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伤逝》的一种解读

2018-07-17余媛媛

文学教育 2018年7期

内容摘要：个人经验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各种积累的最终结果。它根植于心，显现于行。从鲁迅生活的时代观念与婚姻、经济职业与婚姻和爱情与婚姻三个部分出发，再将《伤逝》中“爱情的开始——产生‘隔膜——婚姻失败”代入鲁迅现实生活并进行异同类比，可以发现鲁迅和许广平较《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而言他们是成功的。在成功的背后不难看出鲁迅当时思考的深入。他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伤逝》，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当下青年人的婚恋都具有借鉴和警醒意义。

关键词：鲁迅《伤逝》个人经验文本创作

《伤逝》是鲁迅创作的唯一一篇爱情小说。小说的唯一性和多义性，引发了学界解读它的兴趣。目前学界解读它的角度有许多种，诸如女性主义、男权主义、爱情悲剧和叙事话语等，都挖掘分析得比较充分，而对鲁迅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与文本创作相关的作家个人经验较少重视，只有朱崇科《鲁迅作品中的“兄弟失和”纠结及其超克——以〈伤逝〉为中心》、陈留生《〈伤逝〉创作动因新探》、耿庆伟《〈伤逝〉创作目的的一种解读》、于良红《从〈伤逝〉与〈腊月〉探究鲁迅与许广平的婚恋情感》、邝利芬《重探鲁迅小说〈伤逝〉的立意》。而“重视亲身在生活中的体验，在体验中获得独特的感受，发现前人所未发现或未感知的东西，然后进行创作，这是‘五四小说作家不同于传统小说作家的一个突出的创作心理。[1]”将作家鲁迅的个人经验与文本相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经验这个看似简单的词语中，所包含的内容，至少涉及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经历或遭遇；其二是不同的主体对这种经历和遭遇所产生的一系列反映。[2]”但“经验和遭遇本身不过是某种反映的材料和契机而已。[3]”以作家的个人经验为契机来探析作家创作的真实意图也是解读《伤逝》的一个角度。《伤逝》是鲁迅创作的唯一一篇关于知识分子婚恋思考的小说。其创作时间为1925年10月21日。此时的鲁迅和许广平正处于热恋期。鲁迅自身爱情的降临必然会影响到他在作品中对爱情的思考。

一.社会文化观念与婚姻

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个体永远无法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婚姻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并需要一定的婚姻制度来维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婚姻制度，而每个婚姻制度的产生都深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观念。个人婚姻与社会文化观念息息相关。探寻《伤逝》的婚恋故事从鲁迅创作《伤逝》其时的婚姻状态出发无疑是合适的。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完全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旧婚俗模式。对于鲁迅而言，他对朱安只有赡养的义务，他曾和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4]”他二人只是形式上的夫妻关系，两人的婚姻属于无爱无性的婚姻。朱正在谈到鲁迅的这次婚事是这样说的，“关于这次的婚事，我们知道的情况极少，只知道是以不幸始，以不幸终。[5]”仅仅是和朱安的婚姻经历并不足以使鲁迅写出《伤逝》这样的文章来。而且《伤逝》的发表日期和发表状态也非常值得关注。把他与许广平的恋爱故事和《伤逝》中的恋爱故事联系起来更为合理。

鲁迅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员，许广平为女师大的学生，两人按说是师生关系。两人通信日久互生情愫，他们的关系从师生演变成了恋人。师生成为恋人倒不是主要，重点在于鲁迅的家中还有夫人朱安。如果鲁迅和许广平继续留在北京，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会很艰难。一方面，自己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在北京，如果鲁迅在北京和许广平结合，那么朱安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旧社会、旧习俗时时压着鲁迅和许广平，这样一来许广平就属于“妾”的地位，这不是鲁迅所希望的；另一方面，朱安自嫁给鲁迅后就一直尽心尽力服侍鲁迅之母鲁瑞，一旦鲁迅和许广平结合，必然要得到母亲的首肯，如果母亲坚决维护朱安，那么作为孝子的鲁迅就会让自己和爱人许广平落入尴尬境地；最后，除了母亲和朱安之外还有亲友、学生和论敌的存在，北京当时的黑暗社会环境是无法让鲁迅和许广平好好同居的。在前面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因：他想保护朱安。那时如果选择和许广平公开结合，朱安必定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直到去往上海那个海纳百川的国际大都市，两人才开始了正式的同居。在上海期间虽然也有许多流言和攻击，但两人都选择了无视。

