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兆雨［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其产生深刻的精神变动。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动使之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出积极和消极的双向特征，在知识分子形象积极性和正面性的主流中，本文旨在关注的是其中呈现出“问题”的一面，并由“问题”出发试图寻找重建知识分子形象的答案。在文学现实中，知识分子形象由20世纪80年代的受难英雄变为面目模糊的“庸人”，具体表现为在物质生存困境的挤压下精神信仰的矮化和溃退。知识分子在其整体性蜕变过程中，首先面对的是其精神导师的死亡，失却了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在面对选择时存在一种无法抗拒世俗物质诱惑又留恋崇高的“惶惑”。伴随着时代的震动，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被选择精神“背叛”和物质俯首所置换，在此基础上发生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物质伦理“继承”的循环。新时期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戏剧性变化具有镜像与反思现实的重大意义，作为集人类知识、精神、信仰于一体的精英群体，知识分子有必要在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面前理性反思并重新构建自我。

一、物质生存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经济大潮汹涌而来，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诉求渗透至社会各层面，改变社会生活方式，形成欲望化追逐利益的社会文化心理，知识分子形象系谱正是镶嵌在这种现代主义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中。知识分子作为具有反抗能力和意志自由的精英，并无法以个体力量抗衡奔突而至的经济大潮，反而在其裹挟下显现出普遍性的妥协退让，这与弗兰克·富里迪的论断存在极大的一致性，“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知识分子常常在压力下妥协、退缩，顺从盛行的文化风气”。精神充实的自我体认在经济逻辑语境下被置换为通过世俗人生的价值确证自我，这一转换意味着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功利化世俗化转向。现实社会知识分子处境的变化使作家面临关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想象，以物质为诉求来实现个人意义、拯救自我的社会文化心理，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琐屑化和欲望化的形态，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所言：“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并不认为对金钱和权力的顶礼膜拜的世俗化表现与价值观念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失序和断裂的社会语境中，知识分子为摆脱日常生活的困境，保障个人与社会的有机性关联，对金钱、世俗、物质欲望的屈服成为其有效手段。事实上，知识分子对于物质生活的俯首并非轻而易举，他们不仅需要在精神追求与物质生存之间进行艰难抉择并导致持续性的焦虑，搁置生活的可能性意义和价值向度，同时物质世界给其造成的生活困境与人生压力绝非象征性地指认其宰制地位便能轻易消解的，经济逻辑下形成的物质生存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更多来源于知识分子的某种自我选择与自我实践。

阎真的《沧浪之水》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系谱提供了典型形象，充满精英主义人文理想的池大为因日常生活不能承受的“鸡毛”之重压迫得淹没于茫茫人海，琐屑世俗化成为以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难以逃离的生存状态。琐屑世俗生活的烦恼和艰难在一定程度中压抑着人的欲望，市场经济唤醒知识分子的个体生命意识，对以往的贫困和束缚感到难以忍受，人类为超越这些物质的囚禁不得不产生更强烈的欲望以改变俗世生活。生存困境阻碍人生命生长的倾向，知识分子以一种爆裂的欲望冲破物质生存覆盖和压抑，世俗化成为知识分子超越琐屑化世俗化物质生存困境的途径。来自现实生活中无数细小而复杂的琐事带来的覆盖和压抑使池大为放弃独善其身的坚守，为改变卑贱和低卑者的形象，他用欲望把自己从“贱民”的阶层分离出来。与此同时，这种放弃也包含着池大为的个人选择，越充满欲望便越拥有权力，越是泯灭自我越能融入物质化的伦理并在其中如鱼得水。“有时他们会出卖他们的意志自由，以换取舒适的生活，有时他们的理想主义仅仅是掩盖对其个人利益的坚决追求。”知识分子投身经济市场和政治体制，体验到这种俯首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力，便有可能沉湎于这种世俗社会自我确证的满足感。此时的知识分子不仅突破了琐屑的世俗生活所带来的重压，并且获得了全新的自我满足的体验。在利益互动逐渐成为普遍原则的社会环境当中，知识分子以其自身的优越性以更圆融的方式迅速进入一种新的“规范”与伦理之中，并在获得某种权力后，加入到物质化伦理规范制定者的行列之中。知识分子曾经的诗人气质与诗人梦想代表一种人文理想和人文关怀，在生存困境的阻碍下，理想被更实际更物质化的追求所置换。从人文精英到“成功人士”的转化是知识分子的“再生”，放弃与世俗精神的抗争而融入物质化的消费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处境的变化产生了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想象，在利益互动的市场经济语境下，知识分子对物质化伦理的俯首映照于知识分子形象之上，他们于日常生活中出现琐屑化和欲望化的生存形态。知识分子因受到琐屑现实生活的打磨而产生一种超越重压的“精力”，而这种“精力”则以欲望化为表征。知识分子琐屑化和欲望化生存形态的产生不仅来源于所谓的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下生存境遇的艰难，同样来自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为获得世俗社会自我确认而做出的出卖意志自由的选择。这意味着，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对世俗的妥协并非他们尴尬的全部。

