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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科考船首席科学家周慧:海洋科考女子能顶“半边天”

2018-07-14莞尔

妇女生活 2018年7期
关键词:科考船航次科考

莞尔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逐步推出,海洋科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取得的成果令世界瞩目。海洋综合科考领域一向是男性的天下,但近年来也逐渐出现了女性科学家的身影。3次出任“科学号”科考船首席科学家的周慧博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茫茫大洋深处进行海洋科考无比艰辛,周慧以她的智慧和韧性,诠释了女性在海洋科考领域也能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初次科考看“黑潮”遭遇下马威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首次跟随远洋科考船科考的过程顺利吗?

周慧(以下简称周):2010年,我随“科学号”科考船出海。当时的科考船是由一艘退役军舰改装的,已经有32年的舰龄了。初次踏上科考船我很兴奋,心想这次终于能看到我日思夜想的黑潮了。所谓黑潮,就是靠近赤道的一股大洋暖流,这股暖流可以穿越西太平洋直达北极。日本东京与北京同纬度,冬天却比北京暖和得多,就是因为这股黑潮流经东京附近海域。当科考船到达西太平洋海域时,我终于看到了黑潮,海水几乎完全是黑色的。这是因为那里的海水所含矿物质较少,不能有效地反射阳光,看上去较脏。读研究生时,我多次在文献里读到过有关黑潮的描写,看到黑潮就像老朋友一样。到达黑潮海域后,我们开始作业,没想到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投下去的仪器回收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海风很大,科考船在无垠的大海上就像一叶小舟飘来飘去。我因为晕船呕吐得厉害,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没想到,初看黑潮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记:科考船上的首席科学家是什么概念?您在科考船上经历了哪些岗位?

周:通俗一点讲,科考船上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科学家中的“船长”,负责合理调度船上的科考任务,负责船上人员的安全,合理安排科考行程。比如,我们的仪器可以深潜到5000多米的海底,然后打捞上来200多升不同深度海域的海水,供科学家们进行海洋微生物、化学等试验,如果分配不公,就会产生矛盾。为了化解矛盾,首席科学家就要进行合理分配。成为首席科学家前,我在每年一个航次的西太平洋科考船上做室内工作,负责航次准备、任务设计、现场联络等工作。2012年,我开始担任科考船上的首席科学家助手。2014年,我正式担任航次首席科学家。

记:初次担任首席科学家您遇到过困难没有?

周:2014年,我担任“科学号”科考船首席科学家,那次科考途中要经过的吕宋海峡,是出了名的艰险难海域,平时无风3米浪,一旦遇到台风,科考作业将举步维艰。“科学号”出海没两天,就在原定的首个作业断面北纬20°附近遭遇了第一个台风“鲇鱼”。当时我们不能强行作业,如果一出海就把几百万元的设备弄丢,后面的任务就无法完成了。我当机立断,命令科考船迅速南移,在北纬16°附近海域开始作业。虽然我们避开了台风“鲇鱼”,但航次面临着“砍站”(取消部分站点的观测)的无奈。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突然,我灵机一动:虽然台风耽误了作业,但台风的到来刚好为研究它提供了良机。于是,我决定在避风途中台风经过海域进行调查,避风后又回到这些观测点进行观测取样,获取了強台风过境前后海洋环境数据和生物生态样品。

记:您已经担任了3个航次的海洋科考首席科学家,哪一次给您的印象最深?

周:2016年那次科考,我们要回收两年前布放的3个PIES设备。这套设备布放于西太平洋北赤道暖流及赤道逆流区5000米深海域,是我国首个PIES观测阵,旨在获取西太平洋低纬度流系长时序连续定点观测数据。这套设备不仅价值不菲,而且获取的数据相当珍贵,对科学家研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不过,设备回收难度不小。每个PIES设备直径只有50厘米,而且浮到海面的是一个白色球状物,在翻滚的浪花中好似一个小小的乒乓球,白天难以发现,只能夜间作业,利用设备自带的氙气灯光进行搜寻。9月30日晚,“科学号”到达预定海域,开始向水下发射信号进行设备定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测试,我们确定水下5200米处有布放的PIES。我按下信号键,原本固定在海底的PIES开始脱离固定装置,缓慢上浮,理论上1.5~2个小时会浮出海面,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信号能表明设备究竟在哪里,这个等待的过程让人特别焦急。

记:接下来的回收过程顺利吗?

