莫高窟：见证佛教的荣光与世界文化遗产》认为敦煌是多种文化、传统和丝绸、黄金、钻石等多种商品、语言交流之地，莫高窟也是和平、和谐、宽容和尊重佛教教义的一个典范，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艺术的贡献，充实了佛教的荣耀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宗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播与交流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选题。奥地利史瀚文（Dr.Neil Schmid）《可移植性与跨文化交流：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对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进行了研究。伊朗纳思霖（Zahra Dastan）《摩尼教绘画及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画家采用摩尼教的波斯风格绘画创造艺术品，波斯绘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李凇《雷电风雨图像：一种“全民图像”的伸展》将敦煌这个“文化特区”嵌入中国艺术史之中，检索不同信仰的产生、传播、延展、冲突、接纳、转换与互融的现象，以“雷电风雨”这个特定图像体系的成立，来描述文化演变的轨迹——零碎图像（观念）如何被逐步系统化整合的趋势。

更多学者关注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播与交流。美国蒋人和《“阿育王”式窣堵波所具有的多重意义》认为从印度到中国，乃至整个信仰佛教的国家和地区建造如此众多的佛塔，这与大乘佛教思想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史晓明《于田小帽式样源流初探》以新疆、印度境内佛教壁画图式为参照，对新疆于田地区奇异而神秘的首服文化作了初步的比较与试探，认为其来源与印度有关。严耀中《“阿修罗”图像及所处场景之考察》认为源于印度的“阿修罗（Asura）”图像在现存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中数量比较少，因其形象与其在佛教文献中的身份場景息息相关，无论是作为护法神的阿修罗，还是处于六道轮回之中的阿修罗，它在佛经或图像里都是被置于很次要的角色。高晏卿《丝路沿线石窟三联珠式刹塔流变考》考察丝路沿线龟兹、敦煌、平城、邺都石窟中三联珠式刹塔图像，认为文化背景差异造成不同地域各有特色的佛塔形体和思想内涵。金丝燕、李国《文化转场：敦煌普贤变与佛经汉译》指出有关普贤经典与图像孰先孰后，究竟是佛典受到图像的影响，还是图像受到了佛典的影响？仍有待于进一步厘清；认为“乘象入胎”须具备王后卧姿、大象、象鼻上端的莲花、天空的云气四个基本要素，莫高窟第431、397、278、375窟等11幅“乘象入胎”壁画定名是否能够完全成立？还有研究的空间。孙毅华《道俗交得 殿阙塔寺——基于莫高窟第254、257窟的西北地区北魏小佛寺的复原研究》根据莫高窟北魏第254、257窟中心塔柱窟的形制，结合壁画中描绘的殿阙式塔院，认为这是建筑艺术中汉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完美融合。下野玲子《佛教艺术中的“白马朱鬣”》认为“白马朱鬣”的艺术表现形式可追溯到中国古时的祥瑞思想，汉代以来的瑞马“白马朱鬣”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是对佛教艺术表现元素的汲取与融合。屈涛《故国与他乡：天水石马坪新出入华粟特人石榻围屏图像中的“中国元素”》根据甘肃天水新发现入华粟特人石榻围屏的新材料探讨了北朝入华粟特人葬具图像系统“中国元素”的源流。韩国金德洙、金相国《敦煌莫高窟〈五台山图〉对韩中佛教交流的渊源关系考》认为唐代五台山在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特殊地位，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新罗王塔”及榜题记录是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料。孙晓峰《甘肃省镇原县境内石窟寺群的初步调查》认为分布在甘肃镇原县境内十余处中小石窟寺开凿于宋金到明清时期，造像题材、艺术风格和特点受到了同时期陇东、陕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是唐宋以来庆阳北石窟寺佛教艺术的继续和发展，也是10～16世纪陇东石窟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米德昉《大足南宋两例涅槃造像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认为大足南宋两例涅槃造像虽处于同一地区，时间相差数十年，但在内容、形式、作风方面区别较大，与同一时期或早期各地同类题材造像比较，显现出浓郁的世俗化与地方化特色。