二、精神信仰的矮化历程

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摩罗和德思拉利尔曾以公众福祉为目标，但随着岁月流逝却成为忍受心灵怠惰与情感迟钝的雄心壮志消沉的知识分子，福楼拜愤怒和失望于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不能维持其常轨。事实上，《情感教育》描写的不只是19世纪西方社会之真实，它同样受用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随着知识分子面对的物质生存困境，知识分子在逼仄的物质生存空间中所做出的自我选择与之相应地产生其精神形态的无根与混沌。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价值理想被瓦解，他们所赖以自我确认的神圣使命、终极关怀等充满悲壮色彩的理想顷刻间化为乌有。作为真理与正义之师的具有解放与启蒙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受到形而上的热情及正义、真理感召而反抗不完美或压迫的知识分子神话不复存在。作为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死去，“导师死了”直接导致知识分子精神的空虚与困惑，在经历彷徨挣扎后的知识分子做出了“告别崇高”的决定，由此产生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则成为一种“溃败精神”的导师。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经历了“导师死了”——“惶惑”——“背叛”——“继承”四个阶段的价值，这个往复的过程映照着知识分子精神信仰矮化的继承与循环。

“导师死了”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文化现象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传达了知识分子对于精神价值失落的集体性感受。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何顿的《喜马拉雅山》等作品无不弥漫着“导师死了”的沉重气息。知识分子是普遍理性良知的代表，是“漫漫长夜的守更人”，承载着本质性的责任。但当知识分子具有的崇高意识和高贵气质受到物欲冲击与抑制时，对社会历史有着普遍性承担的知识分子精神便开始死亡。李洱的《导师死了》是知识分子作为启蒙精神导师死亡的宣言，小说中民俗学家常同升教授的“知识分子”精神诉求被彻底抛弃，追求物质享受和官能刺激表现着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变异。他与弟子吴之刚的妻子保持暧昧关系，为情欲需要将其调到高校授课，压制学术上更有建树的同仁，更有让女儿为他裸浴等变态的精神行为，这昭示着作为导师的常同升精神上的不堪。常同升和其弟子吴之刚所研究的民俗学是作为现代性启蒙客体的科学，学科特点决定了二者的知识分子的启蒙精英身份，二者之死则成了启蒙精英之死的表征。《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父亲池永昶是一个坚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作为池大为的精神导师出现。他在《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后面的自画像中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句《史记》中赞颂孔子的诗成为池永昶的精神信条。池大为将饱含父亲精神信仰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在其父坟前烧掉，显示出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被告别和被死亡。我们也可以把池大为的精神导师由池永昶追溯到孔子，小说中多次喊出的“孔子死了”的口号，孔子作为至圣先师，是一切导师的导师，他的死意味着一种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精神价值的断裂和消亡。

