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朝

编者按：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马可·波罗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旅行家和商人，据称其17岁时开始随父亲和叔叔游历世界，曾在中国生活17年，受到元朝忽必烈可汗的接见;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当时富饶中国的景象，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甚至成为中国和意大利两国自古以来友好交流的见证。近日，美剧巨制《马可·波罗》又掀起了一股“马可·波罗”热。其实，国内外历史学界对“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游记》如何成书”的争论从未停息过。

马可·波罗，这位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因为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而为全世界的人民所熟知。他在游记中对元朝时中国社会状况绘声绘色的描述，在当时的欧洲引起巨大轰动，书中对中国“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夸张说法，更是激起西方人对东方神秘大国的无限憧憬。

然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是否就足以证明马可·波罗一定来过中国？书中所描绘的景象是他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马可·波罗留给世人的是真相还是弥天大谎？这些历史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始终徘徊于否定与肯定之间，争论如同潮起潮落。

质疑之声的涌现

对马可·波罗的质疑之声，早在《马可·波罗游记》成书之时已然出现。书中对中国地理、事物的描述，远超出当时欧洲人的认知极限，保守的欧洲人认为这只是一本“荒诞不经的神话”。存于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的《马可·波罗游记》抄本的抄写者阿梅利奥·博阿吉西，在1392年甚至表达出这样的态度：“我所抄写的威尼斯马可·波罗先生的书到此为止……这本为消遣和排忧而抄写的书，尽管看起来难以置信，但他所说的不是撒谎，甚至他谈的也不是一些神迹，他所谈的事很可能是真实的，但我不相信。”这种质疑之声在现在看来，完全归咎于当时西方人的认知局限。《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当时中国社会、事物的描绘，虽有一些夸大成分和不准确之处，但仍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而且对某些制度、技术详细的介绍甚至与中国史料中的记载无异。

当时的元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经济、科技鼎盛发展的时期，所取得的科技成果远远超出当时欧洲人的所见所闻，一些欧洲人产生怀疑也在情理之中。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中西方交流不断加深，《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些描绘也得到了证实，所谓的一些质疑也就烟消云散了;之后此书不但受到西方人的大力推崇，还被誉为“世界第一奇书”。

历史的这一篇章就此翻过，但我们仍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追寻真相的脚步还在继续。

19世纪90年代，英国研究马可·波罗的专家、也是《马可·波罗游记》英译本的译者——亨利·玉尔就在其所译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导言中指出许多纰漏：像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长城、汉字、印刷术、茶叶等事物均未有记载;像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不用汉语而用波斯语或鞑靼语;对成吉思汗之死及其子孙世系关系甚至出现错误……他虽然指出书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但并未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产生质疑。

1966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福赫伯在其一篇名为《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的报告中指出：马可·波罗把回族人思玛因向忽必烈进献抛石机的功劳算在了自己的头上，但据可靠史料证明，当时的马可·波罗还在去中国的途中;而马可·波罗声称自己在扬州做过官，但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可以说明确实如此;同时马可·波罗在书中从未提及中国茶叶和汉字等事物的问题也让人产生疑问。这些问题使他对“波罗一家长期住在中国”一说产生怀疑。但他也只是怀疑，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疑问的准确性，最后，他只好“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

1979年，美国学者约翰·海格尔在检读《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时，亦发现其中存在许多矛盾和可疑之处，并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看到的问题》一文，认为马可·波罗可能只到过北京，除此以外对其他各地的记载都只是有所耳闻而已。1982年，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的克雷格·克鲁纳斯在《泰晤士报》发表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的文章，继续对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提出质疑。

1995年，前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郎西丝·伍德编写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问世，她作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否定者，在书中提出了诸多疑点。她指出，马可·波罗一行的事迹在浩繁的汉文文献中的缺失，这一点就颇“耐人寻味”;她甚至认为马可·波罗连黑海以外的地区也没有到过，而且在威尼斯的档案中也未有提及其家族与中国有直接接触。此书举证甚多，泛泛而看，貌似“马可·波罗从未来过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成定论。