关于各地石窟，特别是敦煌石窟的断代、图像考释及其功能研究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王惠民《敦煌莫高窟第390窟绘塑题材初探》认为开凿于7世纪初叶的莫高窟第390窟四壁上层所绘53铺说法图应该表示佛教的五十三佛；中层和下层所绘60铺说法图，可能表示三十五佛和二十五佛；东壁门上绘七佛，结合三阶教六时礼忏所念五十三佛、三十五佛、二十五佛、七佛，由此推测第390窟的主题可能是礼忏，很可能与当时流行的三阶教信仰有关。张元林《敦煌法华经变中的“涅槃”场景及相关问题》系统地整理和解析了法华经变中的“涅槃”场景，结合壁画榜题对它们在经变中所代表的经文品目重新界定，认为敦煌法华经变中的“涅槃”场景既是法华经变画面的基本构成元素，也是敦煌“涅槃”图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画面表现形式进一步丰富了敦煌“涅槃”图像艺术。张景峰《祥瑞塑像白狼与莫高窟第321窟》认为莫高窟第321窟是盛唐时期的阴家窟，由敦煌大族阴守忠、阴修己父子开凿，时间当在阴修己任“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之职时，即开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721—723）四月间王君■代河西节度使时。菊地淑子《围绕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开凿与重修之历史——汉语史料中的供养人》对莫高窟盛唐第217窟供养人题记做了详尽考察分析，认为此窟是否是阴氏营造，仍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岳键《吐蕃四代赞普撼人心魄的弘法史画——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内容试解读》辨识考证第465窟窟顶说法图的尊像，认为莫高窟第465窟是开凿于吐蕃佛教前弘期的石窟，是以宣扬吐蕃王室弘法、护法和修行为一体的纪念性功德窟。顾淑彦《莫高窟第146窟窟主疏证》认为第146窟为敦煌广平宋氏家族族窟的说法是可信的，第146窟是在曹议金征回鹘取得胜利后开凿，开窟时间大致为公元925年到936年。陈菊霞《莫高窟第246窟研究》指出第246窟西夏重修后的绘塑内容与S.1780《菩萨戒牒》所请的“三师七证”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推断此窟很可能是菩萨戒传戒会场，依据分卷式《贤劫千佛名经》而绘制的千佛图像还具有礼佛忏悔之功效。

此外，王建军、张小刚、刘永增执笔撰写的《西千佛洞考古工作新收获》介绍了2013年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为配合西千佛洞崖体加固工程而进行考古发掘的新材料，特别是崖面顶部发现疑似塔基的建筑遗迹179个，通过对比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寺的塔群和宁夏青铜峡市108塔，初步断定这些方形建筑遗迹很可能也是塔群被毁后留下的遗迹，是石窟寺辅助的宗教活动场所。为学术界考察敦煌石窟寺构成及其功能提供了新的值得思考的材料。沙武田、梁红《敦煌石窟个案研究之省思与检讨》回顾了敦煌石窟个案研究史，认为更需要强调的是洞窟研究过程中对历史文献、对历史文本、对历史中人的关怀，而不要囿于洞窟壁画本身画面的内容，一定要时刻把握洞窟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同时不要忘记洞窟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见窟见人”，其中“见人”更为重要。

