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拍个文工团的电影吧！你我都是文工团的，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段生活。”2014年，冯小刚对严歌苓说。小说《芳华》，因这句话而成。

严歌苓在美国学习写作时，有位教授总是用一句话问大家：“世界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小说了，你凭什么认定你写的那本有理由出版？”“《芳华》诞生的理由是什么？对两位战友的怀念，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诠释。”严歌苓如是说。

从舞蹈演员到作家

小时候，严歌苓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可以跳独舞的舞蹈演员。1970年，刚满12岁的她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后勤部文工团，成为那拨文艺兵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入伍3年后，15岁那年，严歌苓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军官，谈了一场纸上恋爱——因为她常常给这位军官写情书。两人打照面时，她会故意摸摸军装上衣的第二颗纽扣，示意他回宿舍收情书。这位收了严歌苓160多封情书的军官，不久遇到一个年纪更大、更成熟的女人，就把信统统给她看了，甚至向上级检举了严歌苓。

这次不小的波折并没有改变严歌苓的人生。“让我的人生发生巨大转变的，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严歌苓说。21岁的她觉得跳舞已有点吃力，得知前方战地记者严重缺乏，就主动报了名。那时的她，有股初生牛犊的劲儿，“不知道什么是害怕”。虽然随身带着一把五四式手枪，但她打靶从来都挨不着靶心，那把枪就是带着吓唬人的。

严歌苓采访的第一站是一家野战医院。到医院的第一天晚上，她就看到了从前线抬下来的1000多名伤员。“他们特别年轻，很多没有胳膊没有腿。屋子里有很浓郁的血腥味，这时候我才知道，疼痛，是有气味的。”

严歌苓明白了，战争不只是激荡人心的英雄主义，也关乎年轻生命的完整与残缺。这些壮烈和悲痛，无法用舞蹈表达，只能用笔。在前线发表一些文章后，她彻底改了行，成为一名军旅作家。

靠逻辑和想象力写小说

小说《芳华》中女主人公何小曼的原型，是严歌苓在文工团的战友王莉（化名）。书中很多故事曾真实地发生在她身上。

王莉刚到新兵连时，从不脱军帽，把头发捂得很严实。每天起床号一响，她就把军帽戴好；熄灯后，才把军帽摘下来，没人见过她不戴帽子的模样。于是有人起哄：“王莉肯定是个瘌痢头。”

为了证实这件事，同宿舍的几名女兵一商量，想出一个法子：一吹起床号，我们就拉灯。结果，她们发现王莉头发特别浓密，几乎是三个人的发量，这让她感到难为情。女兵们发现王莉性情软弱，便什么事情都找她的别扭。

没过几年，王莉在文工团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野战医院。后来女兵们听说她在前线救了一个受伤的战士，新闻报道里说她是“战地天使”，无数人开始关注她、关心她。又過了几年，女兵们却听说王莉疯了，被送到了重庆歌乐山精神病医院。

为什么王莉的命运会是这样？严歌苓并不了解其中原委。在小说中，她借着医生的口，对何小曼的精神崩溃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从小到大，很少有人关爱她、尊重她，忽然间太多的关爱与尊重把她给毁了。就像冬天放在室外冻太久的大白菜，猛地移进温暖的室内，就坏了。”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严歌苓靠逻辑和想象力把这些故事连了起来。

好作家要有同情心

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应该有天分，读过很多书，应该多听别人的故事，应该有同情心。”严歌苓这样回答。

在小说《芳华》的最后，时代的巨变并没有改变文工团战友们的本色，也没有阻断他们的情谊。他们越来越明白善良的重要性，也更加懂得相互珍惜。

小说里，刘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失去了右臂，复员后到海南靠倒卖旧书过活，穷困潦倒。故事的最后，他患了肠癌，为了方便治病，借住在何小曼家。他见何小曼的家门钥匙、自行车钥匙常不知所踪，就花了一个月时间做了一个存放钥匙的木头挂箱，还特意在上面雕了花鸟，涂了红漆；在病危之前，他还把何小曼大衣柜里的撑竿给换了，因为原先的太细，多挂几件衣服就压弯了；他还把浴室里一块松动的地砖重新砌平，免得以后何小曼一个人在家会被绊倒。

得病后的刘峰总想躲着熟人，可郝淑雯和萧穗子两人从北京一路奔到海南，千方百计找到他。临走时，萧穗子偷偷把一个信封塞到那个红漆挂箱里，信封里装着厚厚一沓钱，是给刘峰治病的。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这句话，常被人们当作“心灵鸡汤”。倒是在读完严歌苓的小说之后，它自然地蹦了出来，教人深悟其味。

（摘自2018年第1期《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