周:两个小时后,我们未能在海面上发现PIES设备,我推测是设备自带的氙气灯坏了,浮上来后没被发现,顺着洋流漂走了。随后,我们启动了一个随船搭载科考项目的水下滑翔机,想利用滑翔机的GPS定位来确定洋流的流向和流速,再结合风向,推算出PIES的漂流去向和大概位置。果然,“科学号”追赶了1个小时后,我们就收到了PIES的无线信号。根据细微的信号强弱变化,我们确定了PIES的位置。船长很有经验,用望远镜向远处搜寻,果然发现了一个白色的球状物在海浪中一上一下地漂浮着,我内心一阵狂喜。随后两天,我们又打捞上来两个PIES设备,圆满完成了任务。

科考成果令美国教授艳羡

记:您从小就向往大海吗?科考船上女性多不多?

周:我从小就向往大海,第一次看海是在上大学后。我大学本科学的并非物理海洋学专业,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在中国海洋大学攻读此专业。凭着对专业知识的热爱和钻研,2006年我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进入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工作。长期以来,远洋科考领域被人们认为是男性的天下,这与相关专业男多女少的现实有关。我是中科院首个远洋科考的女首席科学家,在全国远洋科考领域,女首席科学家也没有几个。当然,远洋科考除了专业需求外,也是个体力活,许多科研设备因为要调试,需要科学家搬来搬去。2016年“科学号”上回收的PIES设备,每个重达30多公斤,男科学家一个人就能搬起来,我则需要和另一名女科学家抬着走。不过女科学家有性别劣势,也有性别优势。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们的加入,也算是远洋科考的一种有益调剂吧!

记:当年和您一起毕业的同学大都在海洋科研领域工作吧?

周:我的大部分同学都在国内,也有一部分去了国外,我们偶尔会在国际会议上碰面。有一年,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碰到了在美国做研究的同学。他苦恼地对我说,他想读博士后,导师却没有经费,研究很久的项目无法实施。我自豪地对他说:“那你还不如回来呀!我们现在项目多,每年都能进行一次科学考察。”在这方面,美国一些大学教授主动提出和我们合作。有一次,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我展示了在马里亚纳海沟获取的科考数据,美国一位参会教授很羡慕我们能经常赴远海进行科学考察。在人们的心目中,海洋科考只有富国才有能力开展,现在我们能经常出远海科考,得益于习主席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说,海洋精神是一种探索精神,你们遇到了好时代,要做新时代的哥伦布,多发现海洋科学上的新大陆。

记:海洋科考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周:我所在的实验室原本有20多人,现在增加到了60多人,都是海洋学的博士。我们从事的海洋科学研究,虽不像制造无人机的企业那样,让每个人都能看得到产品或成果,但我们的研究能为国家决策提供关键数据。比如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就是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现在我们能科学地探测到厄尔尼诺的活动规律。海洋科研人员用获得的科学数据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海洋科考的终极目的。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我们获得的数据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上。

记:身为首席科学家,面对工作的巨大压力,您是如何缓解焦虑情绪的?

周:每个人面对无垠的大海都会有焦虑的时候,身为首席科学家,我的压力更大。尤其是一些科考项目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我会更加焦虑。一方面,我通过运动来调节情绪。科考船上有健身室、乒乓球台、微型篮球场,我通过运动出出汗,身心就会舒畅很多。除了运动,我还会找个地方静静地独处一会儿,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心情烦乱的时候,我喜欢晚上一个人躺在甲板上,静静地欣赏银河系。这时候,我会产生无穷的遐想,想着这无边无际的宇宙还有多少奥秘等着我们去破解。这样想着,我的心态就平和多了。

科考船上举办多彩活动

记:科考船每次出海需要多长时间?船上的生活艰苦吗?