石窟佛教艺术的渊源流变是本次会议论文又一个关注的焦点。李静杰《炳灵寺169窟西秦图像反映的犍陀罗文化因素东传情况》认为炳灵寺169窟北壁12号壁画说法图为梵天劝请内容，北壁3号龛泥塑二胁侍应分别为菩萨、执金刚力士像，它们与犍陀罗和西域文化有渊源；并认为本窟西秦壁画鲜花、花鬘供养图像及花树庄严图像，与犍陀罗和西域文化因素有关联，具体、真切地反映了犍陀罗文化因素东传和新发展的情况。胡文成、胡文和《从图像学角度探讨河西石窟“凉州模式”佛像与犍陀罗、秣菟罗佛像的关系》将河西石窟造像与前期犍陀罗佛像石雕，后期犍陀罗艺术，即印度-阿富汗流派白灰膏塑像，贵霜及初期笈多秣菟罗的佛教雕刻，就其形制、图像结构、形象造型等进行比对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传承关系。魏文斌《从云岗到敦煌——两例对称图像的传播》梳理北朝以来佛教石窟石刻艺术中“乘象入胎、逾城出家”隔主尊对坐式图像及“两半跏思惟”隔主尊对坐式图像的源流、分布及发展特点，认为其图像粉本均源自犍陀罗地区。桧山智美《寺庙佛座装饰——对敦煌早期洞窟内装饰佛座的纺织品表现的比较分析》探讨了莫高窟第275、285窟梯形靠背所描绘的具有丰富多彩的几何图案，试图从中解释这种几何图案与犍陀罗艺术宝座的渊源关系。王友奎《云冈石窟第11—13窟图像构成分析》将一体设计与非一体设计图像区别开来，分析各窟图像组合及内涵，认为云冈二期洞窟中释迦多宝造像成为主体图像组成部分，表明法华经在图像组织方面开始起到重要作用。马兆民《敦煌莫高窟285窟“天福之面”（kritimukha）考》认为莫高窟第285窟天井四披分界处所画以往所称的“饕餮纹”，实为源于印度佛教艺术的天福之面（“kritimukha”），并对巴米扬石窟、阿旃陀石窟、桑奇大塔、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古阳洞、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甘肃庆阳北石窟楼底村第1窟、东千佛洞第2窟、榆林窟第4窟中出现的天福之面做出了图像学的解释。赵声良《莫高窟隋朝菩萨样式研究》结合敦煌彩塑与壁画考察了隋朝菩萨的头冠样式，认为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处于一个交通要道，可以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敦煌本地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佛教文化的发展，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个传统，并不是很轻易地可以被外来影响所改变。雕塑绘画在很多方面依然维持着已有的传统。即使到了隋朝这样强有力的统一王朝，敦煌仍然在某些方面坚持其自身的特色。潘亮文《卢舍那佛像研究——以七世纪以前的中原地区发展为中心》着重于考察卢舍那佛佛像发展的历史脉络，认为华严信仰流传普及的契机是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期北魏孝文帝与继位的宣武帝皆崇尚《华严经》，六世纪前半的华严信仰，北地较南地兴盛，其鼎盛时期大致在六世纪中叶，是以东魏北齐的邺都为中心的河北邯郸和河南安阳地区。随着隋王朝统一全国，河南、河北、陕西、山西与山东呈现较一致的发展。八木春生《680年代至710年代中国各地佛教造像诸相》考察了武则天时期及此之前的中国各地的佛教造像，特别是陕西西安造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敦煌莫高窟造像，指出在670年中期的西安周围仍被采用的坐佛像和悬裳座，以及阿难像的着衣形式，最初应该出现于630年后半期的西安，630年末期或640年代初传至敦煌莫高窟。孟嗣徽《晚唐药师经变燃灯供养仪式图像研究——以敦煌莫高窟156窟为例》以莫高窟156窟西龛内屏风画中药师经变“九横死”的供养仪式图像为切入点，通过对药师供养仪式图像进行图像学分析，以及与东晋至唐代的五个版本的汉译《药师经》中所记载的药师供养仪式经文做对比，认为药师供养仪式的基本内容在初译本中即已拟定，到玄奘本《药师经》药师供养仪轨已经完成，通过该译本的传播，药师信仰以及药师供养仪轨得以在中古中国迅速流行。韩国苏铉淑《中唐时期莫高窟瑞像图菩萨像的通式与其渊源》对中唐时期瑞像图中的菩萨像的图式进行分析，认为中唐瑞像图菩萨像的通式很有可能是从于阗新进来的画本为样本制作的。陈清香《莫高窟76窟八塔变佛传图像源流探讨》认为莫高窟76窟4幅八塔变图像中2幅是继承汉式佛传的传统，2幅是引进印度传统的题材，后者对莫高窟佛传图像史而言是一创新的选题；就图像绘画风格而言，76 窟八塔变呈现的是东印度波罗王朝的式样；追溯其图像架构、人物姿势服饰造型，以及线条用笔等的源流，可接续至印度的笈多式样、西藏风格，以及唐代汉式绘画的若干传承，小小的4幅八塔变佛传图，涵容着恒河下游、东印度、中亚、西藏、中原等各地的成分，可谓既传统又创新。郭俊叶《敦煌执扇弥勒菩萨考》考察了敦煌和河西石窟中属于西夏时期的执扇弥勒菩萨图像，认为敦煌的执扇弥勒像及其组合文殊、普贤菩萨像，其粉本应都是来源于北宋画家高文进的创作。简佩琦《敦煌壁画“取经图”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认为敦煌“取经图”至少应有7铺，敦煌“取经图”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文本间有互涉关系，两者关系密切。