《伤逝》创作年份是1925年，处于“五四”落潮期。这时的社会正处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青年们急于打破旧传统的统治模式并亟待个性解放来解放自我。在当时社会传统思想在大众的接受层仍占统治地位。在中国传统的婚俗中，男婚女嫁是要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上。《孟子·滕文公下》有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自由恋爱和同居，与上面情形相类似且更甚。由此，便种下了毁灭的种子。在世人眼里，涓生和子君的各种举动无疑是伤风败俗的。两人交际了半年，涓生送子君出门时，“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東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从三个照例可以看出，只要是涓生和子君在一起，就会有人窃窃察察，在背地里议论纷纷、指指点点。在两人正式同居同行后，这社会的严威更甚了。“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在亲友圈内，子君的叔子和她闹开，并气愤到不认她这个侄女；涓生也陆续和几个朋友断交。于是，两人便被这个世界给隔离开来了。最后，雪花膏也去向局长造谣报告，他们终于遭受到“豫期的打击”——涓生失业了。整个社会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尽管两人受现代新思想的影响，敢于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恋爱，但如果整个社会的时代氛围没有变的话，仅靠一己之力是难以与之对抗的。涓生和子君思想深处也潜藏着旧观念，涓生和子君同居后过着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子君过着“出嫁从夫”的生活，这种旧观念渗入他们的生活而存在。两人的婚姻在内外夹击中走向失败。

“文学创作毕竟有自己的法则，无论作家抱着怎样的动机，一旦进入创作，总难免受这条法则的约束，而它的头一条，就是：坦白你自己！[6]”正是因为有了和许广平的恋爱，而这恋爱又与当时时代氛围相抵牾，鲁迅才会害怕自己和许广平顶不住社会的压力，才写出这么绝望的《伤逝》。

二.经济、职业与婚姻

人在社会上生活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来支撑，否则无法生存。而婚姻是两个人的生活，这更需要有固定的收入作为后盾。婚姻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放弃。经济、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影响婚姻的走向。故此，探讨经济、职业是如何影响婚姻的走向就很必要。

鲁迅早在1906年日本留学时期，就遵母命与朱安结婚。这段婚姻继续下去不会对鲁迅产生影响，也不会致使他突然面临失业。重点在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他们的结合会使鲁迅的经济职业遭受到致命的打击，甚至会导致一家人的生计成为问题。故探讨鲁迅与许广平恋爱后所要面对的婚姻对鲁迅经济职业的冲击显得尤为重要。

据考证，鲁迅这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的收入和在北京的八所高校兼课时的教学收入[7]。这时许广平的突然出现，无疑是鲁迅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变数。一旦造成恶劣的影响，首先他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会不保，这样他就没有了公务员的固定工资；接着在各大高校的兼课将会被取消，他就没有了作为高校兼课教师的这份业余收入；最后他这个文艺界的名人會面临各路论敌及随之而来的攻击，并且他的稿子不一定再有人愿意替他刊发，这样就没有稿费。这些类似的言论以及随之引发的各种打击他暂时都无力承担，特别是经济上的打击，这尤为致命。除上面那些身份之外，鲁迅还是儿子、丈夫、哥哥，他担负着他整个大家庭的重担。在和周作人失和之后，他带着朱安搬离了八道湾[8]，这时他身上的银钱已所剩无几（他的积蓄都用来购置八道湾那个大宅子了）。重新找住所又让他借了不少外债。所以此时的他更需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需要那些钱帮助他支撑起整个家庭。

在年少时他就饱尝贫困的滋味，也深知其中的艰辛。正是因为这些难忘的经历才使得他无法抛开家庭真正勇敢地去爱。鲁迅早年在演讲中就提到，“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了补救这缺点起见，为了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9]”因而鲁迅在《伤逝》中极其看重涓生的失业。

《伤逝》中涓生的失业导致他们两人感情破裂的导火索。涓生失业前、后与子君同居的状态截然不同。也可以说导致他们两人婚姻破裂的直接原因是涓生的失业。失业前，他们的生活是与幸福有关的那些日子。涓生失业后两人的温饱都谈不上，而后生活愈加艰难，最后子君子君回家郁闷而死。

一开始两人恋爱时，文本中并没有明显说出涓生的工作状态。直到二人同居后才提到了涓生办公，再到两人的幸福和安宁凝固之后才直接说明涓生在局里当钞写员。这样一来，涓生失业前的职业可以确定为公务员，并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涓生失业前的生活可以这样理解：涓生在物质生活有余裕的情况下，开始了精神上的寻求。他开始关注社会，关注个性解放，关注科学……在社会思潮、个性解放的浸染下，涓生自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这还远远不够，他还需要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女人。于是，他开始了与子君的交往。二人准备同居前寻住所的那段时间是最为忙碌而幸福的。因为他们暂且无需为了二人共同的生活而忧心。两人这时的同居生活是永久而凝固的幸福和安宁。但好在还有涓生稳定的收入作为生活来源，如此，婚姻才得以勉强维系。涓生失业后，两人的生活便没有了收入来源。他们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并通过登广告和写信“来开一条新的路”。可是这些收效必然很慢，两人的婚姻生活还得继续。谋求稻粱的艰辛和钱粮的缺乏使得两人的婚姻日渐磨损，以至于只剩下冰冷。在生活上的贫困之外还贯穿着身体和心理的寒冷，这样，生活显得更糟糕。在这种状况下涓生将经济状态和婚姻状态联系到了一起，他觉得他的经济状况已使他无法负担起两人的生活。为了求生，他决定和子君分开。就这样，两人的婚姻在涓生的独自求生中走向灭亡。