周:我们的“科学号”科考船各项设施都是特别先进的,船上备齐了60天的生活用品,在此期间不需要停靠港口进行补给。船上最宝贵的是淡水,对每一滴淡水,我们都很珍惜,十天半月不洗一次澡是正常的。有一次,我们的科考船通过热带海域,海面上骄阳似火,这时,一片乌云涌来,下起了雨。很久没有洗过澡的男同事纷纷拥上甲板,想趁这难得的雨水冲个澡。有个男同事洗到中途,跑进舱内想打打肥皂,结果那片乌云过去了,雨也随之停了,男同事有些懊恼。这件事在船上成为笑谈。还有一次,科考船经过赤道附近,深蓝的海水让人心醉。有两个研究生跑过来问:“周老师,我们能不能下去洗个澡?”我正色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下去,学位就没有了。”我们曾做过一个试验,把一个绑着红布的假人抛入水中,然后调转船头去救,结果船还没调过头,假人已经随着洋流漂走了。因此,在海上落水后果是很严重的。

记:远洋科考最可怕的是晕船,您和同事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

周:女性比男性晕船的概率要大。第一次出海头3天,我几乎不敢回房间,极力克制着呕吐的感觉,实在难受的时候,就找个地方蹲下来。2017年11月底,我担任首席科学家的航次科考中,有3个留学生,2个来自印度,1个来自孟加拉国。来自孟加拉国的那个留学生从没出过海,可能基于他不晕车的经验,他认为自己也不会晕船。第一天我给大家开安全会议的时候,刚开始他还站在那儿,结果我没讲几分钟他就蹲到墙角去了。会议还没结束,他已经躺那儿了。此后几天,我都没看到他出来吃饭。同事告诉我,那个孟加拉国留学生这几天一直不吃不喝在床上躺着。我去看他,他的表情很痛苦。我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他,说你哪怕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也要尽量起来,否则你这一航次躺30多天回去,你的试验一个也做不完。科考有时间限制,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必须在30天内完成任务。那个孟加拉国留学生把我的话听到了心里,因为他还要通过科考实验拿到中国的学位。于是,第二天他出现在了餐厅,我嘱咐厨师给他做了碗面条。在我的鼓励下,他勉强吃了进去。按照我叮嘱的方法,最后他顺利完成了科考实验任务。

记:科考船在海上航行多日,您是怎样调节大家工作之余的精神生活的?

周:科考船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人会感到枯燥、厌倦。我想方设法带着大家搞出些乐子来,比如举行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比赛,让大家都动起来。除了运动比赛,我们还定期举行联欢活动,让大家各展所长。餐厅吃饭前后,我安排大家唱歌或玩游戏助兴,让大家感到置身于一个团结和谐友爱的群体。在生活上,我极力发挥女性魅力,周末组织大家搞个聚餐,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厨艺。

记:现在你儿子都10岁了,他对您很依恋吧?

周:他长到8岁时,对和妈妈的离别已经有了明确的概念。最近两次出海,每次他都会问我:“妈妈,你出海是不是必须去的?你能不能给领导说一下,把它推掉别去了!”我说:“儿子,不行啊,这趟任务已经确定了,必须去的!”儿子满脸失望。等到出發那天早上,我对满脸不舍的儿子说:“儿子,妈妈就要出海了,30多天以后咱们就能见面了,你在家要好好听大人的话!”听了我的话,儿子默默地在那儿抹眼泪,我当时也差点哭出来,只能极力忍着。没有我陪伴的时候,儿子并不像大人那样容易排解情绪。去年我出海时,听老公说儿子突然变得很顽劣,故意不听话,经常被老师批评。出海归来,我和儿子谈心,问他怎么突然变得不听话了,儿子这才说出了他的真实目的。原来,他是想通过表现不好这件事让我回来管他。知道儿子的真实想法后,我很心酸,但更多的是无奈。身为海洋人,尤其是女性,对儿女情长感触更深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海洋事业的热爱。

〔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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