二 文化、历史与文献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和敦煌文献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热烈讨论的又一重要方面。学者们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展开论题。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李并成《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杰出范例》认为敦煌不仅是丝路上中西文化传播交流的枢纽重镇，而且還是中西方文化交融整合、孵化衍生的创新高地。敦煌文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发展底色与格局。敦煌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开放性﹑多元性﹑浑融性、创新性。刘再聪《华夏先民“西游”之举与汉唐引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认为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看，华夏先民走向世界的愿望是丝绸之路最终形成的大前提，汉唐等中原王朝对西域各国的经营与招引是“丝绸之路”持续运行的原动力。比利时铁力·马海思（Thierry Marres）《假如论“乐”的〈庄子〉与斯宾诺莎之〈伦理学〉在敦煌对话》以一个外国哲学学者的独特视角和表达方式，讨论了沙漠绿洲敦煌多元文化的存在及其意义。

宗教史文献研究。荒见泰史《敦煌三危山考》认为敦煌信仰具有重层型，即在原有的信仰与陆续进来的新宗教的结合或调和中，很牢固地保留着对三危山或西王母信仰，在佛教盛行的时代，这些信仰不再是主流，但是一旦出现某种机会时，从内部保存下来的信仰也有突然爆发出来的情况。吴浩军《河西墓葬杂文丛考——敦煌墓葬文献研究系列之六》将河西走廊出土的西汉至后唐诸如铭旌、招魂幡、解除文、冥间过所、砖铭、墓表、题记等难以归类的墓葬文书归为“墓葬杂文”，认为这些墓葬杂文同样是考察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丧葬风俗、民间信仰的重要资料。郑阿财《敦煌写本〈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研究》认为敦煌高僧因缘记写本提供了考察有关高僧“因缘记”在佛教弘传时运用的窗口，透过此一窗口可见当时僧人于各种法会间选择《高僧传》中适当的高僧神异事迹，檃括其内容以备宣讲参考之用，此即所谓“因缘传”、“因缘记”。湛如《居家律范——从P.2984V看敦煌的檀越戒仪形态》认为以敦煌出土的戒牒、受戒文等材料为基础，有助于重现敦煌当时的居家律范，还原中古佛教的民众生活。崔中慧《北凉书吏樊海书〈佛说菩萨藏经〉初考》认为俄藏敦煌文献Φ066号佛经残片《佛说菩萨藏经》的书法风格与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北凉高昌一件有纪年并题款“书吏臣樊海”的《佛说菩萨藏经第一》相同，此二段残卷应是可缀合的同一佛经写卷，为同一写经生书写。从署名可知樊海是沮渠安周政府的官方书吏，反映北凉官方已经开始抄写并收录不同佛经译场所出的佛经。杨学勇《三阶教与地藏菩萨——兼论三阶教与净土教围绕地藏菩萨展开的争论》认为三阶教非常重视《十轮经》，非常重视地藏菩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三阶教是建立在末法根机上，而《十轮经》正是宣扬末法的经典，与三阶教强调的第三阶正好相符，所以可用《十轮经》来论证三阶教的某些教义。勘措吉《从哲蚌寺藏〈蝲蚌经〉看敦煌藏文〈般若经〉誊抄年代》认为西藏山南隆子县卓卡寺保存的吐蕃时期专供赞普御用的“喇蚌经”和西藏哲蚌寺所藏“喇蚌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内容和形式完全一致，部分抄经生与校经师的姓名也相吻合，据此可知敦煌藏文《十万颂般若经》誊写年代至少从赤德松赞时期开始。魏迎春《敦煌写本〈敦煌诸寺僧尼问想记录〉研究》认为日本杏雨书屋藏羽699号文书是当时敦煌佛教教团面试僧尼的试卷，有助于搞清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剃度出家的过程以及僧尼身份如何取得等问题。陈大为、王秀波《敦煌三界寺再研究》从建置沿革、寺院建筑、僧人状况、寺学教育、宗教活动以及受戒牒六个方面研究敦煌三界寺，认为以三界寺为代表的佛教寺院成为敦煌地区各类社会活动的中心，深刻影响着敦煌社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陈于柱、张福慧《敦煌写本发病书〈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整理研究》对多件敦煌文献缀合而成的俄藏敦煌写本《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进行了重新衔接缀合，认为《俄藏敦煌文献》第八册与学界此前对相关书叶的排布均有错乱，忽视了各书叶彼此的写本学关系以及卜辞文例的衔接性，这些文献应系唐后期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的作品。戴晓云《敦煌文书中的水陆文献略考（一）》认为敦煌文献中有许多文献是水陆仪文或水陆斋文（宋元后世称为杂文，是供水陆法会举办时在斋会上宣读的），这些仪文或斋文，由于明确出现了水陆、无遮、水陆会、无遮会等等字样，可以明确其性质就是水陆文献。