针锋相对的反驳

相对于外国学者的广泛质疑，中国多数学者则倾向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说法。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马可·波罗虽然声称自己在中国生活了17年，但自元世祖末年至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从未听说过此人的名字。中国人对马可·波罗的知晓，始于1874年映堂居士发表于《中西闻见录》第二十一号上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一文。从那时起，中国人才渐渐熟知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人眼中，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虽然中国史书未记其人，但因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事物的细致描写，使得多数中国人宁可信其有;而且相关学者还拿出有力的证据，与西方学者据理力争。

早在1941年，中国元史研究专家杨志玖先生就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三人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其中3位使者的名字恰巧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提到的3位波斯使者的名字完全吻合。他的这一发现随即得到大多数中外学者的认可，并被广泛引用，成为证实马可·波罗中国之行最具权威的论据。这条史料虽然很有价值，但也只是间接证据，在寻找直接史料证据的道路上，中国学者任重而道远。杨先生作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坚信者，还与国外学者展开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激烈争论，对海格尔与克鲁纳斯两人的观点进行了一一反驳。在伍德的著作面世之后，他的反驳也随之而来，认为史书存在“漏记”并不能作为否定任何一部“游记”的充分论据;他还对伍德的某些疑问予以澄清且对伍德著作本身存在的逻辑问题加以批评指正，从而明确地回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一些中国学者为了声援杨先生的观点，甚至对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路线和年代做出细微的考证。至于为何中国史籍中从未出现马可·波罗此人，杨先生还给出这样的解释：“在元代，先后于马可来华的西方人并留有‘游记’的为数不少，像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鄂多立克，法国教士鲁布鲁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伯图素等，他们在中国史籍均无迹可寻;就连元末来华的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于1342年到达上都向元顺帝献马一事，《元史》亦只记马而不述献马人。以此类推，马可不见中国经传并非反常。”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多数学者对“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持肯定观点，但仍然理性地承认其“游记”中确实存在一些夸大与不实之处。

至此，关于“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这一争论已明显分成两派：一是否定者，二为肯定者。两派各有其理，相持不下。争论结果依然未见分晓，历史的真相仍被薄雾笼罩着。两派的纷争看似已经平息，但谁都没有停下继续寻找可靠证据的步伐。

争论背后的焦点

这个争论的背后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假如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那么一本被世人称道的奇书是如何写成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故事蓝本很有可能是马可·波罗在游历于中亚、西亚时，从到过中国的波斯人口中得到的“二手故事”;然后再加以整合，构思成属于自己的故事。也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可能是将他人所写的游记照搬到自己的书中。不管到底哪种说法属实，这两种说法都表明书中所写的并非马可·波罗的亲身经历，这也恰恰印证了为什么书中会存在一些失实之处。

而关于《马可·波罗游记》之所以出现很多纰漏，“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者则有更为理性的解释：马可·波罗与鲁思梯谦诺共同签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初稿已经失传，现在保存最早的写本也经过改定和加工;而且在此后的译本里，还出现译者自行添加的内容，如赖麦锡在译本中就加入了更多生动夸张的故事和许多不见于其他版本的情节，其之后的译者更是照此译本加以翻译与添加。他们的目的或许只是为了增加“游记”本身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但也在无意间降低了《马可·波罗游记》作为一部史料的严谨性，从而使书中出现多处与马可·波罗本人无关的事，更令世人产生种种疑问。

虽然《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种种纰漏一直为史学家所诟病，但其记载的内容也并不是无可称道之处。书中对杭州有过如此描述：“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周围达30英里，风景优美。”这一记载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中国宋代古籍中得到印证。不仅如此，书中对苏州的桥、北京的卢沟桥等记载也使学者为之惊叹。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或许“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可能指的是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马可·波罗游记》不经意间拉开了欧洲征服大海、进军世界的大幕。正是这本“奇书”激发了欧洲人去东方寻找财富的梦想。当带着对黄金、香料强烈渴望的欧洲人勇敢踏上大海的征程，属于欧洲的“航海时代”来临，在东西方之间交流不断加深的进程中，世界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游记”中所描绘的富有而神秘的东方古国，也更真实地呈现在欧洲人的眼中。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也使得“马可·波罗是谁？他是否来过中国？”这一争论多少显得无足轻重。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