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文学院， 西安 710100］

在13世纪中叶，蒙古大帝国的建立打通了欧亚大陆，再加之元代海外航线的开辟与一些驿站传讯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中西陆路交通与海上交通的发展，也繁荣了中西文明的交流。在中国蒙元时期，著名的来华使者主要有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法国教士鲁布鲁克和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他们成为沟通中西文明的媒介者，其在自己的游记中对中国的介绍与描绘，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在文学上，直接催生了一批描绘中国形象的作品，很多作家甚至把中国当成自己精神上的乌托邦。

一、中国形象的完美蜕变

（一）从“黄祸”到“道德完美者”的转变

欧洲人最早读到的关于中国的游记是1246年由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记录的访问蒙古所见所闻的《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游记描述了贵由汗盛典、蒙古人的风俗和技艺，虽然也将中国描述为东方富国，但主要突显的是其侵略性，如蒙古统治者对战俘的残酷，以及对自己臣民的压迫。随后是1255年法国教士鲁布鲁克的《东方行记》，里面描述了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与穿衣打扮，在他们的描述中，远东各民族生性凶残，在各方面都与欧洲人不同，因此，描述中国人的套话“黄祸”在此萌发。在这些游记中，中国人形象无疑是被丑化了的，此时的欧洲人对中国充满恐惧和敌意。

马可·波罗在蒙元时期来华标志着中国与欧洲交往的高峰，《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苏州、杭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中国人道德品行高尚，长相俊美，言谈举止文明，讲究礼仪。他第一次清晰全面地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欧洲人面前。

随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几乎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过中国形象，例如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第十回的第三个故事，就写了契丹国贵族那坦的宽宏大度，西方各地都哄传他的大名。有一个西方人想要超越他，也开始模仿他乐善好施，结果名气还是没有契丹人大，于是就起了杀心。当他要杀死契丹人的那一刻，契丹那坦没有害怕躲避，也没有及时还手，而是愿意将自己的生命送给这个西方人，这个西方人这时才知道自己与这位中国人道德境界上的差距，自愧不如，于是放下屠刀离开了。

又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出色的宫廷诗人博雅尔多，在《热恋中的奥兰多》中，写了青年英雄奥兰多追求美丽的契丹公主安杰丽嘉的传奇故事。之后，阿里奥斯托又在《疯狂的奥兰多》中续完了这个故事。诗中的东方公主安杰丽嘉的美貌，使基督臣民和阿拉伯人都为之倾倒。但是，美丽的契丹公主安杰丽嘉觉得欧洲在各方面都不如人意，让她难以忍受，最终由西班牙乘船回到她的“契丹”故土了。

同样，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描写了象征智慧与真理的神瓶，连作品中的伟大英雄庞大固埃都对其十分渴求膜拜，便与朋友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去往安放神瓶的中国聆听启示，这也可以看出拉伯雷对中国的崇拜与向往。

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中将集美貌、美德与财富于一身的奥利维亚称为中国人，可见莎士比亚也受时代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将中国人想象为富有与美德的化身。

（二）“中国——人间乐园”的出现

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西班牙从中世纪开始，也关注和垂涎物产丰饶的中国。到了16世纪，从西班牙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贯通，西班牙几次想派兵征服中国，占有中国这个人间乐园。这些交往对当时的西班牙作家也有所影响，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献词中写道：“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①这里面有作者对中国人间乐园的渴望，也夹杂着塞万提斯的和平意图。

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引起巨大影响的另一部作品是英国作家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这部作品更是将中国乌托邦化为一个人间天堂，中国在他笔下充斥着世界珍奇，到处都是财宝，没有穷人，食物多样，禽类都比西方的大两倍。大汗的宫殿，都用贵重的黄金珠宝钻石制成，大汗的宴会盛况空前，一片富庶祥和的景象。生活于其中的人，因为没有生存的烦恼，个个品德高尚，学识渊博，优雅文明，效忠大汗。除了对契丹族阔绰华丽、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的描写外，他还将其与西方城市进行对比，广州要优于巴黎，杭州要优于威尼斯，杭州在作品中被直接评价为天堂之城。对于中国大汗的描写也时刻与西方社会对照：“这一最为强大、最为圣洁的人间统治者，以及他的奢华、仁慈……必定会给西方许许多多暗淡无光的城市带来生气和斑驳的色彩……”②中国以及中国人作为正面的形象在西方文学中由此时一直延续到18世纪。