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张俊民《对汉代之时敦煌水利工程的蠡测》将敦煌写卷与悬泉汉简记载的内容相结合，探讨了汉代敦煌的水利工程及其能效。陈国灿《试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鼠年改革——敦煌“永寿寺文书”研究》通过敦煌永寿寺系列文书，钩沉出此年吐蕃统治当局曾下令民间契约一律吐蕃文书写的命令，同时下令收回佛教信众供养给佛寺的所有农田草地林苑，重新分配给百姓为自耕地，这是其统治晚期鼠年的又一次变革。郑炳林《瓜沙地区疏勒河原名黑水考》认为直到唐宋时期疏勒河仍然称之为黑河，其原始名称很可能从《禹贡》记载而来，经考证黑水就是今之疏勒河。杨宝玉《〈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根据P.2913v《张淮深墓志铭》及《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的相关记述，对这些文书及其折射的归义军史诸问题进行了辨析考证，探讨了两件文书本身及其所反映的张淮深遇害事件的一些具体问题。李宗俊《晚唐张议潮入朝事与凉州等河西政局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利用最新出土的李行素墓志及有关敦煌文书，探讨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入朝事与晚唐归义军与嗢末的凉州之争及河西政局等问题。刘进宝《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商业贸易》从税收、贸易、借贷等方面探讨了当时敦煌的商品贸易情况，认为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缺乏商业经济。王祥伟《归义军时期敦煌绢帛借贷契约析论》对敦煌织物借贷契约的借贷原因、借贷期限、借贷数量和借贷利息等方面做了讨论。赵大旺《敦煌写本P.5032〈渠人转帖〉研究》对P.5032中一组八件《渠人转帖》进行了校录，考察渠人劳役参与情况和渠社局席参与情况，讨论了渠人与渠社的关系。梁咏涛、唐志工《莫高窟第98窟反映的五代归义军节度使职官变化》认为第98窟反映的五代归义军节度使府职官，为曹议金时期按后唐同光二年宣敕，对归义军使府内部职官进行的改置，其题记又具有节度使府“本局公事”内容之职官的性质。杨秀清《敦煌历史文化的思想史意义》在研究敦煌文献及考察敦煌石窟图像的基础上，从大众思想史视角及唐宋时期敦煌大众思想内涵，探讨了敦煌历史文化的思想意义。

古代民族文献研究。德国茨默（Peter Zieme）《对一首回鹘文诗歌，即B464：67号敦煌文献的解读》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B464：67（背）原定名为回鹘文佛经残片进行了全面解读，认为该残片非佛经内容，而是一首回鹘文诗歌。张铁山、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区B465窟题记调研报告》辑录了莫高窟北区第465窟内的多种民族文字题记，认为仅从题记来看，该窟至迟应建于唐839 年，被称作“独煞神堂”；至元代1309年之前废弃不用，被称作“秘密寺”。松井太《英国图书馆藏蕃汉语词对译Or.12380/3948文书残片再考》认为Or.12380/3948文书残片并非黑水城出土资料，而属于今新疆和田市东北约180公里的麻扎塔格出土资料，是八世纪古突厥语、汉语对译词汇集，是可与突厥鄂尔浑碑文相提并论的最早期的古突厥语资料。白玉冬、杨富学《和田新出突厥卢尼文木牍所见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抗击喀喇汗王朝新证据》认为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文书是记录突厥语弱小部落与于阗王国携手抵抗喀喇汗王朝的真实写照，足以弥补相关史料空缺。杨铭《敦煌西域文献中所见的苏毗末氏（vbal）考》结合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与相关汉文文献，探讨了苏毗王族末氏（vbal）在吐蕃和敦煌西域等地的活动，揭示了隋唐及五代时期，末氏在苏毗被征服以后，逐步融入吐蕃的历史轨迹。白玉冬《五代宋初跨越戈壁的交流——漠北九姓达靼与沙州西州的丝路互动》指出十世纪时期，九姓达靼与沙州归义军政权间保持互通使者关系，并与回鹘商人及其故国西州回鹘王国保持有密切关系。