对比之下更能看出鲁迅对经济权的看重。人们只有在经济来源稳定的情况下才能一往无前地进行韧性的战斗，否则一切都是空想。且这种想法始终存在在鲁迅的思想深处，因而在《伤逝》的书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伤逝”内外：爱要有所附丽

在两性婚姻里，最重要的是爱的添加。时代因素、经济职业固然能影响婚姻的走向，但绝不是导致婚姻走向失败的必然原因。也就是说，在婚姻中，外围的打击从来都不是最致命的，心理上的形同陌路才是。两性婚姻如果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以爱的名义一起生活，那么这婚姻就只是一具空壳，虚有其表，终有一天会摇摇欲坠进而崩塌。

在分析鲁迅的内心之前，先从涓生和子君的内心突破，分析文本中两人爱的消亡的主观原因。

首先，子君和涓生之间的爱充满幻想色彩。子君对涓生的爱只是迷恋和向往。她迷恋着涓生的博学，向往着个性解放。她想成为新一代“五四”新女性，想变成“娜拉”那样的人。此时的涓生刚好可以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和幻想。可在思想上，子君并没有获得解放。她看似喜欢听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易卜生，但是却不敢正视雪莱的半身像。至于她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则是盲目追求幻想的意气之言。同居后更明显。给叭儿狗取名阿随就能看出她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观。她与涓生同居后自己生活重心全然在涓生身上，以至于越来越失掉自我，从而渐渐接受了传统的家庭婚恋观的同化。涓生亦然。涓生是一个长期离群索居的知识青年，一直过着独身男人的生活。当他看见子君那新女性的外表，就产生了依恋，他将自己对新女性的幻想全都套用在子君身上。特别是当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涓生就误以为子君就是他想象中的那个红颜知己。和子君的交往时子君的无畏也常能让涓生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可是，幻想终归要回到现实。在涓生和子君同居不过三个星期，对子君更加了解后，反而产生了“隔膜”。日后隔膜更是与日俱增。其次，性情在变，爱情却忘了更新。涓生要求，“爱情需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句话贯穿了涓生的这篇手记。这句话是涓生对子君产生不满后对子君单方面提出的要求。他自己却无法做到这点。事事遂心时的涓生感觉什么都是美好的，特别是和子君的恋爱，尤其让他快乐。但和子君同居不到三个星期，涓生就对子君产生了熟悉的“隔膜”，子君的所作所为都能引发他的抱怨。时间越久，抱怨越多。比如说，涓生爱花而子君喜欢动物，子君还给叭儿狗另取了个名字叫阿随，但涓生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子君忙于做饭、饲油鸡、喂阿随，使得她无暇再与他谈天、散步且毫无往日形象手也变得粗糙；因为失业，涓生觉得子君不再像以前那么大无畏反而变得很怯懦了……再往后日子过的越艰难，涓生就越难以忍受子君的一切。在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来涓生性情前后大变了。他一味的要求子君为爱做出改变，可是他自身改变的始终只有他的性情，但这性情的变更却不是因为爱。最后，庸常的日常生活对爱的消解。在涓生和子君为爱同居后，子君整日为生活而操劳，涓生终日为生活而工作。原本不起眼的事情重复了多次后，便变得无趣而腻烦了。于是，矛盾便在这样不经意间跑出来，在生活的各处无意间出现，最后无处不在。长此以往，本来很重要的在一起的原因突然就被忘却了。爱的花朵，也因没有了生长的沃土从而枯萎。

正是因为有了《伤逝》文本中全面细致的思考，文本之外的鲁迅和许广平才能避开“伤逝”的结局，走向自己“新的生路”。将《伤逝》文本中讲述的“伤逝”故事与文本之外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故事对比，可以找到鲁、许爱情“不伤逝”的原因。

