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雪

摘要：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革命落入低潮，封建军阀倒行逆施，守旧文人猖狂复古，救亡运动方兴未艾。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文化起手敢为天下先，以《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倡言“德”“赛”“马”三先生，即以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新青年一代的新文化价值取向，围绕民族救亡的时代斗争主题积极援引西方启蒙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大力推进本国传统文化改造，倾心培育新一代爱国青年。这是继戊戌启蒙和辛亥启蒙之后的新文化启蒙，在思想和组织上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陈独秀；李大钊；《新青年》杂志

“启蒙”一词由西文转译而来，按英文“enlightenment”

即为“开启光明驱除蒙昧”之意。所谓“新文化启蒙运动”也可简称为文化启蒙或新文化运动，就是指“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社会思想现象。”其目的在于“批判封建主义”和“宣扬近代社会政治主张，实现人们观念的变革，促进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制度的确立。”[1]一般来说，在封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也可称现代社会）转变时期，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过这种为新社会提供舆论支持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其中最为典型者，就是18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启蒙运动，尽管启蒙思想家各有论说，但其共同主张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而倡言自由民主，反對宗教迷信而崇尚科学创造，因此，它不仅为法国以及后来各国反封建斗争和建设近代新社会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思想理论和体制方案，而且，它还以理性主义为思想根基，坚持公民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和激发创造智慧的科学精神，这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最伟大贡献。

作为一个东方后进国家，中国从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到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已经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先觉醒的一批具有世界见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机而开始进行政治启蒙，相继出现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两大运动，终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而开启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艰辛之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以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他们不畏反动政府滥施暴政，大力倡言“德”“赛”“马”三先生，即以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为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取向，矢志不移地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之路。

一、《新青年》杂志堪当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主阵地

20世纪初，在辛亥革命半途而废和二次革命迅速失败之后，中国政治革命陷于低潮，封建军阀倒行逆施，反动文人猖狂复古，中国还有没有民族复兴的光明前途？这是那时“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必须思考和抉择的紧迫问题。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以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陈独秀《敬告青年》开宗明义：“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2]。在这里，《新青年》杂志从创办之初就明确：“本志之作，欲盖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立国之道”[3]。把西方“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到中国来，革中国人传统思想的命，作为其首要职责。实际上就是紧紧把握民族救亡的时代斗争主题，让那些具有民主志向和科学精神的新青年勇敢地肩负起“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新青年》杂志有此抱负，已经远远超越了“批评时政”的一般舆论取向。

《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间有中断，总计出版发行了9卷54号。从第一卷到第3卷由陈独秀一人编辑，从第4卷到第7卷由陈独秀和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高一涵、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从第8卷到第9卷主要由陈独秀、陈望道和瞿秋白等人编辑。这些文字记录，不仅承载着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神情思绪和探索轨迹，而且折射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波澜壮阔和坚韧顽强。

二、《新青年》派对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伟大贡献

在当时的文化论战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杂志编辑和撰稿人被称为“《新青年》派”。他们可谓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不畏反动政府滥施暴政，大力倡言以民主与科学为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取向，矢志不移地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之路。若与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相比较，可以说，20世纪初中国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展现出以下几大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一，它紧紧把握民族救亡的时代斗争主题。

在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陷入了全面的民族危机时期。辛亥革命烈士的热血曾经为沉沦的中华带来一束振兴的希望之光，可是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无情地吞噬了国人的这点希望，反动文人的猖狂复古又造成了中华大地一片黑暗。如此深重的国运危难促使当时胸怀振兴中华大志的先进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紧急吹响文化启蒙的号角，勇敢面对黑暗势力，高举民主科学大旗，以革新传统文化的一番努力来达成挽救民族危亡的志愿。

第二，积极援引西方启蒙思想推进本国的文化革新。

作为后进国家，传统文化的改造必须引用外国先进思想。陈独秀等启蒙思想家们面对民族国家落后与沦落的危急形势，积极吸收西方启蒙思想，提倡维护公民自由主义的民主与科学价值观，抨击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儒家学说。易白沙《孔子评议》揭开了批判孔教的端绪，指出：“孔子尊君权，漫无目的，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4]。陈独秀写的《复辟与尊孔》认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5]。他在《一九一六年》、《吾人以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和评议》等文，驳斥康有为等反动文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他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6]吴虞指出：“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18 汪叔潜指出：“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7]要使中国走向民族新生和社会进步，就须反对儒教的专制和愚昧观念，代之以公民自由的民主和科学观念。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以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发动了这场颇具声势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他们不畏反动政府滥施暴政，大力倡言以民主与科学为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取向，矢志不移地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之路。这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伟大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供资鉴的进步思想文化遗产。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具有破旧立新的文化革命性质，是继戊戌启蒙和辛亥启蒙之后更深层的新文化启蒙，担当着当时中华民族救亡时代必须进行传统文化改造与新文化创造的伟大使命，对今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崔世广.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特点[J].日本研究，1990（1）.

[2]耿云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J].中国文化研究，2004（4）；耿云志.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9（10）；资中筠.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J].民主与科学，2008（3）.

[3]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4]易白沙.孔子评议（上）[J].青年杂志，1915年1卷6号.

[5]陈独秀.复辟与尊孔[J].新青年，1916年2卷3号.

[6]陈独秀.宪法与孔教[J].新青年，1916年2卷3号.

[7]汪叔潜.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指导教师：于海君）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