二、中国形象被乌托邦化的原因

（一）社会集体想象物对形象制作者的影响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对中国形象的描绘几乎都是乌托邦化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当时的作家受到整个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物影响的结果。在中世纪末期，由于现实中的蒙古军进犯欧洲，给欧洲人留下心理阴影，再加上来华使者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因为在中国没有实现自己传教的目的，并且受到蒙古大汗的威胁，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的评价是令人恐惧的，他们的游记也引起了西方整个社会关于中国“黄祸”论的想象。

后来马可·波罗将自己对中国的主观印象强加给了欧洲人，改变了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当然，马可·波罗的这种印象也离现实的中国有一定距离，他所描述的很多内容都有些神化中国，因为他所获取的中国印象是主观的、有限的。这主要是受到他个人身份的影响，他来中国受到忽必烈的器重，在元朝做官，决定了他所接触的都是上层人，看到的也是上层人华丽的物质生活；而又因为他的贵宾身份，决定了上层人对他的态度是极好的，这就形成了马可·波罗对中国的好印象。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作家因为自己没有亲自到过中国，无法获得对中国的直接印象，只能按照社会集体想象物去描绘中国形象。因此，莎士比亚、薄伽丘、博雅尔多、拉伯雷这些作家无一例外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保持了一致，将中国形象乌托邦化。

（二）形象制作者对自我意识形态的不满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学将中国乌托邦化，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蒙元时期确实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方面都超越了西方，当时中西文明交流频繁，中国四大发明进入西方社会，令西方人震撼，并广泛利用四大发明，西方人在绘画、雕塑、文学、哲学等各方面都极力模仿中国；另一方面，西方作家美化中国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精神安慰。他们通过与中国社会现实、政治制度对比，发现了自己的落后与贫穷。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对西方人追求财富欲望的压制，导致西方社会经济停滞，科学一片黑暗，人民思想愚昧。西方人在中国看到了追求财富带来的繁荣富庶和人的高贵文明，将中国乌托邦化，其实是对自我意识形态的不满，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人间乐园般的中国是西方人的理想归宿。在对自己的现实不满又无能为力的时候，西方人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看到了希望，企图以中国这个乌托邦来拯救自我。

从文学创作的需求出发，当时的西方作家对来华使者的游记中所描述的东方中国充满好奇，东方异域的神秘与不确定激起了他们的兴趣，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充斥着珍奇的中国也使自己的作品瑰丽绚烂、魅力无穷。而这种描述也能迎合当时西方人对于世俗享乐和财富的欲望追求，能够激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使自己的作品更受读者欢迎。

三、中国——西方人欲望理想的镜子

当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它一方面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投射出本民族的欲求和心理。理解他者和认识自我密不可分，剖析他者也是审视自我、建构自我的一种方式。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就像一个巨大的屏幕，当时的西方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自己的压抑和希望。马可·波罗和曼德维尔笔下象征财富与权力的“契丹形象”表达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对城市发展、自由贸易、统一市场的向往，激发了西方人的世俗欲望。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作为中国形象的塑造者，与其说他们是在言说中国这个文化他者，不如说他们是在言说西方自我，在薄伽丘笔下，契丹那坦心胸开阔、乐善好施、品德高尚，正体现了作者对于道德政治的一种向往。莎士比亚眼里的中国人也是集财富与美德于一身的，塞万提斯笔下谦和、追求和平的中国皇帝也寄托着自己的和平意图和世俗政治理想，博雅尔多笔下外表与内心一样美的中国人，拉伯雷笔下象征真理、财富、知识的中国以及曼德维尔笔下富庶祥和的中国描写，其实都是当时西方所缺失的。作者在言说他者的时候，其实是在言说自我的缺憾和理想。

文艺复兴文学中被过分美化的中国形象，有很多虚构和夸张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薄伽丘用夸张手法塑造了完全的利他主义者契丹那坦；《曼德维尔游记》中，用纯钻石做成的龙座，为突显中国大汗的威严，写他喝酒时，杯子会自动将酒注入杯中，飞到他手上，大汗喝完之后又会自动飞回原处。中国的巫师也很厉害，能将白天变为黑夜，黑夜变为白天。这些描写使中国充满传奇色彩，所以，文学中的中国离现实的中国有一定差距，是西方人按照自己的理想所塑造的他国形象。

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学中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展现，即使在同一时期也会呈现出大相径庭的面目，所以，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重点不在于去辨别中国形象的真伪，而是透过中国形象了解西方文明的发展和优劣，了解西方在特定时期与中国的关系及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欲望。也正是因为这些文学作品中对东方富国中国的描写，使得西方人对财富更加渴望，从而引发了之后的欧洲殖民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西方文学中对中国的描写也直接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经济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对中国形象的描绘及其对西方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给中国人以启示，从而重新审视自身文明的优劣和发展史。

① 〔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刘京胜译，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② 转引自〔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常绍民、明毅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