“导师死了”导致知识分子失去某种精神信条而显示出对价值选择的“惶惑”。一方面，面对生存的重压与新的社会“秩序”，知识分子丧失了某种理性意识，对社会具有普遍性承当的知识分子精神死亡，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虚化；另一方面，“导师死了”并未完全割断知识分子与其精神传统的全部关联，在市场经济唤醒其生命意识的同时，知识分子并不完全认同物质化伦理具有终极意义的合理性。既未完全告别过去又无法融入当下的中间状态使知识分子在面临价值选择时产生空虚惶惑之感。贾平凹《废都》中西京四大文化名人的代表人物庄之蝶是极具惶惑特质的知识分子形象，庄之蝶在文化溃败的现实中企图通过欲望冲破压抑，顶着知识分子的桂冠颓废放荡。他在欲望中逃遁，情欲无度显示出他在失序的社会语境中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当他欲望干涸、肉体萎靡的时候则流露出与放纵时的肆意不同的伤感，知识分子身份失落和精神溃败此时置换了物欲享乐的满足。知识分子在精神信仰与物质伦理间的选择成为知识分子永恒的困惑，这种中间形态构成了知识分子最为痛苦的挣扎。20世纪90年代的庄之蝶代表了生命之轻的惶惑，《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则受到生命之轻与生活之重的双重挤压，具有新世纪的文化意义。池大为“关注意义甚于关注生活”，在混乱的官场秩序中保持清高，在经历一系列不公正的事件后，他无奈改变初衷。池大为意识到不必再去坚守什么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堕落的“快意”和“恐惧”。于“快意”和“恐惧”二字之后，更清楚地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在选择自我堕落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撕心裂肺的挣扎和困惑，既满足于自我放逐所带来的精神满足，又惧怕这种价值失范所产生的精神缺失。随时代迁移而变化的知识分子正如流亡者一样，“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伤感，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知识分子对过去的告别并非决绝，对当下的融入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知识分子在逐渐放弃原有的信念和价值时所经历的焦虑和惶惑是他们在“告别崇高”过程中最深刻、最复杂的情绪，这一过程包含着所有价值溃败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痛史。

当知识分子告别了价值置换所产生的惶恐痛苦之后，走上“背叛”之路便不那么沉重，对于新的伦理和秩序的认可与融入则表现得极为轻松与熟稔，并不再对其“背叛”显示出愧疚感。在池大为的惶惑中有他的痛苦挣扎，他在妥协现实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精神失落的生命隐痛。但到了张者的《桃李》中，知识分子已经从惶惑焦虑走向了并无悔意的“背叛”。利益互换社会语境中的所谓“成功”，激发了邵景文更多的贪念，毫无掩饰的享乐彻底撕裂了他知识分子的外衣，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背叛者”。到了邵景文这里，知识分子在面对精神强迫时已经无意识地弱化了其自身的精神挣扎，而是自觉把自己改造成在物质和精神双方面都快乐的消费者。邵景文在背叛崇高，选择向物质化伦理俯首时，又成长为一种新的精神导师，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继承了邵景文们溃败的价值选择。《桃李》中邵景文的弟子们是法学院的硕士、博士，这些学生无一例外地受到邵景文的影响和“塑造”。邵景文带着学生参加一些法律诉讼，学生因而得到利益，在其导师提供的经济资源之下泡吧、去舞厅，消费快乐。在《桃李》中，男性知识分子被符号化为嫖客，而女性知识分子则成了娼者和掮客。他们共同为“物质和性而奋斗”，快乐地接受欲望的无边诱惑。邵景文被称学生为“邵圆满”就显示出学生们对其“成功”的认同和欣羡，这表明新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已经彻底混沌化，园丁和桃李精神的传承已异化为对溃败的精神形态的无痛继承。上一代知识分子在“快意”与“恐惧”之间所经历的焦虑迷茫的复杂情绪与痛苦挣扎，在新生知识分子这里直接被全部的“快意”所取代，这意味着新生知识分子成为“背叛者”的“继承者”。

三、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建

知识分子是关乎民族命运和社会未来的群体，重新构建知识分子形象存在合理性与必要性。第一，从创作主体的理性叙述。书写者不可仅将视线聚集于知识分子的琐屑沉沦之上，而要在历史现实基础和现代文化语境上，切实感受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合理构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第二，重拾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由于知识分子形象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镜中之像，知识分子形象建构在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形态之上，知识分子形象重建的根本在于现实社会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性改观，因而自觉地重拾知识分子的公共使命和独立精神是知识分子形象重建的核心。

