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硕

摘要：“南洋姐”作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贯穿于日本与东南亚的独特存在，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人不理解“南洋姐”的所作所为，甚至对她们进行嘲讽，隔空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而事实上，在“南洋姐”们进行所谓的“不堪”交易的背后隐藏着令人愤慨不已的现实。本文旨在通过对山崎朋子所著《望乡》中的“南洋姐”形象分析，体现日本军国主义及海外殖民主义的无情与冷酷，同时让更多人看清历史真相，用正确的眼光看待那些“日本底层的女性”。

关键词：望乡；南洋姐；故乡丧失者；时代的牺牲品

提到山崎朋子想必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作为在国际影坛上大放异彩的电影《望乡》的文学原著作者，山崎朋子受到了万千读者的追捧。1972年在日本出版的畅销书《山打根八号娼馆》（中译本名为《望乡》，包括《山打根八号娼馆》和续篇《山打根的墓》及与此有关的随笔）讲述了以阿崎婆为代表的日本海外妓女（俗称“南洋姐”）在东南亚一带的卖春生涯，可以说这是一本纪实的史录。作者站在底层女性的立场上，将当年流落在东南亚一带的日本底层女性群体“南洋姐”们的屈辱生活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将社会批判的矛头直指纵容诱良为娼、靠压榨海外妓女来换取外汇的日本政府。（陈丽菲，2006：27）

在笔者看来，主人公阿崎婆的“南洋姐”身份的背后还隐藏着有待挖掘的形象特质。

一、时代的牺牲品

首先，以阿崎婆为代表的“南洋姐”们可以说是“时代的牺牲品”。德川幕府依靠闭关锁国政策实现了二百五十年的太平。但在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体制确立了，为了对抗西欧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的压迫，建立日本近代国家势在必行。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指出“日本应脱出亚洲的一员，早日进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这一句话委婉地道出了近代日本国家的根本思想。直接加以表述就是：日本人也应该像西方列强一样去支配亚洲各国。因此，在明治中期，针对本国资本积累不足、经济实力不强、国际地位低下等国情，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为推行殖民地政策，近代日本国家彻底利用了底层的女性。可以说大量的海外妓女成为他们赚取外币的工具。文中提到“入江寅次著《海外邦人发展史》写道，明治三十三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钱金额约百万元，其中，六十三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又，《福冈日日新闻》于大正五十九年九月九日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来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一万两千多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则突破三十万元。”（山崎朋子，1997：161）从这一串串的数字可以看出，“南洋姐”对国家富国强兵的政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后来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强大了起来，便一心想要废除海外妓女政策，但由于当时日本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引发了东南亚华侨对日本的抵制运动，这样一来使得日本国家外汇遭遇危机。于是，日本国家再一次利用了“南洋姐”们，暗中鼓励海外妓女继续工作，靠着她们摆脱了危机。

就像这样，日本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这群底层的女性去进行国家的建设。而当后来日本真正实行废娼令之后，没有对海外妓女们做出任何的安排，任由她们自生自灭。“日本国家将各地的妓女送上船，送到长崎后遣散走，对于她们回故乡后如何生活全然不管不顾。”（山崎朋子，1997：161）在把妓女们身上的血吸干之后，便把她们抛弃，这便是日本国家的所作所为。如此看来，像阿崎婆这样的海外妓女是日本国家侵略政策沉痛的牺牲品。

二、故乡丧失者

其次，笔者认为阿崎婆是一个“故乡丧失者”的代表。当我们思考“故乡”究竟为何物时，一般来说，得到的答案都会是“出生地”。比如，一个人如果是在大连出生则“大连”便被理所当然地当做他的故乡。这仿佛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其实不然，关于故乡，笔者认为不应该那么简单地一概而论。