敦煌文学文献研究。王素《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考证S.2717第一首《帝京篇》作者为李羲仲。王志鹏《我国传统论赞文体的源流及其与敦煌佛赞之异同述论》探讨了敦煌佛赞与我国传统论赞的异同及其在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指出敦煌佛赞形式中包含有印度古代重视赞叹传统的因素。黄京《文人干谒：敦煌悟真出使长安之酬诗》认为悟真出使长安与当地各位高僧大德、朝官互相酬和的诗歌，似可归类为唐代文人的干谒诗文。伏俊琏、王涵《敦煌本伤蛇曲子与施恩必报的民间信仰》认为伤蛇故事在敦煌写本中以唱词的形式出现，反映出世教和“报应”观念融合的民间信仰。林仁昱《敦煌观音歌曲的应用与表现意义探究》对敦煌文献中以“观世音菩萨”为歌咏主题的歌曲（赞歌及曲子）进行分析探究，期望借此明了敦煌“观音歌曲”具体表现方式与应用意义。张勇《中古民众的灵魂观念——以敦煌变文为研究中心》梳理变文中有关灵魂的内容，并参照其他敦煌文物文献，以期勾勒中古民众心目中的真实的灵魂观，深化古代民间信仰研究。

敦煌语言文字研究。郝春文《敦煌写本中形近字同形手书举例（二）》列举了“免”、“兔”，“弟”、“第”，“服”、“眼”，“坏”、“怀”，“君”、“居”，“损”、“捐”，“形”、“刑”，“素”、“索”，“苦”、“若”，“禾”、“木”和“示”同形十组容易混淆的敦煌写本字例，指出对这些不易区分的文字应主要依据文义来确定这类字的归属。黄征《漫谈古籍整理的规范问题——以敦煌文献为中心》论述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中有关古今字、俗字、借音字、形误字、避讳字和武周新字、隶书和草书、选择底本等8个方面的规范问题。黄正建《敦煌文书与中国古文书学》认为有意识地从古文书学的视角，使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去研究敦煌文书中那些典籍之外特别是具有“书式”的文书，是今后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以期使敦煌文书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升华，反过来促进中国古文书学的进步。

敦煌文献收藏流传研究。朱凤玉《陈誾旧藏敦煌文献题跋辑录与研究》介绍了民国初年任职甘肃的陈誾收藏敦煌写卷情况，整理了散藏于多家博物馆写卷中存有陈誾题跋者14件，并逐一辑录、析论。韩国郑广薫《韩国藏敦煌寫本及其所藏过程》介绍了韩国岭南大学图书馆藏《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和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十》两件敦煌写卷；并倡议韩国的收藏单位应公开敦煌资料。