知识分子形象由崇高到矮化，由“圣贤”到“魔鬼”的变化，包含着作家对这一阶段知识分子的反思与批判，为知识分子提供镜像自我的标本，具有积极意义。但作家对知识分子的“爱之深”导致“责之切”，将反省批判的深刻程度与形象的丑陋程度挂钩，因而产生了某些极端的、漫画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将个体的卑琐荒谬泛化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欲望化符号们的“群魔乱舞”。不可否认，这些叙写在变化的时代语境中存在一定合理性和可能性，却并不足以涵盖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事实上，仍有一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和群体价值的坚守，这些知识分子艰难而又顽强地抵抗着遗忘，承担着其责任与使命，提供着一种微弱却颇具意义的示范力量。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是多样的，仅用某一个“典型”代表整体，以特殊性置换普遍性，就消解了知识分子作为群体的多样化和丰富性。知识分子群体形象的建立是不同作家的不同书写共同构成的，这便要求作家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时采取多样化的视角，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观照知识分子，从而形成完整、丰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圆形”形象。同时，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具有某种令人敬畏的文化权威和影响力，对知识分子批判本身恰恰体现了对其思想力量的承认，知识分子形象的精神力量最终会在现实世界中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当知识分子形象的庸常与溃败铺天盖地地覆满文学世界时，同时也映照到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并产生精神影响。因此，书写者应以一种理性的意识切实感受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对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合理性想象。不可只将目光凝视在琐屑、庸常、沉沦、溃败的层面，也要关注知识分子在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惑挣扎与“告别崇高”时的心灵痛史。更为重要的是，书写者需在切实思考社会和知识分子价值时赋予其一定的精神信念，表达出对知识分子生命价值的虔诚与生命尊严的坚守。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知识分子形象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镜中之像。知识分子形象重建不仅要求书写者理性叙述，从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来看，更要求知识分子群体重拾其精神价值。“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公共使命与独立精神，思想史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左拉的《我控诉》成为知识分子的宣言，它意味着知识分子作为“真理与正义之宗师”的诞生。在任何思想家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描述中，我们都能确切地找到知识分子与追求真理和理想相关的依据。知识分子必须保持公共属性，承担社会伦理化使命。正如萨义德所言：“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人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知识分子在追求独立人格的同时，不受任何意志左右有效判断现实秩序，“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中国知识分子也向来具有西方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公共承担的传统，从“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的复归，我国知识分子以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承担着公共关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表现出某些忽视公共承担的“庸人”化的倾向。许多学者将其变化归咎于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市场经济的介入，认为这二者的强大推力将知识分子推向边缘，使其失却人文精神。政治权力与市场力量之强大不可否认，而且确在客观上改变知识分子群体的嬗变轨迹。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尽管市场和政治权力的力量对知识分子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是他们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溃退。西方知识分子以反市场之道而行之得以确证价值，同时存在一些知识分子顺应市场来实现其文化影响与公共承担。从这一角度来看，面对市场化所作出的任何选择都可以为知识分子实践公共精神提供相应助力。同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不可避免地被引向政治生活，知识分子以或“制造”或“对抗”主流的行为，永久地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度，知识分子都生存于政治权力的语境之中，这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独有问题。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精神的阻滞存在于世界范围内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因而这并不是我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精神溃败的所有原因，究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主观的精神选择。对于独立精神和公共承担的“遗忘”产生于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的自我调适，他们在生活之重中选择生命之轻，由“对抗”正统与教条的一方调整向“顺从”或“制造”的一方。知识分子的行动依赖的是一种意识，对于这种意识的告别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立足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的重拾取决于知识分子理性思考历史和现实的一种“自觉”。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表现出对物质化伦理的俯首与精神信仰的颓败，矮化的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种书写潮流。这类形象的塑造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承载着书写者对当代知识分子陷落所饱含的深切焦虑，其严厉的批判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力量的承认与寻找失落精神的苦涩企盼。溃退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存在的精神问题，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镜像自我与反思自我的标本。知识分子形象将对现实生活产生精神影响，因而有必要重建知识分子形象。无论是要求书写者理性叙述或是知识分子“自觉”地重拾其公共精神，都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但这种遥远的希望终会激发知识分子们无畏前进的力量。