先看鲁迅是如何避免“伤逝”的。首先，鲁迅选择了避人耳目，暗渡陈仓。文本中涓生和子君恋爱后，急于公开自己的恋爱并同居。鲁迅和许广平则不是。鲁迅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和许广平的关系。毕竟自己是有家室的人，他和许广平自始至终都只是同居关系，许广平也一直没有正式的名分。两人恋爱后，鲁迅没有急于和许广平公开恋爱的事实，而是以写信的方式两人互诉衷情，甚至南下后还分居两地。他们在广州相聚后，也是让许寿裳一起三人合居。“在上海两人正式同居后，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在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做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的朋友，一概不说实情。[10]”其次，鲁迅在无法确保自己经济无忧之时，与许广平暂时分开，各自先攒积蓄。文本中涓生和子君在面对外在强大的压力之时还要忍受贫寒交加的压迫。鲁迅通过对文本故事的思考，从而避免了会导致两人爱情失败的客觀因素。

文本中的涓生和现实中的鲁迅有一定的相似性，鲁迅是否在用涓生这个角色来替代自己的位置，来设想和许广平未来的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其一，鲁迅和涓生都是作为知识分子启蒙者的身份而存在，两人可以从事的工作职业大抵类似，如：鲁迅和涓生都属于政府公务员，涓生失业后想着可以译书、教读，鲁迅现下从事的刚好是这类的工作；其二，鲁迅和涓生都是长期独居的独身男人，两人的性格有一定的相似性（鲁迅虽有家室，但他结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是过着一人独居的生活），鲁迅曾用这句话形容过杨荫榆，“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11]”这同时也是鲁迅的自我写照，他和涓生的性格中都透出自卑，犹疑，懦弱的气息。现实中最大的变数是许广平。子君或许是鲁迅在文本中为许广平投射的影子，但人何其复杂，怎是一个短篇小说文本能说得清楚的。现实中对于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许广平曾说过：“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以外，没有任何的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12]”两人相恋缘起于师友之谊、而后一起“驱杨”产生同袍之情，后来一起抵御外在社会的唇枪舌剑，恋情伴随着战友之情与日俱增，同居后许广平生下海婴又添了家人之情。所以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是爱情关系不够准确。两人还有师友之谊，和同伴之情。在工作上，许广平是鲁迅的好助手，她帮鲁迅查找资料，校对抄写收发文稿，给鲁迅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生活上，细心地照顾着鲁迅的衣食起居，免除了鲁迅的后顾之忧；在情感上，能给予鲁迅足够的安全感和慰藉，使鲁迅可以不惮前行。

相较于子君，一方面许广平更加无畏。她以对鲁迅的满腔爱意为铠甲抵挡这个世上的流言蜚语和指指点点；另一方面许广平思想解放的比子君更加彻底。她敢于去追求自己的所爱，且不受传统观念中恋爱必须是“男追女”的模式束缚；最后许广平并没有像子君那样同居后就沦为家庭主妇。她帮鲁迅照顾家庭的同时还能替鲁迅分担一部分工作。整体而言，许广平是鲁迅始料未及的一个变数。鲁迅自比为涓生，但许广平不是子君，她较子君更胜几筹。

一部作品的产生与作家本人的经历密不可分，作品书写的情思也和作家这一时段的感情历程密不可分。《伤逝》作为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笔者比较倾向于将它和鲁迅唯一的爱情联系在一起。“无疑地，这篇托名为涓生的手记，就是作者自己，因为，那个性，是明确的鲁迅的个性故。他一种多疑、孤傲、倔强和深文周纳的本色，表现于字里行间。[13]”毕竟只有先有爱，才能引发人对爱了之后怎么办的思考。鲁迅的《伤逝》是因为有了和许广平的恋爱才创作出来的。鲁迅创作《伤逝》，也是为了再现知识分子爱情、婚姻的走向，甚至贯注了鲁迅的自我解剖和对未来的冷峻思考，从中探索破解之法探寻知识分子的路向。

与许广平恋爱后创作《伤逝》时，鲁迅一直忧虑爱情会因柴米油盐和日常生活的磨损而消逝，但于今看来，两人的爱情故事并没有结束，相较而言反而算是圆满。那么换个角度来想，鲁迅和许广平十年携手后回首当初，两人现实的发展是否如预想的那般？两人的爱情是否也存在逝去的痕迹呢？这些暂时还不得而知。事实上人们最初设想的爱情和最后爱情的实现恐怕永远会存在落差，就像钱钟书《围城》里的故事……

参考文献

[1]朱正：《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2]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3]曹聚仁：《鲁迅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4]曹聚仁：《鲁迅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5]季桂起：《中国小说创作模式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6]鲁迅、景宋：《两地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

[7]李长之：《鲁迅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8]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9]季桂起：《中国小说创作模式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0]鲁迅：《鲁迅的声音：鲁迅讲演全集》，珠海出版社，2007年.

[11]格非：《文学的邀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