筆者认为，所谓故乡可以分成“精神上的故乡”和“地域上的故乡”两种。很显然，前文中所提到的“理所当然地把出生地当做故乡”就属于“地域上的故乡”。这是最基础的层面，仅仅是依靠早已划分好的地域的来做出判断。当然，这是片面的、不准确的。有这样一群人，当被问到如“你的故乡在哪？”这类问题时，他们会一时语塞。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所谓的故乡到底在哪。有的人刚一生下来，便由于某些原因去到了别的地方，在另一个城市或另一个国家中生活，那么他的“出生地”便只是“出生地”，不能称其为“故乡”。抑或有的人在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被动或主动地制造了某些不好的“回忆”，甚至对此很抗拒，不想再提起。这些人不想承认“那”就是他的故乡，甚至并不会使用“故乡”这个词去形容那片土地。以上种种表明，“故乡”之所以称其为“故乡”，并不仅仅是因为“地域”的关系，与当事人的情感状态是分不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故乡”。某种程度上，“精神上的故乡”会掩盖“地域上故乡”，或者说，在整个“故乡体系”当中，“精神上的故乡”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是哺育自己的土地，即使是从小长大的地方，在某些外在条件的作用下，也会出现对故乡的情感丧失，在丧失“精神的故乡”的同时，原本那片养育了自己的土地也会随之变的陌生起来。这时所谓的“故乡”便成了“异乡”，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找不到一点心灵的慰藉，剩下的只有悲伤与寂寞。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居多）到海外卖淫为生，形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卖淫人口大流动。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日本政府为了进行资本积累，把向海外贩卖卖春妇作为谋取外汇的一个手段。文中也有相关的描写。由于贫穷，为了给哥哥更好的生活，阿崎婆便答应了去往南洋的建议。“我从内心想，无论自己怎么牺牲也要让哥哥成为真正的男人。我看到邻家的女孩子到国外挣大钱，也想要是我到国外去，就可以给哥哥买地，盖上大房子，娶上媳妇，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所以我就决定到国外去了。”（山崎朋子，1997：46）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到南洋做些什么，只是想着那样就可以挣到好多钱，可以让哥哥在以后的日子里好过起来。就这样，乘着那叶扁舟，她“离乡”了。殊不知，这便成了她“故乡丧失”的开始。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后，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对废娼后的政策没有做出任何的安排。尽管国家做出如此不人道之事，但还是有大量的“南洋姐”返回日本。但是，她们回国后却受到全国人民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的排斥，她们仿佛见不得阳光似的，只能活在角落里。不管过了多少年，“南洋姐”的身份始终缠绕着她们，哪怕是自己的儿子也难以接受。“勇治忽然对我说：‘妈妈您回天草去行不？那是您的老家，大家都会照顾您的。”（山崎朋子，1997：83）这是阿崎婆的儿子对她说的话，很难想象这句话会出自亲生子之口。“我刚一回来，勇治就娶了老婆。”“后来我才想到，勇治要娶亲才让我回村的。因为我是打小去外国当过妓女的，勇治一定想，我这事如让他喜欢的女人知道了她就不肯嫁了吧！”（山崎朋子，1997：83）阿崎婆一个人回到了天草，一个人住在破烂不堪房子里，每天靠着麦饭和白薯过日子。六、七年过去了，儿子和儿媳一次也没有去探望过自己的母亲。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仅存的一点亲情也变得那样若有若无。被国家抛弃，被亲人疏远，可以说她回到的不是“故乡”，只是单纯的“日本”，因为日本早已对她们毫无仁义。至此，对于以阿崎婆为代表的“南洋姐”们来说虽然作为“地域上的故乡”的那片土地还在，但已成为虚壳，“精神上的故乡”早已不见踪影。诚然，这里是她们的出生地，并在那里长大，但如今这里只剩下了那硬邦邦的土地。这不是“故乡”，国家把她们的故乡活生生地抢走了，她们沦为了故乡丧失者。

三、结语

那场罕见的卖淫人口大流动的场景，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定格在100多年前那一声声哀嚎和幽恨当中。如今，回顾那段历史，让人不免对那群无辜的“南洋姐”们同情万分。同时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卑劣行为感到愤慨。山崎朋子站在日本底层女性的立场上，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进行了如实的描写。为的就是能有更多的人看清历史真相，正视那些被祖国欺骗的“无知”少女。当然，关于“南洋姐”背后的深层内涵还有很多，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去。

参考文献：

[1]山崎朋子.望乡[M].作家出版社，1997.

[2]卢桦.斑斑血泪史 悠悠望乡情——看日本影片《望乡》[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02）：56-60.

[3]陈丽菲 . 日本慰安妇制度批判 [M]. 中华书局，2006.

[4]金进.电影《望乡》的背后[J].电影文学，2011（24）：158-162.

[5]李志颖.艰难的自我建构——解读电影《望乡》中的“南洋姐”阿崎婆形象[J].东南亚研究，2010（01）：88-90.

[6]乌尔沁夫.为背对祖国的“望乡”孤魂鸣冤——日本女性研究专家山崎朋子[J].中国对外服务，1998（04）：110-113.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