三 敦煌艺术的传承研究

有关敦煌艺术及其在当代的传承、弘扬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讨论较多的话题。

谢振瓯《敦煌莫高窟——断崖上的丹青文脉》认为敦煌莫高窟艺术的经典性、包容性、丰富性，成为当代绘画艺术创新的敬畏与珍惜的历史典范。卓民《再论敦煌壁画中的“色面造型”和“线描造型”——从维摩诘经变看图像风格及艺术语言形态的演变》从“维摩诘经变”这一题材入手，通过对各个不同时期，同一内容题材不同图像风格的考证研究，描述敦煌壁画艺术语言形态的演变，指出“色面造型”是在佛教传入之前，以汉画像砖石为资源的、中国本土绘画造型基本语言形态的传承和发展；“色面造型”和“图底同构”是中国原创期绘画造型形态样式的两个新的语义表述概念。侯黎明《敦煌美术研究七十年》回顾了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发展72年来不断探索美术临摹、研究、创作的历程。马强、吴荣鉴《临摹是一项艺术研究工程——以莫高窟第320窟、285窟整窟临摹为例》介绍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美术临摹工作在继承前辈传统临摹研究技法的基础上，全面使用矿物颜料，进一步采用数字化高密度点云数据技术介入壁画修稿、洞窟模型设计制作，完成莫高窟第320窟、285窟两座原大洞窟模型临摹工作；认为临摹是研究工作，整窟临摹是一项艺术研究工程。汤珂《试谈建立“敦煌美术学”的意义》认为敦煌是在中国文明的主流影响下，所内涵的、属于中国本体绘画语言的关键部分，敦煌美术学的建立，是对中国美术史（汉唐段）最重要的支持。赵栗晖《从敦煌石窟艺术现状看与中国绘画材料与技法研究相关联的几个问题》认为敦煌石窟艺术的价值在于提供给美术界一个完整的中国绘画体系，可给研究者获得指导未来艺术发展的力量和启迪。陈舒舒《论壁画艺术专业的学科性——对高校壁画专业教学和实践的思考》认为壁画艺术作为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拥有广泛现代社会需求的艺术门类，在当代理应获得足够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

除上述一些大的研究领域外，本次会议还涉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话题。如敦煌科技研究。英国罗维前（Lo.Vivienne）《传播的医学：艾灸来自印度王土？》以研究大量敦煌医学文献为基础，认为艾灸并非来自印度，而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喜马拉雅一带使用的藏医药与中医融合发展而来，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医学。石塚晴通《从纸张材质及造纸技法看敦煌汉文文献的地位》从敦煌文献全貌考察出发，说明了在科学分析纸张材料的基础上探索敦煌文献特征的研究方法，从手稿学（Codicology）学的观点来阐述敦煌汉字文献。王进玉《丝绸之路上胡粉的应用——以中国甘肃、新疆石窟考察为例》通过古代文献、出土文物记载，以及新疆、甘肃石窟汉代以来“胡粉”作为化妆品和颜料的应用事实，对丝绸之路上“胡粉”的来源进行新的解读。

再如敦煌学史研究。车守同《由〈吴忠信日记〉再探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依据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究院院史资料”等大量史料，较完整地说明了1941—1949年国立敦煌研究所的史实。张宝洲《张大千、谢稚柳莫高窟编号与考察成果述评——莫高窟考察历史文献解读（七）》运用考古学理论与校勘学方法，对张大千、谢稚柳两人莫高窟记录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尝试性分析，得出谢氏著作应为“底本”，张氏著作为“抄本”的结论，继而分析了莫高窟“C”编号产生影响力的原因及学术价值，认为“C”编号缘起于张大千个人行为，但成果的最终完善则是诸多敦煌学者们历经努力的结果。王慧慧《敦煌研究院新入藏李浴敦煌遗稿的内容及其价值》介绍了李浴先生《莫高窟艺术志》、《敦煌石窟内容之考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多份调查手稿，认为手稿忠实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榆林窟及周边遗址的状况。

石窟照片档案研究。美国经崇仪（Dora C.Y.Ching）《照片档案遗产：敦煌、探险照片与罗氏档案》介绍了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寄梅先生1943—1944年拍摄的部分敦煌石窟照片档案情况，指出其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在敦煌艺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孙志军《1907—1949年的莫高窟摄影史》以编年史的方式，对1907—948年的莫高窟摄影史进行梳理。认为1907—1949年莫高窟摄影的价值体现了对于具有中国民族特征的莫高窟艺术的国际认同与国际化传播，对于莫高窟的营建史、石窟文物的流失、石窟保护、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档案史料价值。

总括而言，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我们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次国际学术会集中展示了近期国内外学者有关敦煌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敦煌文化、历史与文献研究的大量新成果，大家交流了学术，互通了信息，增进了友谊。

其次，本次会议显示出国内外学者在宗教史、考古、美术史、敦煌文献研究等学科领域努力寻求新角度、新视野，在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第三，本次会议显示了敦煌学研究队伍老中青结合、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良好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